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Can Rural Road Network Density Promote Inclusive Region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County-Level Panel Data
编辑推荐:
持续性城乡不平等仍是可持续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尤其在农村社区仍然难以充分获取市场、就业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本研究考察农村道路网密度是否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区域增长。研究人员利用2013—2024年县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容性区域增长指数(Inclusive R
持续性城乡不平等仍是可持续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尤其在农村社区仍然难以充分获取市场、就业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本研究考察农村道路网密度是否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区域增长。研究人员利用2013—2024年县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容性区域增长指数(Inclusive Regional Growth Index, irg),该指数综合了经济产出、基于夜间灯光测度的经济活动、农村收入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四个维度。农村道路网密度以每1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县道、乡道和村道总里程来度量。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机制检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估计(Instrumental-Variable Estimation)以及异质性分析等方法。结果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显著促进了包容性区域增长。分维度分析显示,更高的农村道路网密度能够提高实际人均GDP(real GDP per capita, pgdp)、增强基于夜间灯光测度的经济活动(nlit)、提升农村收入(rural income, rinc),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urban–rural income gap, gap)。机制分析表明,上述效应通过劳动再配置(labor reallocation)、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以及非农产业发展(non-agricult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三个渠道实现。研究结果在更换道路度量指标、滞后设定、异常值处理、样本限制以及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情形下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的效应在中西部县域、低可达性县域以及欠发达县域中更为显著。这些发现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指标,更是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区域发展的关键空间条件。
本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期刊,旨在探讨农村道路网密度对包容性区域增长的推动作用,该议题对于理解可持续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方面,可持续区域发展不仅需要总体经济增长,更要求发展机会在空间上的公平分布,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协调。在中国,县域作为连接村庄、乡镇、县城与外部市场的关键地域单元,其农村道路网密度能否促进县级层面的包容性发展,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以及可持续国土治理目标的实现。尽管已有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村道路对经济增长、减贫、农户收入和市场整合具有积极影响,但既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多将经济增长、贫困减少或收入效应割裂考察,或仅关注经济绩效或收入不平等的单一方面,而忽视了包容性增长作为综合性结果的整合视角;农村道路网密度转化为包容性增长的具体机制尚不明晰;农村道路网密度的收益在不同区域和县域间存在差异,亟待检验其在欠发达和低可达性地区的相对效应。
研究人员开展了以下研究:利用2013—2024年中国大陆县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含经济产出、夜间灯光测度经济活动、农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包容性区域增长指数(irg),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估计及异质性分析等方法,系统考察农村道路网密度对包容性区域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农村道路网密度显著提升包容性区域增长指数,具体表现为促进县级经济增长、增强夜间灯光经济活力、提高农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述效应通过劳动再配置、市场可达性和非农产业发展三条机制实现;该效应在中西部县域、低可达性县域和欠发达县域更为显著,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特征;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下保持稳健。该研究将农村道路网密度纳入包容性区域增长框架,同时考察经济增长与社会包容性,并识别了关键传导渠道,为理解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区域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学术贡献。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样本方面,采用2013—2024年中国大陆县级面板数据(不含市辖区、港澳台及西藏),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及地级市统计年鉴、交通统计年鉴以及VIIRS夜间灯光数据,样本经2013年行政区划边界 harmonization 后共20,836个县级-年度观测值;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基于熵权法(Entropy-Weighting Method)构建的包容性区域增长指数(irg),包含人均实际GDP、夜间灯光强度、农村收入及反向编码的城乡收入差距四个标准化子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道路网密度(road),以每100平方公里内县道、乡道、村道总里程的自然对数度量;机制变量包括非农产业就业占比(lab,二、三产业就业份额)、市场可达性(mkt,人均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和非农产业发展(ind,人均实际非农产业增加值的对数);控制变量涵盖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教育支出、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业依赖度。实证方法上,基准回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机制检验采用逐步回归与Bootstrap间接效应检验,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被解释变量(不含夜间灯光的替代指数irgn)、更换核心解释变量(人均道路里程rper)、滞后一期设定(lrod)、缩尾处理、剔除省会及直辖市周边县域,工具变量估计采用"县域平均地形坡度×线性时间趋势"(sltr)作为工具变量,并辅以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以及空间计量模型(SAR、SEM、SDM)检验空间依赖性,异质性分析按东中西部、初始道路密度和初始经济水平分组,并进一步采用面板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检验非线性效应。
