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物种特异性植物化学谱、生物活性潜力及其在功能性食品与营养保健品开发中的相关性

《Nutrients》:German and Roman Chamomile: Species-Specific Phytochemical Profiles, Bioactive Potential, and Relevance for Functional Foods and Nutraceutical Develop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5日 来源:Nutrient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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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背景:德国洋甘菊(Matricaria chamomilla L.)与罗马洋甘菊(Chamaemelum nobile (L.) All.)是被广泛摄入的植物性原料,并日益应用于营养保健品(nutraceuticals)和功能性食品(functiona

  
摘要

背景:德国洋甘菊(Matricaria chamomilla L.)与罗马洋甘菊(Chamaemelum nobile (L.) All.)是被广泛摄入的植物性原料,并日益应用于营养保健品(nutraceuticals)和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 foods)中。尽管二者均以“洋甘菊”名义进行市场化,但其植物化学组成、感官特征及潜在健康促进特性存在差异。本综述对这两种植物作为膳食与功能性配料进行比较。

方法:本叙述性综述总结了关于M. chamomilla与C. nobile的植物学特征、植物化学谱、膳食形式、生物活性、安全性问题及功能性食品应用的现有证据,重点强调与营养用途和配方设计相关的物种特异性差异。

结果:德国洋甘菊的表征更为充分,且尤其富含与芹菜素(apigenin)相关的黄酮类、木犀草素(luteolin)衍生物、α-没药醇(α-bisabolol)以及由母菊素(matricin)衍生的母菊天蓝烃(chamazulene);这些成分与抗氧化、抗炎、镇静舒缓、胃肠道保护及代谢调节作用相关。罗马洋甘菊则以富含酯类的精油谱及倍半萜内酯(sesquiterpene lactones)为特征,其中包括nobilin衍生物,这些成分有助于其特征性香气形成,并赋予其互补性的生物学潜力。洋甘菊制剂因物种、提取方法、加工条件及食品基质(food matrix)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浸泡液、提取物、粉末和精油在营养学上并不等同。

结论: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不应被视为可相互替代的植物性配料。其物种特异性的植物化学谱、感官属性及配方行为应指导其在营养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中的应用。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基质相互作用、临床验证以及洋甘菊来源制剂标准化水平的提升。
1. Introduction

本文围绕两种商业上均被称为“洋甘菊”的植物——德国洋甘菊(Matricaria chamomilla L.,亦名Matricaria recutita L.)和罗马洋甘菊(Chamaemelum nobile (L.) All.)——展开比较性综述,研究目的在于从营养学、功能性食品与营养保健品开发角度,厘清二者在植物学身份、化学组成、生物活性与应用适配性上的差异。文章指出,植物来源生物活性成分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管理、氧化应激与慢性低度炎症干预中具有重要膳食价值,而洋甘菊兼具长期传统食用基础与现代消费普及度,因此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植物性原料。

本节强调,尽管消费者常将两种洋甘菊视为可互换原料,但其主导植物化学群、感官轮廓、关键活性成分丰度及技术加工适宜性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提取效率、稳定性、生物可及性(bioaccessibility)、感官接受度、安全性及其在功能性食品、膳食补充剂和天然风味体系中的应用。文章还结合市场趋势说明,洋甘菊茶及相关制品需求持续增长,推动其在功能饮料、强化食品、包埋制剂和递送系统中的研究扩展。作者进一步指出,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药材学、精油组成或传统药用用途,缺乏将两物种纳入统一营养与营养保健框架下的直接比较综述,因此本研究试图填补该空白。

2. Literature Search Strategy and Source Selection Criteria

本节说明本文为叙述性综述而非系统综述或Meta分析,但研究人员采用了结构化文献检索策略以提高研究透明度和可重复性。检索数据库包括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Wiley Online Library、Google Scholar及MDPI,时间范围截至2026年6月,并重点关注近十年的研究成果。

检索关键词覆盖两物种学名与常用名,以及“植物化学”“芹菜素(apigenin)”“木犀草素(luteolin)”“α-没药醇(α-bisabolol)”“母菊天蓝烃(chamazulene)”“母菊素(matricin)”“nobilin”“精油(essential oil)”“营养保健品(nutraceuticals)”“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 foods)”“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安全性(safety)”“标准化(standardisation)”“植物鉴定(botanical authentication)”“食品基质(food matrix)”等。纳入文献包括原始研究、综述、药典专论、法规文件及相关书籍章节,优先保留能提供物种特异性数据、比较信息、分析表征证据及与营养暴露和配方设计相关信息的文献。作者同时说明,本综述未进行正式偏倚风险评估及定量质量评分,因此文中结论应结合证据层级审慎解读,其中人体临床和观察性研究被视为较体外、动物或纯机制研究更具直接营养学相关性。

