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全球196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至少保护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面积,以及海洋和沿海区域面积;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一项目标。“30 × 30”目标是在全球层面承诺实施的最具雄心的保护目标之一,一些国家还在国家层面作出政策承诺以实现该目标,澳大利亚即为其中之一。澳大利亚正朝着这一目标取得进展,到2024年,澳大利亚已有22.57%的陆地受到保护(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且联邦、州及领地各司法辖区均支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家路径。为以生态代表性的方式额外保护至少5720万公顷土地,从而实现30%的覆盖率目标,亟需明确的实施路径。本文基于以往由科学信息支持的成功政策与实践,论证了澳大利亚实现其30 × 30雄心的最有效且最高效路径。文中概述了四条关键路径:(1) 设立新的50亿澳元专项基金,用于购买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土地,以建立新的公共、私人或原住民保护区;(2) 继续支持建立新的原住民保护区(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 IPAs),以满足传统所有者需求,并为IPA管理建立安全的长期资金保障;(3) 通过联邦政府支持保护性契约项目,特别是在生态代表性不足的生物地理区(bioregions),提高私人及租赁土地上永久性保护契约的采纳支持力度,开发强化保护型保护契约,并审查联邦和州层面的税收与财政激励及私人土地保护障碍;(4) 系统审查公共土地,以识别具有高度保护意义的区域及后续建立保护地的机会。澳大利亚过去以及未来为实现基于面积的保护目标所采取路径中的若干方面,或可为其他致力于全球30 × 30目标的国家提供借鉴。
1. Introduction
论文首先将保护地界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政策工具,并将澳大利亚“30 × 30”承诺置于《生物多样性公约》长期目标演进的国际背景下。从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爱知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到2022年《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目标3,文章指出,30%的空间比例并非单纯数量目标,而是同时要求保护对象具有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生态功能与服务价值,并通过生态代表性、良好连通性和公平治理的保护地体系加以实现。作者据此强调,澳大利亚虽然到2024年已保护22.57%的陆地,但距离到2030年实现至少30%的陆地保护仍需进一步扩张,而且扩张必须符合“全面、充足、代表性”(Comprehensive, Adequate and Representative, CAR)原则。引言还说明,本文聚焦陆地保护路径,不讨论海洋保护机制的具体设计。
2. Australia’s Science and Policy Approach
本节系统梳理澳大利亚保护地扩张的科学与政策基础,突出其联邦制治理结构下逐步形成的全国协调与科学规划体系。
2.1. History of Protected Area Establishment
作者指出,澳大利亚作为拥有高度地方特有性(endemism)的岛屿大陆,保护地建设长期受联邦体制影响,土地与保护事务主要由州和领地政府主导。1879年新南威尔士州皇家国家公园建立,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国家公园。到1992年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时,全国保护地主要由公共土地上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构成,类型分散、缺乏全国尺度的统一协调。该小节意在说明,澳大利亚后来的快速扩张并非起点很高,而是在既有公共保护地基础上逐渐建立了更综合的制度框架。
2.2. A More Coordinated and Science-Based Approach
本节强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澳大利亚开始构建“国家保护地系统”(National Reserve System, NRS),将公共、私人和原住民土地纳入统一保护框架。其核心科学基础包括澳大利亚临时生物地理区域划分(Interim Biogeographic Regionalisation for Australia, IBRA)以及CAR原则。IBRA依据气候、地质、地貌、原生植被和物种信息,将全国划分为89个生物地理区和419个次区域,用于识别保护空缺并指导扩张优先序。NVIS(National Vege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则作为全国植被与生态系统代理数据体系,为生态系统代表性评估提供支撑。
文章进一步说明,CAR原则要求保护地体系具有全面性,即覆盖各生物地理区中的区域生态系统样本;充足性,即纳入足够空间尺度以维持种群、物种和生态群落的生态可行性与完整性;代表性,即在更精细尺度上反映生态系统内部生境差异。作者指出,这一生物地理分区与CAR方法的引入,改变了过去偏向风景优美、易于划设地区的历史倾向,使保护地扩张转向系统保护生态系统、受威胁物种关键栖息地以及景观连通性。
2.3. New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该部分概述了为适应不同土地权属而形成的多元保护机制。首先,原住民保护区(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 IPAs)被设计为联邦政府与原住民组织之间的契约安排,适用于存在原住民所有权、排他性权利或正式管理安排的地区。文章强调,IPA虽非立法型保护地,但作为有效保护方式已被纳入国家保护体系,并获得联邦政府对管理和护林员岗位的资金支持。其制度设计回应了原住民土地不可购买、且不宜通过常规征购纳入保护地的现实。
