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and Agricultural Immunology》:Multilevel regulation of uric acid homeostasis linked to U-shaped health risk
尿酸(UA)稳态通过维持免疫平衡与氧化应激在维护人体健康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过程依赖于代谢酶与转运蛋白的精确调控以及肝-肾-肠轴(liver-kidney-intestine axis)的协同串扰。该综述全面总结了UA稳态的研究进展,并从分子、器官和系统层面分析了其动态相互作用。基于现有证据,研究人员提出了UA稳态的U型风险模型:UA浓度介于120–420 μmol/L的中间范围与相对较低风险相关,而高尿酸血症(hyperuricaemia)和低尿酸血症(hypouricemia)均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该文还探讨了潜在的分子机制,包括肝脏生成、肾脏排泄、肠道排泄补偿,以及自限性炎症和肠道微生物的影响,为基于UA代谢失衡特定表型分型、靶向关键调节因子的个体化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2. 分子、器官和系统层面的UA稳态调控**
**2.1 分子水平的转运蛋白与酶**
黄嘌呤氧化还原酶(XOR)是UA生成的限速酶,以黄嘌呤脱氢酶(XDH)和黄嘌呤氧化酶(XO)两种可互变形式存在。生理条件下,XOR主要以XDH形式存在,可通过巯基氧化可逆转化或通过蛋白水解不可逆转化为XO。XDH与XO均能催化次黄嘌呤和黄嘌呤转化为UA,但XO以O?为电子受体时产生活性氧(ROS),而XDH在NAD?充足时产生极少量的ROS。XDH与XO的构象平衡受细胞氧化还原状态和翻译后修饰紧密调控,正常组织中XDH占比较高,但在缺血、缺氧或炎症刺激等条件下该比例发生改变。例如,高血糖时异常胰岛素信号可上调XOR活性,高糖环境可直接提高XO/XDH比值;胰岛素抵抗与XOR活性增强及UA生成增加相关,表明XOR偶联嘌呤状态与细胞氧化还原状态。
肾脏和肠道的UA排泄依赖多种转运蛋白的协同ihang同作用,这些转运蛋白在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的极化分布建立了重吸收与分泌之间的动态平衡。就UA重吸收而言,顶膜上的尿酸转运蛋白1(URAT1)介导UA从管腔液进入细胞,随后基底膜上的葡萄糖转运蛋白9(GLUT9)将UA转运入血。就UA分泌而言,基底膜上的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1(OAT1)和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3(OAT3)从血液中摄取UA进入细胞,随后顶膜上的多药耐药相关蛋白2(MRP2)、多药耐药相关蛋白4(MRP4)和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ABCG2)介导UA排泄至管腔。值得注意的是,BCRP等转运蛋白在肠道也高表达,介导肠道UA排泄,促进肠-肾协调排泄过程中的器官间通讯。上述转运蛋白在肝-肾-肠轴的协同表达构成了UA排泄的分子网络基础。
**2.2 器官水平的肾脏排泄与肠道补偿**
肾脏UA排泄涉及肾小球滤过、肾小管重吸收和肾小管分泌三个连续步骤。几乎血液中所有游离UA均通过肾小球滤过屏障。在肾近端小管S1段,顶膜转运蛋白URAT1介导血UA进入小管细胞,而基底膜转运蛋白GLUT9将UA转运回血;同时在S2和S3段存在主动分泌机制,基底膜转运蛋白OAT1/OAT3介导血UA进入细胞,随后顶膜转运蛋白MRP2/MRP4介导UA排泄入管腔,这些分泌过程独立于滤过。分泌的UA与未重吸收部分进入下游肾小管,最终通过重吸收与分泌的平衡实现UA排泄的精确调控。然而,UA排泄量无法用简单加减模型精确计算。肾脏排泄约占UA总排泄量的60%–70%,这与肾脏的氨代谢密切相关。在肾近端小管,UA的重吸收和分泌与谷氨酰胺代谢功能偶联,谷氨酰胺分解产生的氨可调节肾小管液酸碱度,而UA在酸性环境中溶解度降低,导致结晶沉积。高尿酸血症加速谷氨酰胺分解,导致氨过载,通过线粒体损伤和自噬流停滞促进肾小管细胞死亡,表明UA稳态与氨基酸代谢和氮处理能力紧密交织。
