《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and aging》:Association between living arrangements in early old age and subsequent trajectories of protein intake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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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老年人早期居住安排与后续蛋白质摄入纵向轨迹之间的关联。尽管既有研究多强调居住安排对营养摄入的影响,但通常仅限于评估同一时间段内的关联,而早期居住安排如何随年龄增长影响蛋白质摄入的纵向发展仍缺乏充分理解。研究人员利用1997—2011年中国健康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老年人早期居住安排与后续蛋白质摄入纵向轨迹之间的关联。尽管既有研究多强调居住安排对营养摄入的影响,但通常仅限于评估同一时间段内的关联,而早期居住安排如何随年龄增长影响蛋白质摄入的纵向发展仍缺乏充分理解。研究人员利用1997—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的数据,纳入1,162名65—79岁的参与者。首先应用群体轨迹模型(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 GBTM)识别蛋白质摄入的潜在轨迹;继而采用潜在马尔可夫模型(Latent Markov Modelling, LMM)估计每位参与者的居住安排状态序列,并据此提取早期老练阶段的居住安排模式;最后通过多项逻辑斯谛回归结合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IPW)方法,检验早期居住安排与后续蛋白质摄入轨迹之间的关联。GBTM识别出三类日蛋白质摄入轨迹:低轨迹、中轨迹和高轨迹。LMM揭示了早期老年阶段的三种居住安排模式:独居(independent living)、配偶同住(spousal co-residence)和多代同住(multigenerational co-residence)。经IPW调整后,与独居者相比,配偶同住者处于高轨迹(相对于低轨迹)的相对比值比(relative odds ratio)为1.95(系数=0.67,95%置信区间:0.24—1.12),多代家庭同住者为1.62(系数=0.48,95%置信区间:0.07—0.93)。然而,上述同住模式与中轨迹之间均未观察到显著关联。该研究证实了初始居住安排与后续蛋白质摄入轨迹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提示配偶同住与更高且更稳定的蛋白质摄入模式持续相关。
本研究发表于《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and Aging》,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7—2011年的纵向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早期居住安排与其后续蛋白质摄入轨迹之间的关联。
**研究背景与问题**
营养不良是老年人群体中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可导致发病率上升、功能衰退及死亡风险增加。与年轻成人不同,老年人群预防营养不良需特别关注充足能量与蛋白质摄入。合成代谢抵抗(anabolic resistance,即骨骼肌对氨基酸及合成代谢刺激如亮氨酸、mTORC1激活、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反应性降低)是年龄相关的蛋白代谢受损的核心机制。充足蛋白质摄入有助于老年人维持肌肉量、预防肌少症(sarcopenia)、保持免疫功能及促进伤口愈合;然而长期过量蛋白质摄入,尤其是动物来源蛋白,也可能增加癌症、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风险。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学会(ESPEN)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蛋白摄入应较年轻人高出约20%—30%。全球范围内,蛋白质摄入通常在成年早期(约20—40岁)达峰后逐步下降,导致生理需求与实际摄入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纵向数据显示,1991—2018年间,中国老年人群动物蛋白占比从18.2%升至28.7%,但蛋白质摄入低于平均需要量的比例从35.6%升至44.0%,高于推荐摄入量者则从56.7%降至47.3%。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数据进一步显示,1990—2023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的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患病率从每10万人1,361例升至2,435例,凸显了老龄化人口营养脆弱性的加剧。
既往研究表明,老年人蛋白质收入受食物可负担性、咀嚼能力、膳食模式等因素影响。除这些经济与健康决定因素外,居住安排(living arrangements)也被发现对膳食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农村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往往在餐食准备和食物采购方面获得直接支持,有助于维持充分营养;有年幼家庭成员的家庭通常具有更高的膳食多样性,但肉类消费较低。然而,同住对营养益处的证据仍不一致,部分研究发现与年轻一代同住并未改善膳食质量。相比之下,独居老年人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更高,部分原因包括烹饪能力有限和社交性进食机会减少。
