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配额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间的分位数关联效应: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Sustainability》:Quantile Connectedness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s and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4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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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定价对中国低碳转型至关重要,而其有效性取决于碳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全国碳排放配额(CEA)市场与20种代表性大宗商品期货之间的状态依赖型收益关联效应。利用2021年7月至2026年2月的日度数据,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分位数向量自回

  
碳定价对中国低碳转型至关重要,而其有效性取决于碳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全国碳排放配额(CEA)市场与20种代表性大宗商品期货之间的状态依赖型收益关联效应。利用2021年7月至2026年2月的日度数据,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分位数向量自回归(QVAR)关联度量、Baruník–K?ehlík频率分解法以及基于小波的相干分析和分位数相关性方法,以刻画跨市场状态和频率的收益传导机制。研究得出四项主要发现:第一,总关联度在下尾和上尾几乎相同(约92%),且远高于中位数水平(约59%)——呈现"尾部对称而中位数异质"的特征,且短期频段占主导地位。第二,在正常条件下,CEA与大宗商品系统基本脱钩,仅在尾部状态下才被卷入系统并作为净接收者。第三,两个尾部呈现出不同的事件背景:下行 episodes 与外部金融冲击相关,而上行 episodes 则与国内政策预期相关。第四,CEA在长期视野上倾向于领先高排放大宗商品。这些结果表明,制度与政策因素仍在塑造CEA价格动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碳市场监管和跨市场对冲具有启示意义。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系统性挑战之一,碳定价(carbon pricing)作为引导经济体向低碳转型的核心市场化工具,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截至本研究开展时,全球已有超过130个经济体宣布了碳中和或净零排放承诺,碳排放交易机制已从欧盟扩展至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碳排放国。随着中国全国碳排放配额(CEA)市场于2021年7月正式启动,该市场已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并进入快速制度变革阶段:2024年9月公开征求意见、2025年3月首次实施的行业扩围改革,将覆盖范围从电力行业扩展至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高排放行业。由于配额通过行政总量控制机制进行分配和收紧,CEA价格受到政策轨迹与市场基本面的双重塑造,呈现出与成熟欧盟碳市场(EU ETS)不同的行为特征。

碳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之间存在四条主要的经济传导渠道:碳成本渠道——碳配额价格直接进入能源密集型生产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能源价格渠道——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对共同的需求和宏观经济条件产生联动反应;供应链成本传导渠道——配额成本冲击沿工业生产链向下游传播;政策预期渠道——配额收紧或市场扩容的预期推动CEA价格变动,并通过投资者头寸调整溢出至相关大宗商品。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缺乏针对全国统一CEA市场、覆盖广泛个体期货的系统证据;二是缺乏同时捕捉状态(分位数)异质性、频率异质性和局部时频依赖的整合分析框架;三是对于全国统一碳市场究竟表现得像金融化成熟资产还是政策驱动型制度市场,仍缺乏充分理解。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考察CEA与20种代表性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之间的收益关联效应。

## 二、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2021年7月19日至2026年2月5日的日度数据,样本包含1106个观测值,CEA数据及20种 commodity futures(涵盖贵金属、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和农产品六大板块)均来自Wind数据库。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构建了四种互补方法的整合分析链:第一,分位数向量自回归(QVAR)模型,在5%、50%和95%三个分位点估计状态依赖型关联;第二,基于Baruník和K?ehlík(2016)提出的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GFEVD)频率分解,区分短期(1–5天)和长期(5天以上)频段;第三,小波相干分析(WTC),用于刻画时频域内的协同波动和领先-滞后结构;第四,小波分位数相关性(WQC),分析跨分位数和尺度的依赖结构。参数设置方面,QVAR滞后阶数p=1,时域预测地平线H=20个交易日,频率分解采用H=100天,滚动窗口w=200个交易日,通过移动块自助法(B=1000次重复)构建95%置信区间。

## 三、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基本特征**:各序列的均值接近零,呈现显著的尖峰厚尾特征和非正态性,Jarque-Bera检验在1%水平拒绝正态假设,Elliott-Rothenberg-Stock单位根检验确认所有对数收益率序列平稳。CEA呈现正偏(0.263),与多数大宗商品的 postcss 商品的负偏形成对比,初步表明其极端上行风险超过下行风险,与其受政策轨迹和配额机制而非纯粹市场基本面塑造的观点一致。

**QVAR关联度分析——总关联度**:静态分析显示,在q=0.05下总关联度指数(TCI)达92.17%,q=0.50时降至58.77%,q=0.95时又回升至92.08%,呈现"尾部对称、中位数异质"特征。频率分解显示,三个分位点下短期频段均占主导(约81%–84%),但极端状态下长期频段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动态分析中,尾部TCI在整个样本期内稳定在90%–96%的高窄区间,而中位数TCI在54%–70%范围内波动,2022年下半年因俄乌冲突能源冲击升至约70%,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下半年因扩围改革政策预期再度升至62%–66%。