3. Botanical and Phyt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 and Roman Chamomile

本部分系统比较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在植物学身份和植物化学谱上的差异,指出二者不应仅因共享“洋甘菊”商品名而被归为同质原料。全文在此建立后续营养、功能和安全性讨论的化学基础。

3.1. German Chamomile

德国洋甘菊(Matricaria chamomilla L.)被界定为全球最著名且研究最充分的药食两用植物之一。其为菊科(Asteraceae)一年生草本,形态学鉴别关键在于中空圆锥形花托及向下弯曲的白色舌状花。药典原料为干燥头状花序(Chamomillae flos),且该物种已被多个国家药典收载,并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为一般公认安全(Generally Recognised as Safe, GRAS)原料,这为其在食品、膳食补充剂和植物制剂中的使用提供了规范基础。

在化学组成方面,德国洋甘菊呈现高度复杂的多组分谱,涵盖精油萜类、黄酮类、酚酸、香豆素、多糖、甾醇、有机酸、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文章指出,已鉴定精油成分超过120种,总植物化学物质超过300种。其组成受化学型、地理来源、气候土壤、采收时期、干燥方式、储藏条件和提取方法显著影响,因此原料来源与加工条件不仅决定化学特征,也决定质量控制、标准化水平和健康效应的可重复性。

精油部分是德国洋甘菊的重要活性组分,干花中含量通常为0.25%–2.0%。其中倍半萜为主导类别,α-没药醇(α-bisabolol)及其氧化物A、B是标志性成分;母菊天蓝烃(chamazulene)并非鲜植物原生存在,而是在蒸馏过程中由母菊素(matricin)热转化生成。不同地区样品中,β-法呢烯(β-farnesene)等成分也可占较高比例。文章强调,该精油组分对香气、感官品质、抗炎潜力和制剂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挥发性成分易受热、氧和工艺影响,不同制剂形式中其实际贡献差异很大。

黄酮类则构成德国洋甘菊水提和醇提部分最关键的亲水性多酚群,尤以黄酮亚类为主。芹菜素(apigenin)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成分,多以糖苷形式存在,尤其是芹菜素-7-O-β-D-葡萄糖苷(apigenin-7-O-β-D-glucoside),该成分也是药典质量标志物。木犀草素(luteolin)及其糖苷同样丰度较高。此外,槲皮素(quercetin)、芦丁(rutin)、山柰酚(kaempferol)、patuletin等亦被检出。文章特别指出,德国洋甘菊花头中的芹菜素含量显著高于罗马洋甘菊,这意味着当产品开发瞄准芹菜素相关的抗氧化、抗炎或神经调节潜力时,德国洋甘菊更具原料优势。

除黄酮外,德国洋甘菊还富含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对香豆酸(p-coumaric acid)、阿魏酸(ferulic acid)、咖啡酸(caffeic acid)及多种咖啡酰奎宁酸衍生物,这些酚酸与整体抗氧化能力密切相关。香豆素部分包括香豆素(coumarin)、7-甲氧基香豆素即herniarin、伞形花内酯(umbelliferone)等,虽非主要质量标志物,但增加了原料化学复杂性。另有多糖、甾醇、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胆碱以及钙、锌、铁、镁、锰、钠等微量营养组分,共同构成其作为膳食植物原料的综合价值。

3.2. Roman Chamomile

罗马洋甘菊(Chamaemelum nobile (L.) All.)为菊科多年生植物,在欧洲草药与饮食传统中历史悠久。其形态学上与德国洋甘菊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花托为实心且较平,而非中空圆锥形。文章指出,该物种虽长期用于草本浸泡饮和天然香料,但在植物化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总体少于德国洋甘菊。

罗马洋甘菊的植物化学特征首先体现于其富酯型精油谱。其干花精油含量大致为0.22%–0.80%,主要由当归酸(angelic acid)、tiglic acid和异丁酸(isobutyric acid)的酯类衍生物构成,而非以没药醇型倍半萜醇为主。异丁基当归酸酯(isobutyl angelate)、异戊基当归酸酯(isoamyl angelate)、3-甲基戊基当归酸酯等是代表性挥发成分,赋予其强烈而近似苹果样的香气。相较之下,母菊天蓝烃在该物种中通常仅为痕量或极少量,因此其香气与色泽特征均明显不同于德国洋甘菊。