其次,联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国家保护地系统计划(National Reserve System Programme, NRSP),以资金补助方式支持州政府和非政府土地信托购买私人或租赁土地,填补生态保护空缺。再者,保护性契约(conservation covenants)和非政府土地信托推动了澳大利亚私人保护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部分公共土地也通过用途升级被纳入保护地。作者据此表明,澳大利亚保护地增长并非依赖单一国家公园模式,而是通过原住民、私人和公共土地多轨并进实现。
2.4. Policy Journey to 30 × 30 in Australia
作者指出,澳大利亚自2021年以来在政策层面逐步明确30 × 30承诺。加入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发布《Nature Positive Plan》与《Threatened Species Action Plan》、获得各州和领地环境部长支持、签署GBF并于2024年发布《Australia’s Strategy for Nature: 2024–2030》及《National 30 × 30 Roadmap》,共同构成其政策推进路径。该小节显示,澳大利亚在制度和政策上已基本完成承诺框架搭建,但如何通过具体路径落实目标,仍是文章后续讨论重点。
3. Progress, Gaps and Priorities to Expand a Comprehensive, Adequate and Representative Reserve System
本节评估澳大利亚保护地体系的现状、空间缺口与扩张优先方向,论证30 × 30实施不能仅追求面积比例,而必须兼顾生态代表性和生物多样性价值。
3.1. Australia’s National Reserve System
文章将NRS界定为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骨干体系,涵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海洋保护区、IPA和私人保护地。作者认为,NRS现有框架与GBF目标3高度契合,因为其长期以来已围绕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生态代表性和连通性进行设计。文中还援引相关评估指出,NRS及CAR原则在面对显著环境变化时仍具有较强稳健性,因此未来扩张仍应以IBRA和CAR为优先排序工具。
3.2. Gaps and Priorities for Protected Area Expansion
作者指出,2024年澳大利亚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面积为173,493,468公顷,占22.57%;若计入新增IPA,保护比例可超过24.92%。尽管总体面积增长显著,但空间分布仍高度不均。根据2024年数据,89个生物地理区中仍有27个保护比例低于10%,419个次区域中有203个低于10%,说明大量地区处于严重代表性不足状态。其中一些地区仍保留大面积自然生境,另一些则因清垦和转化而需要在新增保护同时开展生态修复。作者特别强调,单纯实现全国30%的粗尺度面积目标,无法自动满足GBF目标3关于“特别重要区域”和“生态代表性”的要求。
在其他目标维度上,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关于“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区域”“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及“连通性”的数据与制图体系尚不如CAR成熟,但已有研究提供了若干优先线索。例如,受威胁物种在NRS中的分布覆盖虽有所提高,但截至2022年仍有160个物种其分布范围中不足1%位于NRS内;305个极危且分布狭窄物种中,大约85,000 km
2栖息地仍位于现有保护网络之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高度完整土地中已有67.5%被纳入NRS,而保护地中碳储量覆盖也有所提升。这说明未来扩张既要补足代表性不足地区,也要兼顾狭域物种栖息地、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3.3. Directions for Growth
本小节讨论不同生态目标设定下的扩张方向。作者指出,如果仅要求每个生物地理区至少保护10%,则新增57.2百万公顷中的14.4百万公顷需要投向当前保护最不足地区;若目标提升为每个生物地理区至少20%,则需要44.8百万公顷投向目前保护不足20%的地区;若要求每个生物地理区都达到30%,则需新增75.3百万公顷,但在原生植被已大幅丧失地区并不现实。因此,未来增长应在全国总面积目标与分区生态代表性之间取得平衡。
作者进一步指出,保护不足生物地理区往往涉及原住民土地权属、牧业租赁地和农业用地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因此必须综合采用土地收购、国家公园新建、IPA、保护性契约等全套工具。与此同时,即便一些生物地理区整体保护率已超过30%,若其中仍存在高保护价值地区、代表性不足生态系统、狭域物种栖息地或关键连通区域,也仍可能需要继续扩张。
4. Recommendations for Pathways to 30 × 30 in Australia
这是全文核心部分,提出实现澳大利亚30 × 30目标的四条关键路径,并强调国家协调、跨权属机制和长期资金配置的重要性。
4.1. Pathway 1. A Dedicated Fund for Conservation Land Purchase
作者认为,NRSP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成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之一。1996至2013年间,联邦政府约投入2亿澳元,支持购买371处地产、约1000万公顷土地,用于纳入NRS。其成功关键在于联邦资金通常承担不超过购买价的三分之二,州政府、非政府土地信托或慈善资本承担其余部分,形成杠杆效应,并要求私人土地通过永久性或至少99年的约束协议实现长期保护。