约30%–40%的UA经肠道途径处理。肠道微生物在UA代谢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肠道UA排泄主要通过直接微生物降解和转运蛋白介导的主动分泌实现。参与UA代谢的肠道微生物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肠道共生菌,如梭菌属(Clostridium),人肠道中含有保守的厌氧尿酸降解基因簇,可将UA逐步降解为丙酮酸和短链脂肪酸(SCFAs),该途径由硒-2,8-二氧嘌呤脱氢酶(DOPDH)启动,完全适应肠道厌氧环境,在UA排泄中发挥重要补偿作用;第二类为传统益生菌,如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和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据报道可在每个样本中均可直接降解UA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产生SCFAs及上调肠上皮BCRP表达间接降低血UA水平,但由于肠道厌氧环境,其体内直接降解活性尚不明确;第三类为工程益生菌,如携带UA响应基因回路或表达尿酸氧化酶/嘌呤降解酶的大肠杆菌Nissle 1917(EcN),动物实验显示该策略可有效降低血UA水平和减轻肾脏损伤,但目前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肠道上皮细胞顶膜通过转运蛋白BCRP将UA从血液主动转运至肠腔。SCFAs作为肠道微生物群代谢产物,可调节UA转运蛋白BCRP的表达,形成微生物群-代谢产物-转运蛋白调控轴。SCFAs还可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R41/4③)和核受体PPARγ信号,促进BCRP表达并增强肠道UA排泄。临床前研究证实,补充产SCFAs益生菌可增加肠道BCRP表达并降低血UA水平,但这些研究主要在动物模型中进行,人体证据有限。当肾功能受损时,肠道补偿是维持UA稳态的重要辅助途径,微生物降解和转运蛋白分泌协同维持UA稳态。
**2.3 系统水平的免疫与氧化应激**
UA并非孤立的代谢副产物,而是可能参与多个系统信号调控的分子。体外研究表明,UA抑制AMP激活蛋白激酶(AMPK)活性并促进细胞模型中的肝脏葡萄糖生成。UA水平与脂肪酸合酶(FAS)、乙酰辅酶A羧化酶1(ACC1)和硬脂酰辅酶A去饱和酶1(SCD1)等脂肪生成酶的表达呈正相关。UA对炎症呈浓度依赖性效应:高尿酸血症可通过激活TLR4-NF-κB等炎症通路、诱导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促进肝细胞脂质蓄积,血UA水平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独立预测因子,并与肝脏脂肪变性严重程度正相关;然而,孟德尔随机化研究并未一致支持血UA水平与NAFLD的因果关系,可能受混杂或反向因果影响。
UA在生理浓度下亦发挥抗氧化作用和免疫调节效应。当超过生理饱和度时,UA形成单钠尿酸盐(MSU)结晶,被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识别为危险信号,强烈激活caspase-1并促进IL-1β释放,介导痛风性炎症。临床研究显示,血UA水平低于360 μmol/L的痛风患者急性发作复发率显著降低。UA是含量最丰富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ROS,保护血管和神经细胞,并维持内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来源的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以保护血管扩张功能。但这种保护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高浓度UA或MSU结晶通过诱导氧化应激促进内皮功能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高海拔地区人群的血UA水平显著高于平原地区居民,而高海拔地区居民冠心病和中风的死亡率显著更低,提示缺氧条件下UA水平的代偿性升高可能通过其抗氧化功能发挥保护作用,尽管该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验证。
然而,高UA水平可诱导线粒体氧化应激,降低线粒体膜电位和ATP合成,抑制电子传递链复合物I和III的活性,增加ROS产生。线粒体功能障碍进一步激活NLRP3炎症小体,导致炎症与UA水平之间的恶性循环。
**2.4 分子、器官和系统层面的动态联系**
UA的功能影响随浓度变化从保护性转变为有害性。生理浓度下UA发挥抗氧化效应,而高浓度UA或MSU结晶激活TLR4/NLRP3通路,启动免疫-炎症反应。这种浓度依赖性转变是连接代谢与免疫的关键节点。同时,炎性细胞因子作为反馈机制调节肾脏UA转运蛋白的表达,改变器官排泄功能,从而将系统炎症信号传递回器官和分子层面,影响UA稳态。
UA稳态的维持不仅依赖静态的器官特异性功能,还依赖时间动态调控和器官间的功能补偿。临床观察发现,夜间和清晨急性痛风发作风险高于白天,推测这可能与生物钟基因对炎症通路的昼夜节律调控或肠道微生物群代谢活动的昼夜振荡有关,但该假说尚待直接验证。此外,肾脏与肠道之间存在双向代偿关系,具有一定自限性,可防止急性期过度组织损伤。
