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Greek Nursing Stud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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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可能威胁学生福祉,尤其是依赖智能手机进行学术和临床活动的护理学生。本研究旨在估计希腊护理学生中潜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发生率,检验其与生活质量(QoL)的关联,并探索情境因素是否调节这些关联。方法:2025年9月至11月期间,研究人员对
背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可能威胁学生福祉,尤其是依赖智能手机进行学术和临床活动的护理学生。本研究旨在估计希腊护理学生中潜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发生率,检验其与生活质量(QoL)的关联,并探索情境因素是否调节这些关联。方法:2025年9月至11月期间,研究人员对希腊331名护理学生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受试者完成了一份匿名在线问卷,包括社会人口学数据、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hort Version, SAS-SV)及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简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BREF, WHOQOL-BREF)。结果:SAS-SV平均得分为29.30±9.69,18.9%的学生筛查出潜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总体QoL和总体健康满意度均值分别为3.80±0.78和3.97±0.88。较高的SAS-SV得分与较低的躯体、心理及环境QoL相关,但与社交QoL无显著关联。学习年限仅对环境QoL的关联起调节作用。结论: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希腊护理学生较低的躯体、心理及环境QoL相关。这些领域特异性发现拓展了现有证据,支持将数字健康、自我调节及睡眠卫生策略整合入护理教育及学生支持服务中。
该研究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旨在探讨希腊护理学生群体中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现状及其与生活质量多维度关联,并考察相关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智能手机已成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沟通交流、社交互动、教育过程乃至医疗服务模式。护理学生群体尤为特殊,智能手机深度嵌入其日常学习与临床实践,既支持同伴沟通、快速获取临床教育资源,也参与学习活动与社交媒体互动。COVID-19疫情加速了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中的整合,远程学习平台的扩展进一步强化了对智能手机的依赖。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依赖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可能对学生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及学业进展产生重要影响。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为该研究提供了核心理论框架,该理论提出当个体利用在线活动应对压力、情绪困扰、孤独感或未满足的线下需求时,可能发展出问题性数字行为。尽管该理论最初针对互联网使用,但鉴于智能手机作为持续、便携的互联网接入门户,其适用性得以扩展。从这一视角看,问题性使用反映的是对通过手机访问的活动及情感功能的调节困难,而非手机本身成瘾。护理学生面临学业负荷、临床暴露、过渡性压力及职业准备压力,该理论框架尤为适用。
国际上已有证据表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是护理教育中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发生率估计因测量工具、界值分数、术语、抽样策略及文化教育背景差异而存在显著异质性。既往研究报道了印度23.1%、摩洛哥34.9%、中国10.41%的发生率,欧洲各国也呈现不同数据。希腊此前一项研究报告的发生率为16.6%。此外,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躯体及心理健康、睡眠困难、学业参与度降低及学习临床活动中的分心行为相关。生活质量(QoL)作为涵盖躯体健康、心理福祉、社会关系及环境条件的主观多维构念,亟需从领域特异性角度加以考察,而非仅关注总体福祉。除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外,年龄、性别、吸烟状态、居住安排及学习年限等社会人口学与情境因素也可能影响QoL。现有研究多聚焦总体福祉或单一结局,对躯体、心理、社交及环境QoL领域间差异及情境因素调节作用关注不足,希腊护理学生中直接证据尤为有限。
研究人员招募了331名希腊本科护理学生作为在线便利样本,涵盖一至四年级。通过大学学生平台、社交媒体、官方大学论坛、学生协会及机构在线平台等数字渠道发放邀请。纳入标准为希腊护理院系在读本科学生,排除研究生及未完成知情同意或数据不可用的问卷。数据通过Google Forms结构化电子问卷收集, study variables 为强制完成项以最小化条目级缺失数据;问卷完成约需10至15分钟。样本以女性(74.3%)、一年级学生(46.5%)为主,62.8%独自居住,67.6%为非吸烟者,平均年龄23.1±7.79岁。