文章指出,自2013年后联邦层面不再延续NRSP专项购地资金,导致2016年以来NRS扩张趋于平缓。考虑到土地价格显著上升及生态代表性不足地区的保护需求,作者主张建立50亿澳元的新专项基金,用于购买具有高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土地,并通过2:1的联邦对州或慈善投资撬动模式提升效果。根据文中估算,该基金可支持购买18.5至35.7百万公顷高质量栖息地。作者同时强调,购地基金必须配套增加管理资金,用于控制入侵种、应对野火和干旱、开展侵蚀治理和生态修复,否则新增保护面积难以转化为稳定保护成效。
4.2. Pathway 2. Continued Investment in the 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 Program
作者将IPA项目评价为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协作型保护实践之一。其不仅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栖息地修复,也强化了原住民的土地治理、文化实践和就业机会。鉴于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在澳大利亚57%的国土上拥有不同形式的权利和利益,IPA将在实现2030目标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保护大尺度完整景观和一些代表性不足生物地理区方面。
但文章同时指出,IPA的持续扩张和有效运行依赖长期稳定的财政安排,以及更有力的政府支持结构,包括提升环境部门人员配置,以满足项目增长需求。作者还指出,虽然IPA目前主要集中于沙漠和北部地区,但在其他受土地权属和现有土地利用约束的地区,原住民群体也表现出持续兴趣。若通过土地回归和收购增强原住民所有权,结合原住民私人保护地和共同管理国家公园等模式,IPA有望更好地覆盖生态代表性不足地区。
4.3. Pathway 3. Expanding Permanent Private Land Conservation
本节聚焦私人土地永久保护。文章指出,澳大利亚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保护地网络之一,包括6000多个私人保护地和超过1000万公顷受保护面积。私人保护地在私有土地占主导的地区,对提升生物地理区和生态系统代表性、保护受威胁物种栖息地以及增强景观连通性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作者指出,私人土地保护在各级政府层面仍面临诸多障碍,包括激励不足、政策可及性差、支持周期短,以及各州和领地契约项目支持质量不一。一些地区缺乏常规永久性保护契约制度,另一些地区则因法律不确定性抑制了在牧业租赁地上的保护投资。文章还特别指出,现有私人保护地在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受到采矿等开发活动影响,削弱其永久性与安全性。昆士兰州通过“特殊野生动物保护区”(Special Wildlife Reserves)立法提供了与国家公园同等级别的保护,被作者视为可供其他辖区借鉴的强化型契约模式。
此外,作者强调税收与财政制度对私人土地保护决策影响重大。当前联邦和州层面的税收激励既不足够有效,也难以普遍获得,且对保护活动的税务处理相较营利性活动并不友好。因此,扩大私人土地永久保护不仅需要项目性支持,还需对税收激励、财政约束与制度壁垒开展系统审查。
4.4. Pathway 4. Transitioning Public Land to Conservation Tenures
作者指出,公共土地(Crown land)是无需承担征购成本即可扩大保护地的潜在重要来源。许多公共土地目前用于放牧、采矿、矿产勘探等用途,但随着土地管理目标变化,一部分土地已被重新划为保护用途。文中认为,这类转换在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区域,特别具有成本效益。
文章提到,随着天然林采伐逐步退出,一些州的国有林地正出现转为保护用途的机会;某些州已建立专门机构评估公共土地的区域性保护潜力。指定饮用水源地和完整森林集水区虽以供水为主要用途,但也兼具生态保护和碳储存等功能,一些区域未来可探索纳入正式保护地。作者同时强调,在保护不足生物地理区中的未分配土地、公共林地、行畜路线等,都应接受系统性评估。对于公共土地转为保护用途的过程,传统所有者同意及原住民土地使用协议(Indigenous Land Use Agreement, ILUA)是关键前提;妥善资助的协商过程有助于同步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保护、旅游和就业等多重目标。
5. 30 × 30 Progress and Conclusions
5.1. Response to Date
本节回顾GBF签署后澳大利亚的政策与项目进展。作者提到,国家其他有效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框架已于2024年发布,国家30 × 30路线图也于同年出台,并提出以多准则决策分析(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框架识别高生物多样性价值且低保护覆盖区域。不过,作者认为这些政策文件更多是原则性和支撑性安排,并未真正提供足以达成目标的实施路径。
在财政方面,澳大利亚政府陆续宣布2500万澳元和后续2.5亿澳元的保育投入,但作者认为,按年度平均规模及其在不同用途间分配方式判断,这些资金难以显著推动30 × 30目标实现。尤其若土地购买继续采用1:2而非历史上成功的2:1联邦配套模式,将明显削弱项目的市场响应能力和慈善资本撬动效果。文章也提到,自然修复市场(Nature Repair Market)和新的“Protect and Conserve”方法正在推进,且近期有多项新的IPA声明与咨询项目,但总体而言,现有投入与制度进展仍不足以匹配目标规模。
5.2. Concluding Comments
结论部分指出,30 × 30是全球最具雄心的保护目标之一,虽然在公众中具有较高支持度,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影响之间仍需谨慎平衡。文章提出的四条路径——专项购地基金、持续投资IPA、扩大私人土地永久保护、推动公共土地转为保护用途——建立在澳大利亚现有且经验证的机制基础之上,覆盖公共、私人和原住民土地三类关键权属,具有较强可操作性。作者认为,这些路径不仅适用于澳大利亚在2030年前推进30 × 30,也可为其他国家制定国家路线图、实现全球目标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