炎症自限性使急性痛风发作即使不经治疗也可自行缓解。从整合角度看,MSU结晶激活NLRP3炎症小体,释放促炎细胞因子(IL-1β)招募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吞噬UA结晶并形成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可降解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从而限制过度炎症。随着炎症进展,巨噬细胞向M2表型极化,释放抗炎细胞因子(IL-10)主动终止炎症反应,形成完整的负反馈调节环路。代偿性排泄途径和自限性炎症反应均代表机体通过多层级协调将局部扰动控制在稳定范围内的适应性稳态维持策略。
**3. UA稳态的U型风险特征**
高尿酸血症和低尿酸血症是两种相反的病理状态,分别对应UA浓度超过(>420 μmol/L)或低于(<120 μmol/L)生理范围,中间范围(120–420 μmol/L)与相对较低风险相关。高尿酸血症由UA生成过多或排泄减少导致,通过结晶沉积、炎症和氧化应激导致多系统损伤。低尿酸血症由UA生成减少或排泄过多引起,因抗氧化、免疫和代谢调控功能的丧失而产生相应病理风险。这提示存在一个UA浓度的安全窗口。U型模型的具体阈值因性别、年龄和肾功能等因素存在个体差异,上述数值为一般参考范围。
**3.1 高尿酸血症的健康风险**
代谢酶异常可导致UA生成增加。肝脏XOR活性升高促进UA过度合成,如酒精摄入通过其代谢产物乙醛促进XDH向XO转化从而增加UA生成;高果糖饮食依赖酮己糖激酶(KHK)代谢途径消耗ATP生成AMP,进而经XOR生成UA。此外,磷酸核糖焦磷酸合成酶(PRPS)基因突变导致内源性嘌呤合成过度激活,这在部分青少年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具有临床意义,提示限制酒精和高糖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UA水平。
转运蛋白功能障碍导致UA排泄减少。肾脏UA转运蛋白异常表达直接影响排泄效率:URAT1表达上调显著增加UA重吸收,而OAT3/MRP4表达下调减少UA分泌,共同导致UA排泄降低。肠道菌群失衡可引起辅助排泄障碍,产丁酸菌(如丁酸梭菌)丰度降低和肠道BCRP活性下降可导致UA排泄减少,为益生菌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尿酸结晶沉积是连接高尿酸血症与多系统损伤的核心环节。当血UA浓度超过生理饱和度(约420 μmol/L)时,尿酸结晶在各种组织沉积,触发炎症级联反应,形成从局部到系统层面的病理网络。关节腔内尿酸结晶沉积被滑膜细胞吞噬后激活NLRP3炎症小体,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并触发急性痛风性关节炎。肾小管内尿酸结晶沉积通过巨噬细胞向M1表型极化、激活NLRP3炎症小体和上调氧化应激反应,促进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导致痛风性肾病。高尿酸血症还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可能涉及尿酸结晶在血管壁的直接沉积和血管周围炎症激活。可溶性UA经GLUT9进入内皮细胞,激活JAK2/STAT3信号通路,降低eNOS活性和NO产生。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患者冠状动脉疾病、中风和心力衰竭发生率显著更高,但这些关联是否反映因果关系仍不明确。孟德尔随机化研究使用SLC2A9和BCRP等基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未一致支持UA与心血管疾病的因果关联;由于高UA常与高血压、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等心血管危险因素共存,观察性研究中的关联更可能反映UA作为代谢综合标志物的特性。
动物研究中,高UA处理抑制胰岛素刺激的Akt磷酸化并增加IRS-1丝氨酸磷酸化,提示UA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素信号。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亦显示高尿酸血症与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相关,但这些发现不能建立因果关系,孟德尔随机化研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UA更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标志物而非独立致病因素。
尿酸结晶与炎症反应之间存在正反馈环路。中性粒细胞激活导致髓过氧化物酶(MPO)和ROS释放,将可溶性UA转化为UA自由基并加剧氧化应激;氧化应激促进结晶形成和NLRP3炎症小体激活。此外,炎性细胞因子上调肾脏UA重吸收转运蛋白表达并抑制分泌转运蛋白表达,减少UA排泄,形成结晶沉积、炎症激活和排泄减少的恶性循环。
