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稳定性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证据

《Land》:Land Tenure Stability and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Evidence from Inner Mongolia,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4日 来源:Lan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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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农业绿色转型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日益协同的背景下,地权稳定性如何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已成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人员利用2024年中国第二轮土地承包延包政策下内蒙古111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

  
在全球农业绿色转型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日益协同的背景下,地权稳定性如何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已成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人员利用2024年中国第二轮土地承包延包政策下内蒙古111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和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s),检验地权稳定性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结果显示,法律稳定性、事实稳定性和感知稳定性——分别以第二轮延包合同签订、自第二轮承包以来无土地纠纷、预期未来无土地调整来衡量——均显著促进采纳。地权稳定性通过提高收入、改善信贷可得性、增强收益预期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来促进采纳,反映了经济效应和心理效应的双重作用。其正向效应在小规模农户和耕地质量较差的农户中更强。政策层面应审慎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延包,同时切实加强实践中的地权保障,并统筹协调绿色生产、农村金融与风险保护支持。本研究从多维度地权稳定性视角出发,为农村土地改革如何转化为绿色行为响应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农业发展普遍面临保障粮食安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挑战。长期以来,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过度使用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土壤退化等环境压力,威胁农业可持续性与全球粮食供应安全。在此背景下,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农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等文件强调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要求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尽管近年来中国绿色农业水平有所改善,但受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土地高度细碎化等因素制约,农药使用强度偏高、化肥投入水平仍高于世界平均、农膜残留污染、耕地质量退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经营者,其对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被视为提升农业可持续性的关键。

绿色生产技术通常具有持续投入需求大、收益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因此农户的采纳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未来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土地不仅是农户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收入来源,也是抵御生计风险的保障。尽管多国已推进地权改革,但法律与实践层面的权利义务不清、频繁土地调整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自1978年家庭承包责任制建立以来,农村土地改革持续推进,但历史变迁与 ongoing 调整使许多农村地区地块边界难以界定,土地产权关系复杂,引发了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效性的持续关切。

中国当前正处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并延包30年的关键阶段,探索稳定地权如何激励农户长期绿色投资,对于落实承包延包政策和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地权稳定性的定义尚未统一,多数研究以土地确权登记等正式制度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部分研究进一步考虑土地调整等制度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农户对地权安全的主观感知。但地权稳定性是否及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证据仍不一致。主流观点认为更强的地权稳定性增强长期用地预期,促进减施化肥农药、有机肥施用和秸秆还田等行为;但也有研究指出土地调整等引起的感知地权安全变化未必显著影响农户的生产投资行为,暗示地权不稳定对农业投资的约束效应可能相对有限。

相关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可能通过经济收益、政策环境、资源禀赋等多渠道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和技术采纳。稳定明确的农地产权能够激活农村要素市场,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经营可能进一步减少农药化肥等常规农业投入品的过度使用。此外,清晰稳定的土地权利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作为抵押品或信用信号,帮助金融机构评估农户的还款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取。外部制度支持与监管,以及农户内部的认知和情感判断,可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外部性的内部化,强化地权稳定性在耕地质量保护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土地制度、确权政策和感知产权安全等视角考察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投资和技术采纳的影响,为理解法律、事实和感知维度的地权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随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进入后确权阶段、第二轮承包延包持续推进,仍需进一步研究。第一,现有研究多以土地是否确权颁证来测度法律地权稳定性,而随着确权颁证工作接近完成,该指标在当前中国农村情境中的区分度已降低,有必要通过纳入第二轮承包延包进度来重新刻画后确权阶段农户地权稳定性的差异。第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地权稳定性对土地投资、土地流转、农村迁移和产权感知的影响,多强调长期投资激励或融资约束,而对经济效应和心理效应的多路径考察仍不充分。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回应中国农业绿色转型实践需求和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需要。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背景下,考察不同维度的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为完善延包政策实施、优化绿色技术推广和强化农户长期投资激励提供实证依据。研究选用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固定观察点111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选择内蒙古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内蒙古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和生态安全屏障,面临耕地质量保护和农业绿色转型的现实压力;其二,内蒙古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在土地经营规模、耕地质量和农户生产条件方面差异显著,第二轮承包延包的推进也为考察后确权阶段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生产决策提供了适宜情境。

