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tress in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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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焦虑、抑郁和压力是患病率极高的状况,对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老年人群中,身体不活动与压力并存已被证实与抑郁和焦虑风险升高相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每周累计至少150 min中等强度
背景: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焦虑、抑郁和压力是患病率极高的状况,对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老年人群中,身体不活动与压力并存已被证实与抑郁和焦虑风险升高相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每周累计至少150 min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的老年人被归类为身体活动者。
目的:分析老年人中不同身体活动状态下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的差异。
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描述性及分析性事后事实(ex post facto)研究,纳入居住于社区的男女老年人样本。参与者完成了包含社会人口学信息及经验证量表的问卷,包括Beck抑郁量表-II(BDI-II)、Beck焦虑量表(BAI)、知觉压力量表(PSS)以及老年人修订版Baecke问卷(Baecke-Old)。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获里约热内卢联邦州立大学(UNIRIO)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样本共包括599名老年人,其中久坐者312名、身体活动者287名;参与者以女性为主,年龄主要集中于60–64岁,已婚,与家庭成员同住,且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与久坐者相比,身体活动者表现出更低的压力和抑郁水平。焦虑方面未观察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差异。在久坐组中,发现压力与焦虑、压力与抑郁、焦虑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在身体活动组中,观察到焦虑与压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
结论:身体活动与老年人较低的压力和抑郁水平相关,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心理健康与健康老龄化保护因素的作用。心理痛苦变量的聚集现象,尤其是在久坐个体中更为突出,强调了促进积极生活方式作为减轻该人群心理健康负担策略的重要性。
该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聚焦于老年人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与焦虑、抑郁、压力三类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关联,是一项基于社区老年样本的横断面研究。研究背景建立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快速加剧这一公共卫生现实之上。随着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健康老龄化已成为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重点议题。与此同时,焦虑、抑郁和压力在老年人群中高度常见,不仅影响情绪与生活质量,还与功能下降、疾病负担增加及死亡风险升高相关。既有研究已提示,身体不活动与多种不良心理结局密切相关,而压力还可能与焦虑、抑郁相互强化,形成心理痛苦的聚集状态。尽管身体活动已被广泛视为一种非药物性健康促进策略,但在老年群体中,身体活动状态与焦虑、抑郁和压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这些变量之间的联动模式,仍需进一步明确。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比较不同身体活动状态老年人的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并分析这些心理变量之间的相关结构,以评估身体活动在老年心理健康促进中的潜在保护作用。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描述性与分析性事后事实设计,对居住于社区的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与久坐老年人相比,身体活动者的压力和抑郁水平显著更低,而焦虑水平虽呈较低趋势,但组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进一步相关分析显示,久坐组内压力、焦虑和抑郁之间存在更为清晰且显著的正相关结构,提示这些心理痛苦指标在身体不活动者中具有更强的聚集特征。研究据此得出结论:身体活动与较低的压力和抑郁水平相关,可作为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保护因素;与此同时,久坐状态下心理痛苦变量的聚集现象也提示,应将积极生活方式推广纳入老年公共卫生干预重点。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社区老年人实际样本出发,为身体活动促进心理健康提供了实证支持,并进一步强调了心理痛苦并非孤立存在,而可能呈现相互强化的三联结构。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通过便利抽样,从巴西两家机构招募社区老年人,最终纳入599例≥60岁样本。数据采集采用线上自填式问卷,包含社会人口学信息及4种经巴西人群验证的量表:Beck抑郁量表-II(BDI-II)、Beck焦虑量表(BAI)、知觉压力量表(PSS)和老年人修订版Baecke身体活动问卷(Baecke-Old)。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每周≥150 min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标准,将对象分为身体活动组与久坐组。统计分析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进行Kolmogorov-Smirnov正态性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及双变量回归分析。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的小标题,对研究发现进行归纳解读。
