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ecular Psychiatry》:Effects of family genetic risk scor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risk of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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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和环境风险因素均参与精神分裂症(SCZ)和双相情感障碍(BD)的发生发展,但既往缺乏在大规模人群中同时考察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风险的综合性研究。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探究并量化多代累积遗传风险指标(家族遗传风险评分,FGRS)与环境暴露如何共同导致SCZ和BD的发
遗传和环境风险因素均参与精神分裂症(SCZ)和双相情感障碍(BD)的发生发展,但既往缺乏在大规模人群中同时考察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风险的综合性研究。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探究并量化多代累积遗传风险指标(家族遗传风险评分,FGRS)与环境暴露如何共同导致SCZ和BD的发病风险,以及这些关联在两种疾病间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基于瑞典国家登记系统开展了一项配对嵌套病例对照研究,纳入1988-2013年间确诊的3057例SCZ患者和15029例BD患者。研究人员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来确定已确立的环境风险因素(包括不良童年经历(ACEs)、物质使用、不良围产期因素、儿童期感染、城市出生及最长居住时间)以及FGRS(五分位数分组)对SCZ和BD的单独及联合效应,同时估算环境暴露的人群归因分数(PAFs)。结果显示,FGRS与SCZ和BD风险呈递增性关联,最高五分位数组风险最高(SCZ:IRR 9.63,95% CI 7.17-12.94;BD:IRR 6.30,95% CI 5.80-6.84)。FGRS与大多数环境暴露均与SCZ和BD风险独立相关。物质使用(SCZ 18.3%;BD 13.2%)和ACEs(SCZ 14.1%;BD 19.8%)的人群归因分数最大。FGRS与SCZ和BD风险升高相关,且与环境风险因素基本独立。可潜在干预的因素ACEs和物质滥用在所有病例中占比适中,对BD(PAF 19.8,95% CI 18.4, 21.2)和SCZ(PAF 18.3,95% CI 17.6-19.0)尤其具有显著影响。
该研究发表于《Molecular Psychiatry》,旨在系统探究家族遗传风险与环境因素对精神分裂症(SCZ)和双相情感障碍(BD)的联合影响机制,为制定针对性预防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SCZ和BD的发病受遗传 factors 和环境 factors 共同影响,但两者的交互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家族、双生子及分子遗传学研究一致表明,SCZ和BD具有较高的遗传率(heritability)且存在强遗传相关性(genetic correlation),众多共享遗传位点已被鉴定。具SCZ或BD家族史的个体,尤其是一级亲属,患病风险最高。然而,既往整合家族史的研究多采用简单的二分变量(患病/未患病),往往依赖自我报告且存在偏倚。近年来,更全面的遗传风险量化方法——家族遗传风险评分(FGRS)逐渐被应用于精神病学研究。FGRS是基于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疾病发生率,综合考虑遗传相关度(共享DNA比例)、亲属诊断年龄、同居效应(以解释共享环境)及家庭规模的多代累积遗传风险指标。结合国家登记诊断数据,FGRS可提供跨越数代的高质量家族遗传风险测量,且适用于全体研究人群。既往研究已证实FGRS对主要精神障碍遗传结构的重要洞察,并与SCZ、BD诊断类别具有高度一致性,但FGRS与SCZ或BD诊断风险的关联强度尚未被量化。
近年来,研究人员利用瑞典国家登记数据系统考察了多种环境因素与SCZ和BD风险的关系,识别出多项共同风险因素,包括童年逆境、不良围产期因素、物质使用、感染及城市环境(SCZ风险增加,BD风险降低)。然而,在大型人群样本中,全面家族风险指标如FGRS如何影响这些环境因素相关风险,尚未在SCZ和BD中得到探究。鉴于SCZ和BD的环境风险因素存在大量重叠,其与遗传风险的交互作用模式可能有所不同,这为区分两种疾病提供了潜在途径,但这些因素对总体疾病负担的贡献程度,尤其相对于家族遗传风险的贡献,尚不清楚。因此,识别最具影响力的可干预环境暴露、精确评估绝对风险降低幅度,对于制定有效预防策略至关重要。