本研究在现有地权安全三维框架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发展,从法律、事实和感知三个维度测度地权稳定性,并进一步从收入水平、信贷可得性、收益预期和风险应对能力四个方面识别地权稳定性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路径。研究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于中国第二轮承包延包的当前情境,以农户是否签订第二轮延包合同、是否经历土地纠纷以及对延包调整的认知为测度标准,拓展了后确权阶段土地制度安排与绿色农业行为关系的研究;第二,从经济效应和心理效应视角,系统揭示了第二轮承包延包下地权稳定性影响农户技术采纳的机制,并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绿色技术推广政策优化提供了来自中国农业实践的实证证据。

## 二、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采用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固定观察点专项调查数据,覆盖内蒙古东、中、西部10个盟市、30个旗县区的53个村,以持有承包耕地的农户为主要调查对象,最终获得1117份有效问卷。

研究采用泊松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因变量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数量(0-5的计数变量);运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构建逐步回归模型检验地权稳定性通过经济效应(收入水平、信贷可得性)和心理效应(收益预期、风险应对能力)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机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同村其他农户感知地权稳定性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感知地权稳定性的内生性问题;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地权稳定性综合指数)、替换估计模型(有界计数值的边界模型)和剔除65岁以上农户进行稳健性检验;按种植规模和耕地质量进行分组回归的异质性分析。

## 三、研究结果

### 3.1 基准回归分析

研究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所有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10,表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泊松回归结果显示:法律稳定性、事实稳定性和感知稳定性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体而言,签订或持有第二轮延包合同的农户,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数量的预期发生率(incidence rate ratio, IRR)约为未签订或未持有农户的1.464倍,即增长约46.4%;自第二轮承包以来未经历土地纠纷的农户,其采纳数量的预期发生率约为经历纠纷农户的1.416倍,即增长约41.6%;感知稳定性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数量的预期发生率提高约16.8%。三者同时纳入模型后,各维度仍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三个维度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解释力。

控制变量方面,家庭劳动力、社会网络、种植面积和耕地质量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村经济水平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为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提供了更有利条件。

### 3.2 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针对感知地权稳定性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以同村其他农户感知地权稳定性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显著为正,且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工具变量泊松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后,感知地权稳定性仍显著正向促进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稳健性检验包括:(1)将三维指标标准化后等权加总构建地权稳定性综合指数,结果显著为正,IRR为1.462;(2)采用适用于有界计数值的边界模型替代泊松模型,三维地权稳定性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3)剔除65岁以上农户后,三维地权稳定性仍显著促进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上述结果表明基准结论不依赖于特定的维度设定、模型规格或样本构成。

### 3.3 机制分析

研究采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逐步回归和Bootstrap检验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中介变量分为经济效应(收入水平、信贷可得性)和心理效应(收益预期、风险应对能力)两类,对每个维度的地权稳定性分别检验其传导路径。

**收入水平的中介作用。** 收入水平的间接效应显著,法律、事实和感知稳定性通过收入水平影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效应分别为0.080、0.074和0.034,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9.16%、7.42%和8.28%,且直接效应仍显著,表明收入水平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稳定的地权安排通过增强农户持续经营的信心和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农业经营 income,进而缓解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所需的资金约束。

**信贷可得性的中介作用。** 信贷可得性的间接效应显著,法律、事实和感知稳定性通过信贷可得性的效应分别为0.191、0.288和0.044,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2.02%、28.96%和10.71%,均为部分中介。这表明地权稳定性改善通过明晰土地经营关系、稳定经营预期,提升了农户在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和融资能力,从而更有效缓解绿色生产中的金融约束。