除精油外,罗马洋甘菊还以富含germacranolide型倍半萜内酯而著称,nobilin和3-epinobilin为其中的重要代表。文章指出,该类内酯总量可高达0.6%,明显高于德国洋甘菊。近期高分辨质谱研究还从其地上部分分离鉴定出hydroxyisonobilin、nobilinone A、nobilin及若干新型nobilin衍生物,提示其在化学多样性与功能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研究价值。

黄酮方面,罗马洋甘菊同样含有芹菜素及其糖苷,如apigenin-7-O-rutinoside和apigenin-7-O-glucoside,并含有木犀草素、槲皮素、patuletin、chrysoeriol等成分;但其总体芹菜素水平低于德国洋甘菊。另有物种特征性黄酮糖苷chamaemeloside被报道。香豆素部分包括scopolin、scopoletin、herniarin与umbelliferone。综合而言,作者将罗马洋甘菊概括为“富酯、富内酯、芳香特征显著”的洋甘菊类型,而德国洋甘菊则更偏向“富芹菜素、富没药醇、富母菊天蓝烃”的类型,这种差异决定了二者在风味、功能与制剂应用上的不同定位。

4. Dietary Forms and Nutraceutical Relevance

本节围绕洋甘菊的实际摄入形式与营养保健应用价值展开,强调其营养学意义不仅取决于植物物种,还取决于制备方式、提取介质、加工条件及终产品基质。传统草本浸泡液是最常见的膳食形式,尤其德国洋甘菊浸泡液在全球范围内消费广泛。该形式主要提供亲水性黄酮和酚酸,仅带入有限比例挥发性精油成分,因此茶饮并不等同于精油或浓缩提取物。已有研究表明,花材中的约10%精油成分与约29%–30%黄酮可迁移至浸泡液中,说明洋甘菊茶不仅是温和饮品,也是真实的膳食生物活性物质暴露来源。

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茶饮中芹菜素总摄入量低于浓缩提取物,但体外消化研究提示其具有较好的生物可及性(bioaccessibility);然而实际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仍取决于糖基化形式、胃肠稳定性、食物基质与个体代谢差异。罗马洋甘菊也常被制成浸泡液,但由于其精油富含当归酸酯和异丁酸酯类,饮用时香气更为浓郁,感官体验和化学暴露均与德国洋甘菊不同。

除浸泡液外,文章还讨论了水提物、乙醇提取物、氢醇提取物、植物粉末、全花粉碎制剂、精油及包埋制剂。水提物适合饮料等亲水体系,但对脂溶性成分提取效率较低;氢醇和乙醇提取物则可富集多酚和部分低极性活性物质,更适用于胶囊、片剂和液体植物制剂。粉末与全花制剂可较完整保留多酚、纤维样组分及部分矿物质,但在分散性、香气保持和感官适口性方面存在挑战。

文章特别强调,从传统茶饮向浓缩提取物的转变,会显著改变活性暴露水平和安全边界,因此标准化要求更高。德国和罗马洋甘菊精油均属于高浓度且化学特性鲜明的制剂形式:前者偏重α-没药醇(α-bisabolol)、母菊天蓝烃(chamazulene)等,后者则偏重angelate和tiglate酯类。作者指出,精油绝不能在营养学上被简单等同于茶饮。为改善挥发性成分稳定性、掩蔽苦味并提升控释性能,研究中还开发了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壳聚糖纳米载体和海藻酸盐微胶囊等包埋系统,这对营养保健品和功能食品递送设计具有现实价值。

5. Health-Promoting Properties Relevant to Nutritional Use

本节总结两种洋甘菊与营养应用相关的健康促进潜力,涵盖抗炎、抗氧化、抗菌、镇静/抗焦虑、胃肠保护和代谢调节等方面。作者强调,相关效应在营养语境中更适宜被界定为支持性和健康维持作用,而非直接治疗性结论。

对德国洋甘菊而言,抗炎活性证据最为充分。其作用基础主要来自黄酮与精油成分的协同作用,尤其是芹菜素(apigenin)和木犀草素(luteolin)可抑制NF-κB信号通路,从而下调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L-6)及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等炎症介质。母菊天蓝烃(chamazulene)则可抑制环氧合酶-2(COX-2)和5-脂氧合酶(5-LOX),α-没药醇(α-bisabolol)亦表现出细胞因子调节和组织保护作用。

抗氧化方面,德国洋甘菊提取物在DPPH、ABTS、FRAP、CUPRAC及脂质过氧化抑制等试验中均表现活性,其效应与总黄酮和总多酚含量密切相关。机制上,芹菜素和木犀草素衍生物可能激活Nrf2通路,提升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及谷胱甘肽还原酶等内源性抗氧化酶水平,并增加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储备。