高尿酸血症常伴随广泛的氨基酸代谢异常。色氨酸代谢产物(如硫酸?哼和硫酸吲哚)在慢性肾病(CKD)和高尿酸血症患者中显著蓄积,可激活芳烃受体(AhRs)并促进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和血管内皮损伤。支链氨基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代谢异常可激活mTOR通路,加重肾脏纤维化和胰岛素抵抗。精氨酸代谢失衡影响NO合成,参与高尿酸血症相关的内皮功能障碍。这些研究表明,UA水平升高与氨基酸代谢紊乱可能互为因果,共同促进CKD进展,但尚不清楚UA是否直接调控氨基酸代谢酶的表达,或两者仅通过共同代谢紊乱间接相关。
**3.2 低尿酸血症的健康风险**
低尿酸血症(<120 μmol/L)也因抗氧化、免疫和代谢调控功能的丧失而带来健康风险。低尿酸血症的主要原因包括罕见突变导致的生成减少和/或长期低嘌呤饮食导致的排泄过多。尿酸酶/转运蛋白基因突变通过增加排泄或减少重吸收直接降低UA水平;长期每日嘌呤摄入<200 mg的低嘌呤饮食,以及使用别嘌醇等XO抑制剂(40 mg/天非布司他),通过抑制UA合成降低UA水平。
低UA水平与多种系统疾病风险显著相关,以神经和骨骼系统最为突出。UA水平与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呈复杂关系,低UA水平与阿尔茨海默病(AD)和帕金森病(PD)风险增加相关,提示低尿酸血症患者相对风险较高。Meta分析也证实,痴呆患者的血UA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其潜在生物学机制主要涉及UA的抗氧化功能:低尿酸血症状态下,大脑清除ROS能力下降,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β-淀粉样蛋白聚集增加。但当前证据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尽管调整了年龄、性别和APOE基因型等主要混杂因素,仍不能完全排除残余混杂的可能性,且尚未建立直接因果关系。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未报告UA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的因果关联,表明观察性研究可能受混杂因素或反向因果影响,UA更可能是疾病风险的生物标志物而非直接保护因素。
在骨骼系统中,低UA水平与骨质疏松风险增加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较高UA水平与较高骨密度和较低骨折风险相关,提示UA可能通过抗氧化功能保护骨骼健康。但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未发现UA与骨质疏松的因果关联,表明观察性研究可能受混杂因素影响。此外,低UA水平可能增加肾间质损伤风险。
**4. 临床干预策略**
针对UA稳态失衡,目前已建立三大干预策略:抑制UA生成、促进UA排泄和调控肠道微生物群。其稳态价值在于精准靶向失衡环节、降低疾病风险和改善临床结局。
**4.1 靶向XO抑制UA合成**
靶向XO核心靶点的药物可减少UA生成,适用于生成 excessive 型高尿酸血症。其干预价值体现在快速降低UA水平和抑制结晶形成上。例如,非布司他选择性结合钼蝶呤活性位点,Meta分析显示40–80 mg/天剂量的非布司他可显著提高血UA达标率(<6 mg/dL)。安全性方面,非布司他总体耐受性良好,但其心血管安全性存在争议:CARES试验提示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而FAST试验未报告此风险。别嘌醇是传统XO抑制剂,但存在严重过敏反应风险,在高风险人群(如携带HLA-B*5801等位基因者)中风险显著更高。对于别嘌醇不耐受或过敏者,非布司他是有效的替代选择。
双靶点XO抑制剂可能是未来发展方向,其同时抑制XO并激活AMPK通路,实现降低UA水平和改善代谢的双重效应,但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研究阶段,且不同试验中降UA治疗结果存在差异。除心血管安全性争议外,CKD-FIX和PERL等随机对照试验未显示别嘌醇对肾脏或糖尿病结局有保护作用,提示降UA治疗的主要效益仍为预防痛风发作。
**4.2 靶向转运蛋白促进UA排泄**
靶向肾近端小管URAT1的药物主要通过抑制UA重吸收促进UA排泄,适用于排泄减少型高尿酸血症。URAT1抑制剂目前为核心药物,苯溴马隆(benzbromarone)可通过抑制UA重吸收显著降低血UA水平。研究表明,苯溴马隆在CKD患者中仍能有效降低血UA水平,且不加速肾功能下降。天然来源的URAT1抑制剂是研究热点,车前子(Plantago)提取物及其活性成分毛蕊花糖苷(verbascoside)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降UA潜力,可能通过抑制肾脏UA转运蛋白发挥作用,但目前尚无临床研究证实其在人体中的疗效和安全性。MRP4靶点在肾脏和肠道UA排泄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尚无靶向MRP4的药物获批临床使用,该靶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动物模型和细胞水平,临床转化仍属缺乏。