从生命历程(life-course)视角来看,衰老被视为一个动态且可塑的过程,早期生活家庭环境是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居住安排与营养摄入的横断面关联,未能充分揭示早期老年阶段家庭环境如何决定后续蛋白质摄入及营养状态的纵向轨迹。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采用动态纵向方法,估计早期老年居住安排与后续蛋白质摄入轨迹之间的关联。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CHNS公开数据,构建1997—2011年共6轮调查的面板数据集。样本纳入标准为:调查期间年龄65—79岁,且在65—79岁期间至少参与三轮调查;经排除缺失值及异常值后,最终纳入1,162名参与者。核心分析方法包括:GBTM用于识别日蛋白质摄入的年龄相关轨迹,以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最小值及子样本量不低于5%为最优轨迹数判定标准;LMM用于识别65—79岁期间居住安排的潜在状态序列,以配偶、成年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其他同住者四个二元指标为观测变量,通过维特比(Viterbi)算法获取每位参与者最可能的潜状态序列,并以65岁时的潜状态作为早期居住安排的代理变量;最后采用多项逻辑斯谛回归分析早期居住安排模式与蛋白质摄入轨迹的关联,并应用IPW控制潜在选择偏倚,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采用百分位Bootstrap法(1,000次重抽样)估计。
**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特征**:纳入1,162名符合条件的个体,男性占47.07%。基线中位年龄67岁,中位日蛋白质摄入1.02 g/kg,平均随访记录3.68次,平均随访时长7.62年。
**日蛋白质摄入的潜在轨迹**:GBTM识别出三条轨迹。低轨迹(low trajectory)群体占总样本26.07%,其总蛋白质摄入持续处于低位且随年龄下降,日均摄入从65岁时的0.80 g/kg降至79岁时的0.62 g/kg,动物蛋白占比约24.38%且无显著年龄趋势。中轨迹(medium trajectory)群体占59.35%,日均摄入从65岁时的1.13 g/kg降至79岁时的0.96 g/kg,动物蛋白占比从28.34%稳步升至32.16%。高轨迹(high trajectory)群体占14.58%,日均摄入从65岁时的1.68 g/kg降至79岁时的1.14 g/kg,动物蛋白占比从24.09%缓慢升至35.72%。
**早期居住安排模式**:LMM识别出三种模式。独居模式(independent living)占比9.90%,与配偶、成年子女、孙子女及其他同住概率均极低;配偶同住模式(spousal co-residence)占50.17%,以与配偶同住概率极高(0.99)、与其他同住概率极低为特征;多代同住模式(multigenerational co-residence)占39.93%,表现为与配偶同住概率中等(0.61)、与成年子女同住概率很高(0.93)、与孙子女同住概率较高(0.68)。93.89%的参与者在65—69岁间保持同住状态稳定。
**早期居住安排与蛋白质摄入轨迹的关联**:以独居模式为参照、低轨迹为结局参照,未调整模型中配偶同住模式与高轨迹显著关联(系数=0.55,95%置信区间:0.20—0.92),多代同住模式与中、高轨迹均显著关联。调整混杂后,配偶同住及多代同住与高轨迹的关联仍显著(系数分别为0.64、0.44)。IPW进一步校正选择偏倚后,配偶同住者处于高轨迹的相对比值比为1.95(系数=0.67,95%置信区间:0.24—1.12),多代同住者为1.62(系数=0.48,95%置信区间:0.07—0.93);但两种同住模式与中轨迹均无显著关联。以66—69岁居住安排为暴露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分析一致。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提供了早期居住安排与中国老年人后续蛋白质摄入轨迹之间关系的纵向证据,揭示了独居状态下老年人的风险及社会支持网络对维持良好营养的关键意义。研究发现的三条蛋白质摄入轨迹中,低轨迹群体的基线水平显著低于西方国家,且中国老年人动物蛋白摄入比例亦较低,反映了植根于食物匮乏历史经验及"少食""粗食"等文化信念的持久膳食模式。
配偶同住和多代同住均对老年人蛋白质摄入具有保护效应,且配偶同住的正向关联略强于多代同住,提示同住状态本身而非同住者特定身份可能为改善膳食质量的关键因素。配偶的影响力可通过膳食行为监控和健康促进来解释;多代同住的积极效应则可能源于年轻一代直接参与餐食准备的情感与工具性支持。然而,多代同住的保护作用可能受家庭关系质量制约,且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选择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可能本身营养水平较低。
研究同时指出,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育率下降,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正从多代同住向小型化家庭和独居转变,传统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在此背景下,构建家庭之外的社会支持网络成为应对老年人营养脆弱性的关键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在老年人集中区域推广社区助餐服务、建立常规营养监测系统、鼓励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及邻里保持定期互动并参与社区活动等。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其一,尽管采用逆概率加权控制选择偏倚,但早期随访中慢性病、衰弱及躯体功能状态等信息收集有限,未测量因素的残余混杂可能影响估计。其二,膳食数据基于自报的三日连续膳食回顾,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尤其对零食和饮料等非餐食物。其三,研究仅覆盖居家老年人,未纳入长期住院、宾馆或养老机构居住者,样本排除可能掩盖特定亚人群的营养挑战。其四,研究仅聚焦居住安排对蛋白质摄入轨迹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利用更大纵向数据集,采用基于群体的多轨迹模型(Group-Based Multi-Trajectory Modelling, GBMTM)等方法探索多种轨迹的复杂互依与协同演进。其五,本研究将早期居住安排视为静态暴露,未考虑丧偶、子女离家等后续动态生命转折对营养轨迹的额外影响。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为中国老年人早期居住安排与蛋白质摄入轨迹的关系提供了纵向证据。研究识别出低、中、高三条蛋白质摄入轨迹,低轨迹基线水平显著低于西方国家;中国老年人动物蛋白摄入亦处于较低水平。与早期独居相比,配偶同住和多代同住对老年人蛋白质摄入具有显著保护作用,使其保持更高水平的蛋白质摄入。这些结果提示,同住状态而非同住者的特定身份,与老年人群更好的膳食质量呈现一致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