在抗菌与食品保藏潜力方面,德国洋甘菊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大肠杆菌等表现出一定抑制作用,且精油通常强于水提或醇提。文中还提到从该物种中分离出的抗真菌肽MCh-AMP1,以及其己烷提取物与乳链菌肽(nisin)对果汁腐败菌Alicyclobacillus acidoterrestris的协同抑制,这些结果提示其在功能性食品与天然防腐体系中的应用可能。

镇静与抗焦虑活性主要归因于芹菜素对GABA-A受体苯二氮卓位点的结合能力,可增加氯离子通道通透性并降低神经元兴奋性。文中引用了癌症化疗患者双盲临床研究,显示规律饮用洋甘菊浸泡液可降低抑郁与焦虑评分,支持其温和的情绪调节价值。代谢健康方面,德国洋甘菊提取物可抑制α-淀粉酶和α-葡萄糖苷酶,并可能抑制醛糖还原酶和蛋白糖基化过程,从而对餐后血糖管理及糖尿病相关并发机制具有潜在支持意义。

胃肠效应则与其平滑肌解痉和胃黏膜保护作用相关。文章指出,其可能通过钾通道激活、拮抗乙酰胆碱和组胺等机制缓解肠痉挛、绞痛及肠易激相关不适,而α-没药醇(α-bisabolol)还与降低胃酸分泌及保护胃黏膜有关。至于抗肿瘤、抗增殖及抗血管生成相关结果,文章明确指出目前主要来自前临床研究,尚不足以形成营养健康声称。

对罗马洋甘菊而言,其生物活性谱部分不同于德国洋甘菊。germacranolide型倍半萜内酯中的α,β-不饱和内酯基团可与靶蛋白巯基发生共价作用,可能通过作用于IκB激酶(IKKβ)相关半胱氨酸残基而抑制NF-κB活化,进而产生抗炎效应。动物研究提示其精油在炎症和镇痛模型中具有与布洛芬相近的活性趋势。其提取物也表现出一定抗氧化能力,但ABTS活性可能低于德国洋甘菊,这与其chamazulene及部分多酚水平较低有关。

罗马洋甘菊精油还具有抗菌活性,机制被认为与破坏细胞膜完整性及扰乱质子梯度相关。文中亦提及其驱虫活性、对乙酰胆碱酯酶抑制作用、酪氨酸酶抑制作用及细胞毒/促凋亡效应,但同样强调这些结果主要停留于体外或动物层面。综合而言,德国洋甘菊在黄酮丰富制剂、抗氧化、代谢调节和胃肠舒缓方面证据更强,而罗马洋甘菊在富酯精油、倍半萜内酯、芳香特征及某些神经生理相关方向上呈现互补潜力。

6. Safety, Interactions and Standardisation Issues

本节从安全性、相互作用及标准化角度讨论两种洋甘菊在食品和营养保健品开发中的关键问题。文章总体认为,二者在传统剂量下作为草本浸泡液摄入时安全性较好,但这种经验不能直接外推到浓缩提取物、精油、包埋体系或高剂量补充剂。制剂形式决定暴露强度与风险特征:水浸泡液主要暴露于水溶性黄酮和酚酸,而精油和醇提物可显著浓缩特定生物活性成分,因此在剂量控制、纯度、稳定性和标签管理上需更严格规范。

最具临床相关性的风险是过敏反应,尤其发生于对菊科(Asteraceae/Compositae)植物敏感的人群。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均可能与豚草、菊花、金盏花、雏菊等植物产生交叉反应,表现为接触性皮炎、荨麻疹、口腔过敏症状、支气管痉挛、咽喉水肿,罕见时可出现过敏性休克。作者还指出,历史上部分“洋甘菊过敏”个案可能与掺伪或误用其他更强致敏性的类洋甘菊植物有关,因此植物学鉴定极为重要。

药物相互作用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与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的潜在相互作用。该担忧具有病例依据、药理合理性以及黄酮和香豆素相关成分存在的化学基础,因此使用华法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影响止血药物者应谨慎使用高剂量洋甘菊提取物。至于与苯二氮卓类、阿片类、镇静性抗抑郁药、抗癫痫药、酒精等中枢活性物质的相互作用,目前更多基于药理推测而非充分临床证据。与降糖药、降压药的潜在叠加效应也属生物学上可推测但临床量级尚未明确的范畴。