首先,在“Study design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与“Participants: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所界定的研究框架中,研究对象为来自巴西社区、年龄≥60岁的非机构老年人,男女均纳入。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经UNIRIO伦理审批,说明研究在设计与实施上具备规范的伦理基础。纳入对象需能够独立完成问卷,排除了可能影响自报可靠性的明显视听障碍及认知理解障碍者,这为后续量表评估结果的解释提供了方法学保障。
其次,在“Sample size”与“Study population and sample”部分,研究人员依据巴西类似人群的预实验数据,使用G* Power 3.1进行样本量估算,确定至少需530人。最终样本为599人,超过最低要求,提升了统计分析的稳定性。样本由312名久坐老年人和287名身体活动老年人构成,分别占52.1%和47.9%。从社会人口学特征看,两组均以女性为主,多数年龄处于60–64岁,已婚或稳定伴侣关系者居多,且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家庭成员同住。这说明该样本具有较明显的社区中高教育背景特征,也提示结果解释应结合样本来源进行理解。
再次,在“Data collection and instruments”部分,研究采用多维心理测量工具同步评估抑郁、焦虑、压力和身体活动。BDI-II用于评估抑郁症状,BAI用于评估焦虑症状,PSS用于评估过去一个月中的压力知觉,Baecke-Old用于评估老年人习惯性身体活动。研究还依据量表分值对压力、焦虑和抑郁进行了等级分类,从而既可进行连续变量比较,也可呈现症状严重程度分布。
在“Data analysis”部分,因数据分布不服从正态,研究人员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身体活动组与久坐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考察社会人口学变量与心理变量之间的联系,并以双变量回归分析评估身体活动与焦虑、抑郁、压力之间的关联方向和拟合情况。这一分析路径使研究既能回答组间差异问题,也能描述变量间相关结构。
在“Results”部分,研究首先依据Baecke-Old中结构化运动项目,并参照WHO标准,以每周150 min为界将老年人划分为久坐组和身体活动组。结果显示,身体活动老年人的压力评分显著低于久坐老年人,抑郁评分也显著较低;焦虑评分虽较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具体而言,身体活动组压力均值为16.22±2.70,久坐组为16.73±2.62;身体活动组抑郁均值为6.66±2.13,久坐组为7.1±2.45。严重程度分布方面,两组总体均表现为中度压力和轻度焦虑,而抑郁分级则表现为久坐组为中度、身体活动组为轻度。该结果表明,身体活动与心理健康获益主要体现在压力和抑郁层面。
随后,在针对久坐组的相关分析中,研究发现婚姻状况与居住安排呈正相关,提示社会生活结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更重要的是,压力与焦虑、压力与抑郁、焦虑与抑郁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在久坐老年人中,心理痛苦的不同维度呈明显聚集和互相关联状态。此外,教育水平与抑郁呈弱负相关,提示较高教育程度可能具有一定保护作用。双变量回归进一步显示,身体活动与焦虑、抑郁及压力均存在统计学关联,但相关系数较低,提示这些心理变量只能解释身体活动水平变化的一部分。
在身体活动组的相关分析中,研究同样观察到压力与焦虑、压力与抑郁、焦虑与抑郁之间的显著正相关,说明三者在身体活动者中仍存在联动关系。与此同时,教育水平与抑郁呈负相关,与居住安排呈正相关;婚姻状况与焦虑呈负相关;年龄与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及居住安排存在相关;身体活动水平与婚姻状况呈负相关。尽管心理变量之间依然相关,但论文强调,在身体活动组中,焦虑与压力的显著正相关尤为明确,而整体聚集效应相较久坐组的描述并不如后者突出。
在总体样本分析中,压力—焦虑、焦虑—抑郁、压力—抑郁三组关系均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支持焦虑、抑郁和压力构成紧密相关的心理痛苦三联结构。教育水平与压力、焦虑、抑郁均呈负相关,再次说明教育因素可能与较低心理负担相关。婚姻状况与居住安排正相关,并与焦虑弱负相关;居住安排与年龄组正相关。总体回归结果亦表明,身体活动与焦虑、抑郁、压力均有关联,但解释度有限,意味着身体活动水平还受到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功能能力及生活方式等其他因素影响。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结果与国际文献总体一致,即身体活动能为老年人带来显著心理健康收益,尤其在降低压力和抑郁方面表现明确。焦虑未出现显著组间差异,提示其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或受其他因素调节。久坐组中心理变量间更强的相关结构说明,身体不活动可能放大焦虑、抑郁和压力的共存与相互强化。研究同时强调,教育水平较高与较低心理痛苦水平相关,这一点在总样本和分组分析中均有体现。尽管回归分析达到统计学显著,但相关系数较低,说明身体活动与心理痛苦之间虽有关联,但并非单一决定关系。论文也明确指出其局限性,包括便利抽样、线上数据收集导致样本教育水平和网络可及性偏高,以及横断面设计和自报数据限制了因果推断。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以599名60–64岁、非机构化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为对象,提供了支持身体活动在心理健康中具有有益作用的较强证据。与久坐者相比,身体活动者表现出更低的抑郁和压力水平,进一步强化了身体活动作为该人群重要保护因素的意义。尽管两组焦虑水平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焦虑与压力之间的正相关提示二者关系复杂,且可能为间接关系。相较之下,久坐组中焦虑、抑郁和压力呈现稳定的正向相互关联模式,表明心理痛苦可能存在相互强化的动态过程。这种聚集效应提示,当其中一个维度升高时,其他维度也可能被加重。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强调,应推广规律身体活动作为减轻老年人心理痛苦的重要策略,同时也提示未来仍需进一步阐明焦虑及其与其他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