**4.3 靶向肠-微生物轴增加UA降解**
肠道微生物群在维持UA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治疗高尿酸血症的新靶点。针对肠-微生物轴失衡的策略主要包括补充益生菌、益生元和共生元,这些策略通过促进嘌呤和UA降解、调节肠道UA转运蛋白表达以及改善肠道炎症来增加UA排泄。益生菌干预的临床研究显示,Probio-X(1×10
11 CFU/天)联合非布司他可显著降低痛风患者的血UA水平和急性发作率。近期分析证实益生菌可降低UA水平,但其效果受地区、性别和疾病状态等因素影响。随机对照试验显示,12 g/天低聚果糖(FOS)持续3个月可显著降低CKD患者的血UA水平。
天然产物与益生菌的联合是潜在研究方向。动物实验证实,车前子等植物提取物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改善高尿酸血症,但其与益生菌联合应用的临床疗效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靶向肠道微生物群的降UA策略具有理论可行性和初步临床证据,但仍处于研究阶段,缺乏大规模、标准化临床研究证实其疗效和安全性。
**5. 讨论**
临床观察表明,夜间和清晨急性痛风发作风险是白天的2.4倍,这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群的昼夜节律及其对胆汁酸代谢的波动影响有关。未来研究可探索从肠道微生物群到胆汁酸再到XOR是否存在昼夜节律调控,并评估基于个体昼夜特征优化给药时间在痛风预防中的潜在价值。但这一方向仍处于概念探索阶段,目前无证据支持其临床应用,其可行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部分肾功能不全患者出现肠道排泄的代偿性增强,而另一些患者则未显示此反应,这提示存在未知的器官间信号网络。研究人员假设UA负荷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释放特定外泌体miRNA,通过循环系统调节肠道BCRP的表达,从而实现排泄途径的代偿性重分布。尽管目前无证据支持基于该机制的临床诊断,但未来研究可利用器官芯片模型和外泌体测序技术验证此假说。
U型风险模型表明UA浓度存在一个安全窗口。研究人员假设UA既具有抗氧化活性也具有促氧化活性,其转化可能受血浆中总巯基和NO水平等因素调控。当还原剂(巯基和NO)充足时,UA可在较高浓度下保持抗氧化状态;当还原剂耗竭时,即使较低浓度的UA也可能转化为促氧化剂。但这一过程涉及的具体数值、个体差异和调控机制仍不清楚,属于尚未解决的基础科学问题。
对于复杂的UA稳态失衡,联合治疗在某些研究中已显示出价值。研究表明,非布司他联合苯溴马隆可提高混合性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血UA达标率。益生菌与传统药物的联合应用在动物实验中也显示出潜力,但其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仍需验证。时间治疗学指导的时辰治疗、肠道BCRP的选择性上调以及基于氧化还原状态的靶向干预策略目前处于概念或临床前探索阶段,尚无证据支持其临床应用。
UA稳态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嵌入肾脏更广泛的代谢网络之中。肾脏不仅是UA排泄器官,也是氨基酸代谢、需要对肾脏代谢的网络调控进行仔细分析。肾脏不仅是尿酸排泄的器官,还是氨基酸代谢、氮平衡和线粒体能量代谢的核心部位。这些联系表明,单纯关注UA可能不足以全面理解高尿酸血症相关的肾脏损伤。未来研究应整合多组学方法,系统分析UA与氨基酸代谢的交叉调控网络。
UA稳态的临床管理离不开精确的检测方法。传统UA检测主要依靠酶法(尿酸酶-过氧化物酶偶联系统)和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但前者易受干扰,后者需要专门设备。新型适体传感器的出现为UA检测提供了新工具。基于盐切换捕获SELEX方法筛选出的Mg
2+依赖性UA适体UA-Mg-1,构建的荧光传感器检测限为0.5 μM。此外,能够区分UA与黄嘌呤和次黄嘌呤的高特异性适体也已被成功筛选并用于构建无标记荧光传感器。在同时检测方面,血糖和UA的单通道电化学传感器也有报道。这些技术为UA稳态的临床监测提供了新手段。
**6. 结论**
该文全面探讨了UA稳态在分子、器官和系统层面的调控机制,并总结现有证据构建了U型风险模型。该模型表明,UA不仅是嘌呤代谢的终产物,还参与代谢、免疫和氧化应激的调控。高尿酸血症和低尿酸血症均与多种健康风险相关,但因果关系仍有待进一步验证。目前临床常用的降UA药物主要包括XO抑制剂和URAT1抑制剂,靶向肠道微生物群的策略仍处于研究阶段。这一综述有助于从多视角阐明UA稳态,为未来机制研究和干预探索提供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