特殊人群包括孕妇、哺乳期女性、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在使用浓缩制剂时应尤为谨慎。文章强调,传统轻度浸泡液的长期食用经验并不等于标准化提取物、精油或包埋制剂在这些人群中的安全性证据。标准化则被界定为洋甘菊产品开发中的核心挑战之一。德国洋甘菊可采用芹菜素-7-O-葡萄糖苷及α-没药醇(α-bisabolol)、没药醇氧化物、母菊素(matricin)/母菊天蓝烃(chamazulene)等作为质量指标;罗马洋甘菊则应重点考量其富酯精油谱及含nobilin倍半萜内酯组分。作者主张,质量控制不能仅依赖单一标志物,而应结合色谱指纹图谱、代谢组学、化学计量学和DNA条形码等方法,以实现物种区分、批次一致性评估和掺伪识别。

此外,重金属、农药残留、霉菌毒素、微生物污染、异物混入、不当干燥和储藏等也是植物原料共有但不能忽视的安全隐患。由于消费者往往将植物性产品视为天然且安全,因此对洋甘菊花材、提取物和补充剂进行污染物监测与合规性验证尤为重要。

7. Limitations

作者在本节明确指出研究局限。首先,本文属于叙述性综述,并未采用注册方案、严格系统检索流程或正式证据分级框架,因此其结论具有综合解释性而非系统评价意义。其次,纳入研究未进行正式的方法学质量评估和偏倚风险分析,故对于具体生物活性、功能应用和安全问题的证据强度应谨慎解读,尤其当结论主要来源于体外、动物或制剂特异性研究时更是如此。

同时,两物种相关文献分布显著不均衡,德国洋甘菊在植物化学、生物活性和人体证据方面研究更丰富,罗马洋甘菊则相对有限,这会影响比较结论的对等性。最后,不同研究在地理来源、基因型、化学型、栽培条件、采收时期、加工方式、提取工艺、分析方法、剂量报告和制剂类型上差异很大,从而限制了跨研究可比性与结果外推性。作者因此提醒,植物化学差异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等幅度的临床差异。

8. Future Perspectives

本节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作者认为,应优先开展设计严谨的人体临床试验,并采用化学表征清晰、质量标准明确的洋甘菊制剂。尤其需要直接比较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以判定其植物化学差异是否会转化为生理效应、耐受性、感官属性及营养相关性的临床差异。此类研究应具备透明剂量报告、适当对照组、临床相关终点和剂量-效应关系评估。

在质量控制方面,德国洋甘菊可继续以芹菜素衍生物和没药醇型倍半萜作为重点指标,而罗马洋甘菊则需加强对富酯精油谱与倍半萜内酯的关注。作者主张未来标准化应超越单标志物模式,整合色谱指纹、代谢组学、化学计量学与DNA分子鉴定,以更准确地区分物种、化学型、掺伪和加工差异。

文章还强调,应进一步阐明洋甘菊活性成分的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体内代谢、胃肠转化、肠道微生物群互作及食品基质效应,因为原料中的高含量并不等同于人体内有效暴露。代谢组学、营养基因组学(nutrigenomics)、转录组学(transcriptomics)和微生物组分析可用于揭示物种特异性作用机制和响应生物标志物。与此同时,纳米包埋、微胶囊、乳液和控释系统等新型递送技术具有提升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感官可接受性的潜力,但其开发必须同步配套临床证据、制剂特异性安全评估、污染物监控和物种标签规范。

9. Conclusions

结论部分指出,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是亲缘关系较近、但在植物化学和功能属性上均存在实质差异的两类植物资源。尽管二者都长期作为草本浸泡液使用,并在商业上常被混同处理,但本综述表明,其主导活性成分、感官属性、制剂表现及潜在应用方向并不相同。德国洋甘菊因富含芹菜素相关黄酮和没药醇型倍半萜,在氧化应激、炎症、代谢平衡及轻度压力相关状态的膳食支持方面更具开发前景;罗马洋甘菊则凭借富酯精油谱和含nobilin倍半萜内酯,在风味设计、芳香导向制品及部分神经活性应用上具有特色优势。

作者最终强调,洋甘菊未来在饮料、乳制品、焙烤食品、包埋营养保健品及先进递送系统中的应用具备科学合理性,但前提是必须建立在原料鉴定准确、物种标识清晰、植物化学标志物标准化、污染物控制和制剂特异性安全评价基础之上。总体而言,德国洋甘菊与罗马洋甘菊不应被视为可互换原料,而应被定位为具有互补价值、适用于不同技术和营养场景的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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