研究结果部分,研究人员首先呈现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样本显示irg均值为0.284、标准差0.117,road均值为3.824、标准差0.671,表明县级包容性增长和农村道路网密度均存在显著跨县差异;gap均值为2.456,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县级发展的显著特征;各机制变量和控制变量亦呈现充分变异。2013—2024年间,irg和road均呈上升趋势,但irg增速更快。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所有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远低于传统阈值,核心解释变量road的VIF仅为1.15,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基准效应方面,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仅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时road对irg的系数为0.094(1%水平显著);加入完整控制变量后系数降至0.078但仍保持1%水平显著,意味着农村道路网密度提高一个标准差,irg约增加0.052,相对于样本均值具有经济显著性。进一步控制省份特定线性时间趋势、采用平衡面板样本后,结果依然稳健。
增长与包容性维度分析显示,农村道路网密度对pgdp的系数为0.114(1%显著),对nlit的系数为0.083(1%显著),对rinc的系数为0.065(显著),对gap的系数为-0.092(1%显著),即农村道路网密度同时促进人均实际GDP增长、夜间灯光经济活动增强、农村收入提升,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假设H1和H2。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对三个机制变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lab的系数为0.034(1%显著),mkt的系数为0.061(1%显著),ind的系数为0.042(显著)。将各机制变量分别加入包容性增长回归后,lab、mkt、ind对irg的系数分别为0.215、0.142、0.118(均为1%显著),且road系数从基准的0.078分别下降至0.056、0.048和0.051。联合机制回归中,lab、mkt、ind的系数分别为0.124(1%显著)、0.083(1%显著)和0.055(5%显著),road系数降至0.038但仍显著。Bootstrap间接效应检验显示,三条渠道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073、0.0087和0.0050,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这些结果为劳动再配置、市场可达性和非农产业发展作为传导渠道提供了统计支持,验证了假设H3a—H3c。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测试方面,采用人均道路里程(rper)替代度量、滞后一期农村道路网密度(lrod)、1%—99%缩尾处理、剔除省会及直辖市周边县域后,核心结论保持稳健。构建不含夜间灯光的替代指数irgn后,road系数为0.081(显著),表明结论不依赖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纳入。空间计量模型(SAR、SEM、SDM)中,road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718、0.0743和0.0682(均为1%显著),SAR和SDM模型中间接效应分别为0.0184(5%显著)和0.0315(5%显著),SDM模型中空间滞后road变量也为正且显著(0.0213),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不仅促进本县包容性增长,还可能通过跨县连通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中,road对irg、pgdp的系数分别为0.0438和0.0573(1%显著),对gap的系数为-0.0492(1%显著),AR(2)检验和Hansen检验均支持模型设定有效性。工具变量估计中,一阶段sltr系数为-0.018(1%显著),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34.62(高于10的常规阈值);二阶段fitted road对irg的系数为0.112(显著),对pgdp为正且显著,对gap为负且显著,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补充性因果证据。
异质性与门槛分析显示,中西部县域road系数(0.095)大于东部县域(0.038);2013年低初始道路密度县域road系数(0.104)大于高初始道路密度县域(0.045);2013年低初始pgdp县域road系数(0.098)大于高初始pgdp县域(0.041),验证了假设H4。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的门槛值为3.8164(bootstrap p值=0.006),低道路密度区间road系数为0.0962(1%显著),高道路密度区间为0.0437(1%显著),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的边际效应呈递减特征,而非严格的激活门槛效应,即农村道路网密度并非仅在达到最低密度后才促进包容性增长,而是在初始道路通达性较弱、发展约束更紧的县域具有更大的边际收益。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农村道路网密度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指标,更是可持续和包容性区域发展的空间条件。农村道路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扩大市场参与和改变地方生产结构,同步促进经济扩张与社会包容。政策层面,应将农村道路建设视为空间发展政策而非单一的工程建设目标,优先投向初始道路通达性弱、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县域;同时需将道路政策与非农就业支持、农业商业化、物流服务、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获取和县级产业升级等政策协调配合;具体实施上应基于可及性和发展指标识别优先县份,从单纯扩张导向转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将道路与加工中心、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电商服务站、冷链设施和旅游线路等衔接,并建立包含出行时间缩减、收入增长、市场可达性改善、养护质量、道路安全和生态约束的多维评估体系。此外,研究承认农村道路扩张涉及土地利用转换、农田破碎化、栖息地干扰、径流污染和交通排放等环境权衡,应将包容性发展目标与生态约束相整合。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利用2013—2024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道路网密度是否促进包容性区域增长。结果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显著改善了包容性区域增长指数。进一步的分维度分析显示,更高的农村道路网密度增加了县级经济产出、增强了基于夜间灯光测度的经济活动、提高了农村收入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机制检验表明,这些效应通过劳动向非农 employment 的再配置、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而实现。研究结果在替代设定和工具变量估计下保持稳健。这些发现表明,农村道路网密度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指标,更是可持续和包容性区域发展的一种空间条件。通过改善农村连通性并扩大对就业、市场和产业机会的获取,更密集的农村道路网络有助于减少空间发展劣势并支持乡村振兴。在中西部、低可达性和欠发达县域观察到的更强效应进一步表明,有针对性地改善农村道路网络可以促进更加均衡的国土发展和更可持续的区域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