研究所用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SAS-SV:10项自评量表,采用1-6分李克特计分,评估失控、睡眠障碍、功能损害及情感依赖等症状,总分10-60分,分值越高示问题性使用越严重;性别特异性筛查界值为男性≥31分、女性≥33分;该量表经翻译与文化调适,本研究Cronbach's α为0.862;(2)WHOQOL-BREF:26项自评量表,提取躯体健康(7项)、心理健康(6项)、社会关系(3项)及环境(8项)四个领域得分,按WHO指南线性转换为0-20分,得分越高QoL越好;希腊版本已验证具有满意的信效度,本研究各领域Cronbach's α为0.666-0.732;(3)统计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7.0,因变量非正态分布,双变量比较使用Spearman相关、Mann-Whitney U检验及Kruskal-Wallis H检验;调整混杂因素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SAS-SV总分与各领域QoL的独立关联,控制年龄、性别、学习年限、居住安排及吸烟状态;调节效应检验以一年级和独自居住为参照类别,构建SAS-SV总分与学习年限或居住安排的交互项,采用标准线性回归程序进行8项调节分析。
研究结果呈现如下:
**样本特征与量表描述性统计**:SAS-SV总分为29.30±9.69,按性别界值111/331人(33.5%)筛查阳性,其中男性32/85人(37.6%),女性79/246人(32.1%)。总体QoL均值为3.80±0.78,总体健康满意度为3.97±0.88。各领域QoL中躯体健康得分最高(15.36±2.37),其次为社会关系(15.10±3.42),环境得分最低(14.03±2.34)。
**双变量分析**:躯体、心理及环境QoL均与SAS-SV总分呈负相关;男性心理及环境QoL中位数高于女性(p=0.012及p=0.021);与家人/伴侣同住者社会关系得分高于独居者(p<0.001);SAS-SV与躯体健康呈中等程度负相关,与其余领域呈弱负相关。
**调整后的回归分析**:SAS-SV总分升高独立关联于较低的躯体健康(B=-0.087,95%CI -0.121至-0.052,β=-0.352,p<0.001)、心理健康(B=-0.055,95%CI -0.091至-0.019,β=-0.226,p=0.003)及环境QoL(B=-0.069,95%CI -0.104至-0.035,β=-0.286,p<0.001),但与社交QoL无显著独立关联(B=-0.036,p=0.159)。居住安排独立关联于社交QoL(B=1.608,p<0.001),性别独立关联于环境QoL(B=-1.030,p=0.006)。模型解释变异量(R
2)为7.7%-15.5%。
**调节分析**:仅环境领域存在显著交互效应,学习年限×SAS-SV交互项显著改善模型拟合(ΔR
2=0.034,ΔF(3,319)=4.362,p=0.005),躯体、心理及社交领域无显著交互。事后分析提示该负向关联在四年级学生中最强,早期学年较弱;但因各年级分布不均,此结果应谨慎解读。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认为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QoL的关联具有领域特异性而非均匀一致。尽管多项关联达到统计学显著,但回归系数及解释变异量提示效应量适中,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仅为QoL的相关因素之一而非主导决定因素。SAS-SV得分每升高10分,对应躯体QoL降低约0.87分、心理QoL降低0.55分、环境QoL降低0.69分(0-20分量表)。与躯体QoL的关联最强,可能与睡眠障碍、疲劳、久坐行为及肌肉骨骼症状有关;与心理QoL的关联稍弱,可能反映学生通过智能手机寻求即时缓解、分心或社交连接,但难以调节时伴随心理福祉下降。社交QoL未显示独立关联,可能因智能手机既干扰面对面互动又维持远程社交,且居住安排的社交支持效应强于智能手机使用;家人/伴侣同住者的社交关系得分显著更高,且该效应独立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环境QoL的关联受学习年限调节,四年级学生中关联最强,可能与临床实习、学业负荷、就业准备及时间管理压力随阶段累积有关,但该解释需未来研究直接验证。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或时序方向;SAS-SV界值源自青少年样本,未在希腊护理学生中验证为诊断阈值;便利抽样及在线招募可能导致选择偏倚,样本中一年级学生比例过高(46.5%)影响亚组比较;机构特定响应数未保留,无法评估院系代表性;焦虑、抑郁、感知压力、睡眠质量、学业负荷、体力活动及社会支持等重要混杂变量未测量;自我报告数据存在回忆偏倚、共同方法变异及社会期望效应;居住安排的二分类简化测量未能涵盖与同伴同住、宿舍等其他安排;社会关系领域信度较低(α=0.666)可能降低检测关联的灵敏度。
未来研究应超越总体关联识别,聚焦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特定QoL领域间潜在机制,如临床工作量、通勤需求、经济压力、时间管理困难及学业压力对关联的调节或放大作用,尤其在培训后期阶段。需区分躯体领域的睡眠 disruption 与疲劳路径、心理领域的情绪紧张与压力路径,以及社交领域可能的混合或补偿效应。采用跨机构、跨学年更均衡样本的纵向研究有助于确认环境QoL领域调节效应的稳定性。
**研究结论翻译**:总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护理学生较低的躯体、心理及环境QoL相关,而调整协变量后未发现与社交QoL的独立关联。这些结果表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福祉的关系在不同QoL维度间存在差异。情境因素在不同领域中的作用方式各异:居住安排独立关联于社交QoL,而学习年限的调节作用仅见于环境QoL。学习年限的调节发现应作为初步、领域特异性的结果解读,需在纵向研究及学年分布更均衡的样本中加以验证。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拓展了现有文献,表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情境特征以学生福祉领域特异性而非一致性的方式相关联。实践层面,研究结果支持将数字健康整合入护理学生支持举措,关注躯体与心理福祉及护理教育期间的环境挑战。研究视角上,结果提示需要开展纵向及机制导向研究,考察学业需求、压力、睡眠及日常自我管理等因素如何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及QoL的关联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