研究设计与样本来源:该研究采用基于瑞典国家登记系统的配对嵌套病例对照设计,研究对象为1973-1998年间在瑞典出生的全部人群(n=2,740,446)。通过唯一匿名化识别码链接多个全国人口登记系统:全人口登记册(TPR,包含居民人口统计学数据)、多代登记册(MGR,关联1932年后出生者与其亲属)、国家患者登记册(NPR,1964年以来的住院数据及2001年以来的门诊专科就诊数据)以及死因登记册。SCZ和BD病例定义为NPR中首次记录诊断时年龄≥15岁者,排除移民及被收养者。每例先证病例按出生年份、性别及出生地(郡)匹配5例未诊断SCZ或BD的对照,并附加瑞典 ancestry(父母均为瑞典出生者)标准以获取家系信息。最终纳入3057例SCZ病例(匹配17532例对照)和15029例BD病例(匹配78640例对照)。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采用多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FGRS计算基于Kendler等提出的七步算法,将二元疾病性状转化为潜在易感性分布,计算所有亲属的易感性均值,权重综合考量亲属年龄、遗传相关度及同居效应,经标准化处理后转化为五分位数风险等级,阴性FGRS(无患病亲属)作为参照组。其次,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计算发病比(IRR)及95%置信区间(95% CI),并估算人群归因分数(PAF)以量化若人群完全规避某risk factor时的理论病例减少比例,采用Dahlqwist等方法校正匹配设计。最后,研究实施三项敏感性分析:以父母SCZ/BD替代FGRS、探索乘性交互作用、以及校正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SES)。
研究结果:
1. FGRS与SCZ/BD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对于SCZ和BD,FGRS五分位数组均显示递增的疾病风险。最高五分位数组风险最高(SCZ:IRR 9.63;BD:IRR 6.30),且SCZ的FGRS风险曲线高于BD(Wald检验p=0.003),表明高家族遗传风险对SCZ的影响更为突出。
2. 联合效应评估:在调整FGRS后,各环境暴露的估计风险未发生显著变化;反之,调整环境暴露后,FGRS估计值亦未显著偏离未调整模型。ACEs的调整导致估计值轻度衰减(6-7%降幅),为最大变化。这表明FGRS与环境暴露对SCZ和BD风险的贡献基本相互独立。
3. 人群归因分数分析:ACEs和物质使用对两种疾病均具有最大的PAF。理论上,消除物质使用可减少最大比例的SCZ病例(18.3%),而消除ACEs可去除最大比例的BD病例(19.8%)。不良围产期因素和城市出生的PAF较小(3-5%),儿童期感染对BD的PAF亦较小。城市居住对SCZ的PAF接近零,对BD则为负值(农村居住为风险因素)。纳入FGRS调整后,SCZ不良围产期因素的PAF及两种疾病ACEs的PAF轻度降低。
4. 敏感性分析结果:以父母SCZ/BD替代FGRS后,ACEs估计值呈现类似轻度衰减。环境暴露与家族风险的乘性交互作用多无统计学意义或仅弱显著(p≥0.01,无法经受多重检验校正)。PAF估计值在调整模型和交互模型中保持稳定。曲线形态的相似性及交互效应的弱证据,进一步支持FGRS与环境暴露对SCZ和BD风险的独立贡献。校正父母SES后,SCZ的ACEs PAF显著降低(14.1%降至8.6%),而BD的ACEs PAF仅轻度降低(19.8%降至17.2%),提示ACEs与SES的关系在两种疾病中存在差异。
讨论与结论:该研究首次在大规模人群中量化了FGRS与环境暴露对SCZ和BD的联合影响。核心发现包括:FGRS与两种疾病风险均呈强剂量-反应关系,但对SCZ的影响更强;FGRS与环境暴露的贡献基本独立;ACEs和物质使用是潜在的重要预防靶点,即使校正FGRS后仍具有较大PAF。
与既往研究比较,FGRS与SCZ和BD诊断风险的累积递增关联,扩展了近期关于病例组FGRS均值较高的发现。SCZ的遗传风险高于BD,这与父母及先证者诊断观察一致,但原因尚不清楚,因为两种疾病的遗传率相当。在环境风险与家族遗传风险的交互作用方面,除ACEs存在轻度部分混杂外,大多数环境关联在调整家族遗传风险后几乎不变。这种ACEs的轻度混杂可能反映基因-环境相关性(rGE),即遗传影响的暴露差异,因为ACEs与父母行为及心理状况密切相关。既往其他遗传信息设计研究亦报告,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遗传混杂,但并不能完全解释ACEs与SCZ/BD的关联。关于物质使用,高FGRS与物质使用的联合效应显著,且在各调整模型中保持稳定,这与早期瑞典亲属研究的发现有所不同,可能源于物质使用障碍与SCZ/BD的共享遗传风险相对较低(遗传相关性r=0.18-0.35)。
与有限的优质研究比较,丹麦登记研究对SCZ的发现与本研究一致,但BD的等效研究尚待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采用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发现SCZ-PRS与感染史、城市高出生密度对SCZ风险的独立效应。本研究观察到高FGRS者城市出生/居住率较高,尤其见于BD病例和对照,这与选择性局部迁移(selective local migration)现象一致,即高遗传风险个体的迁移模式独立于精神科诊断。
研究结论指出,环境暴露与家族风险共同导致SCZ和BD的发病。家族遗传风险与分子遗传风险相关性较低,似乎捕获了独立且互补的风险维度,因此整合两者及环境风险因素可更全面地理解这些疾病。鉴于遗传风险不可干预,预防工作的重点应集中于ACEs和物质使用。即使无法完全消除这些暴露,适度的患病率降低也可能产生有意义的临床影响,且需要同时针对个体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多管齐下策略。这些发现强调了同步考察遗传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为SCZ和BD的病因学提供了新见解。
论文结论部分翻译:环境因素和家族风险共同导致SCZ和BD的发病。家族遗传风险和分子遗传风险展现出低相关性,且似乎捕获了SCZ和BD风险的独立且互补的方面,因此整合两者以及环境风险因素可能为这些疾病提供更全面的理解。鉴于遗传风险不可改变,预防工作最好聚焦于ACEs和物质使用。这些发现强调了同时研究遗传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并为SCZ和BD的病因学提供了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