**收益预期的中介作用。** 收益预期的间接效应显著,法律、事实和感知稳定性通过收益预期的效应分别为0.209、0.261和0.038,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4.10%、26.30%和9.33%,均为部分中介。这表明地权稳定性不仅影响农户的客观资源条件,还塑造其对绿色技术长期回报的主观判断,使农户更愿意采纳需要当期投入和未来收益的绿色技术。

**风险应对能力的中介作用。** 风险应对能力是继收益预期后又一重要中介变量,其间接效应显著,法律、事实和感知稳定性通过风险应对能力的效应分别为0.246、0.299和0.052,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8.28%、30.09%和12.62%,为所有路径中最高,均为部分中介。这表明地权稳定性通过增强农户抵御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市场价格波动和政策变化等不确定性的能力,使其更能承受绿色技术采纳的初期成本压力和收入波动。

综上,地权稳定性通过经济效应和心理效应的多重渠道促进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其中风险应对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大。此外,使用泊松回归对结果方程进行敏感性检验,主要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方向与基于OLS的中介分析一致,核心传导路径保持统计显著。

### 3.4 异质性分析

**按种植规模分组。** 以种植规模中位数为分界,将样本分为小规模和大规模农户两组。结果显示,两类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均受地权稳定性促进,但法律稳定性和感知稳定性在小规模农户组中的系数相对更大,事实稳定性在小规模农户组通过1%显著性检验、在大规模农户组仅通过5%检验。这表明小规模农户对地权稳定性更为敏感,因其资产基础薄弱、更依赖承包地,稳定的地权关系能更有效地降低其未来经营不确定性。

**按耕地质量分组。** 以耕地质量评价均值分界,分为低质量组和高质量组。法律稳定性和感知稳定性在两组中均显著促进采纳,且系数在低质量组中更大;事实稳定性仅在低质量组显著。这表明耕地质量较差的农户更依赖稳定的地权预期来支撑绿色投资,当地权更有保障时,这些农户更愿意从短期保守策略转向长期土壤改良。

## 四、讨论与结论

当前,中国正稳步推进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法律、事实和感知三个维度的地权稳定性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类地权稳定性均显著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这一发现与国内外文献基本一致:尽管各国在土地产权确立和保护方式上存在私有制与集体制的差异,但地权不稳定对农业投资的约束效应并非中国特有,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等地区也广泛存在。本研究的特色在于,不再仅以是否确权颁证来测度法律地权稳定性,而是以是否签订或持有第二轮延包合同来捕捉后确权阶段土地契约关系是否获得连续、明确的正式制度确认。

机制分析表明,地权稳定性并非仅通过直接的制度激励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还通过收入水平、信贷可得性、收益预期和风险应对能力等多重渠道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并非农户既有的资源禀赋或心理特征,而可能是地权稳定性改善所引致的传导条件。研究进一步发现,地权稳定性的效应在小规模农户和经营低质量耕地的农户中更为显著,表明其激励效应具有条件性,更可能作用于面临更强资源约束、更弱风险应对能力和更大长期投资回报不确定性的农户群体。对于这两类群体,稳定的契约关系不仅是制度安排,更是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增强持续经营信心的重要保障。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尽管样本区域具有合理代表性,但结论的广泛适用性仍需谨慎解读;中国各地乃至各国的土地制度与改革进程存在差异,可能影响地权稳定性对农户绿色生产决策的作用方式;中介结果应理解为此特定样本和制度情境下的统计证据,而非可直接推广至所有区域的普适机制。

基于上述结论,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稳定农地产权制度,巩固农户地权安全预期,包括规范土地确权成果使用、明晰产权、减少随意调整等;第二,将绿色生产支持政策与地权稳定性影响技术采纳的机制紧密衔接,从提高收入、强化信贷、增强收益预期和完善风险保护四个方面协同发力;第三,针对小规模农户和经营低质量耕地农户提供差异化支持,包括小额绿色信贷、投入补贴、农机服务、土壤改良补贴和长期技术指导等,以降低其绿色技术采纳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将稳定的地权转化为持续的绿色生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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