**QVAR关联度分析——CEA的方向性角色**:在q=0.50时,CEA的净总方向关联度(NET)为?0.74(接近零),对外传递(TO=1.51)和接收(FROM=2.26)均为全系统最低,显示其在正常状态下与大宗商品系统基本脱钩。在q=0.05时,NET=?13.95,为净接收者;在q=0.95时,NET=?10.65,亦为净接收者。95%自助置信区间显示,尾部NET显著为负,而中位数NET与零无显著差异,表明"极端状态下融入、正常状态下脱钩"的模式具有统计稳健性。动态路径显示,CEA在中位数状态下持续为净接收者;在q=0.05时,2023年3月硅谷银行(SVB)-瑞士信贷危机期间出现短暂正向跳升;在q=0.95时,在2022年下半年、2024年9月扩围改革征求意见稿及2025年3月正式扩围实施前后出现 upward jumps。

**QVAR关联度分析——频段异质性与事件背景**:在q=0.05且短期频段中,FU(13.23)、TA(10.99)、RB(9.69)和CF(8.23)为净传递者,CEA(?24.11)为最大净接收者,呈现"多对一"涌入模式;长期频段中,AL和I由短期接收者转为传递者,FU和CF则由传递者转为接收者,出现广泛的短期-长期符号反转。在q=0.95时,FG、SA、EG和CU为短期主要净传递者,AU为最大净接收者;长期频段中FG和SA由传递者转为最大接收者,AU、RB、CF和I转为传递者,同样存在广泛的符号反转,但涉及的具体资产组合与q=0.05时有别。下行尾部的事件窗口与外部金融冲击(如2023年3月SVB-瑞士信贷危机)相关,上行尾部则与国内政策预期(如2024年9月–2025年3月扩围改革窗口)相关,形成不对称的事件语境。

**网络拓扑结构**:中位数状态下网络相对稀疏,CEA为幅度极小的节点,长期频段中几乎完全脱钩;下行尾部网络密度显著增高,短期频段中CEA为整个网络最大净接收者;上行尾部网络密度与下行尾部相似,但节点角色配置不对称,CEA在总频段和长期频段均为净接收者,短期频段接近零。

**小波相干分析(WTC)**:在长期频段(64–256天),CEA与AL、ZN、JM、J、FG、MA、SA等高排放工业链节点存在持续显著的相干关系,箭头指向右上(↗?),表明CEA倾向于领先且呈正相关关系。这一模式与2022年下半年俄乌冲突能源-金属冲击及2024年9月–2025年3月扩围政策窗口时段重合。CEA与SC(原油)的长期相干显著但箭头接近水平向右(→),表明近乎同步运动而非单向引领。CEA与AU、CU、FU、RB、TA、I等几乎不存在显著长期相干,显示出碳价格信号传导的结构性和选择性。

**小波分位数相关性(WQC)**:128–256天长期频段是的正相关最集中区域,AL、ZN、AG和CU在q=0.3–0.7的中位数区间呈现最显著的红色条带。超长期频段(≥512天)在尾部分位数呈现深红–深蓝方向极化:AU和AG在上尾部(q≈0.7)为显著负相关(深蓝),SC和FU在下中位数区间、MA和EG在中上部分位数区间为显著正相关(深红)。

**稳健性检验**:研究人员通过缩短滚动窗口至w=150、缩短预测地平线至H=10、控制共同驱动因素(原油SC及沪深300指数)、替换母小波为Daubechies-4、以及分样本检验(以2024年9月为界)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核心结论——尾部对称、中位数异质、CEA在正常状态下脱钩且在尾部为净接收者——均保持定性一致。控制原油和股票市场后的偏小波相干分析显示,CEA与高排放大宗商品的长期联动并非仅由共同驱动因素解释。

##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进一步阐释了结果的政策和市场含义。首先,CEA在正常条件下与大宗商品系统的低关联度及其极低的外向关联度,表明其与实体大宗商品市场的传导渠道仍相对有限;随着扩围至钢铁、水泥和铝冶炼行业,应着力强化碳价格对实体部门风险的传导和吸收。其次,鉴于CEA在下行尾部被动接收能源和高排放工业链的外部冲击,在全球金融动荡窗口应加强异常碳价波动的监测和披露。第三,上行尾部活动伴随扩围和履约预期,政策发布节奏和透明度本身会放大长期碳-商品联动,监管者在推进扩围时应注重政策沟通的可预期性。

对于投资者和对冲者而言,研究发现提供了状态依赖和频率依赖的风险管理基础:正常市场条件下CEA可提供一定分散化收益,但极端状态下分散化效应显著弱化;CEA对铝、锌、焦炭等高排放大宗商品的长期领先可作为管理这些商品敞口的低频参考,而短期高频渠道主要反映噪音。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领先-滞后模式是描述性经验规律而非经过验证的可利用信号,因全国CEA市场尚处早期且强政策驱动,估计的联动关系可能样本外不稳定。

本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具有以下三方面贡献:针对全国统一CEA市场而非试点时期数据,系统刻画其与20种个体商品期货的收益关联;揭示了单方法设计难以捕捉的上行/下行尾部不对称性和短长期方向性差异;深化了对碳市场行为模式的理解——当前阶段CEA价格形成仍主要由制度和政策因素塑造,市场驱动的金融属性尚未强化。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期相对有限,未来随着市场发展和数据积累,有待在更长样本、更高频率数据、结构突变检验以及与EU ETS等成熟市场的跨国比较方面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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