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Risk & Society》:Between trust, doubt, and obligation: how Danish nurses address vaccine hesitancy in early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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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期疫苗接种常被视为重要的健康促进与风险规避技术,是各国及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大量文献将疫苗接种领域描述为充满争议,涉及关于健康风险与效果的科学及政治论争。反疫苗运动虽受关注,但公民与卫生专业人员更为微妙的态度同样值得审视。尽管卫生专业
摘要:儿童期疫苗接种常被视为重要的健康促进与风险规避技术,是各国及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大量文献将疫苗接种领域描述为充满争议,涉及关于健康风险与效果的科学及政治论争。反疫苗运动虽受关注,但公民与卫生专业人员更为微妙的态度同样值得审视。尽管卫生专业人员作为国家指南的专家与推动者之角色被广泛认为至关重要,但这些专业人员与寻求了解疫苗益处的家长之间的互动仍缺乏充分分析。本文基于对15名就儿童疫苗接种向家长提供咨询的丹麦护士的访谈,运用风险工作(risk work)理论框架,探讨在不同知识、利益与义务背景下,护士如何调适其专业角色以与家长就儿童疫苗接种进行互动。护士展现出情境性的能力与意愿,可将自身定位为官方疫苗推荐信息的传递者(messenger)、支持知情选择(informed choice)的伙伴(partner),或就疫苗风险与效果展开解释性对话(interpreting risk and effects)的专家(expert)。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在社会争议领域中,卫生保健政策、专业权威与知识是如何被具体实践(enactment)的。
论文解读:《在信任、怀疑与义务之间:丹麦护士如何应对幼儿期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儿童期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是高收入国家公共卫生的基石,但在后现代"反思性"(reflexivity)社会中,疫苗叙事日益受到质疑。现有文献多聚焦反疫苗(anti-vaccine)运动或家长层面的犹豫成因,较少关注一线卫生专业人员在面对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定义为对疫苗"获益、安全性和/或必要性的怀疑或拒绝"(Calnan & Douglass, 2020)——时如何在推广国家公共政策与维护护患关系间取得平衡。护士作为丹麦家庭访视计划(Danish Home Nurse Visiting Programme)中直接接触新生儿家庭的卫生探访护士(sundhedsplejerske/sundhedsplejersker),被丹麦卫生当局指定为"疫苗大使(vaccine ambassador)",其沟通过程是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却鲜有质性考察。本研究旨在借助风险工作(risk work)理论,探究丹麦护士与疫苗犹豫家长互动时所采取的专业角色及其如何处理风险知识(risk knowledge)、政策干预(policy interventions)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三维度间的张力。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半结构化访谈法,通过丹麦五区代表性市镇的儿童健康服务管理者招募,对15名具有5–20年从业经验的丹麦家庭访视护士进行访谈(14例电话/视频,1例面访,2023–2024年),访谈围绕与疫苗犹豫家长的真实互动情境展开。数据分析采用溯因(abductive)分析法,以Brown和Gale(2018)提出的风险工作(risk work)三维框架(风险知识、政策干预、社会关系)为指导进行编码,识别并建构三种理想型(ideal-typical)专业角色,探讨护士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寻求一致性(seek coherence)"以调和专业义务与关系维护。
三、研究结果
Nurses as messengers: neutral messages and minimal guidance(传递者角色:中性信息与最低限度引导)
面对明确意识形态性反对疫苗、持坚定反制论点的家长,护士感到无力以科学论据说服,且担心过度施压破坏长期访视关系而被家长"解雇"。此时护士采取传递者(messenger)定位,刻意保持非规范性(non-normative),淡化"好父母应接种"的道德叙事,仅提供官方资料(如传单、权威网站)或将家长转介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 GP),表明"最终是您的选择",以此履行告知义务同时保全关系。
Nurses as partners: mediators of trust, dialogue and reflection(伙伴角色:信任、对话与反思的中介)
面对对因体制不信任而犹豫(含移民家庭对当局不信任)的家长,护士采取伙伴(partner)定位,强调建立个人化信任关系。通过开放式、非评判性对话使家长敢于坦诚表达疑虑,护士在关系中融入个人专业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当局说,也是我个人认为"),借由对护士个体的信任延伸至对国家疫苗项目及卫生系统的信任,促发家长反思而非强制顺从。
Nurses as experts: interpreting risk and effects (or not)(专家角色:解读风险与效果——或回避)
当家长犹豫源于网络流言或易纠正误解(如MMR与孤独症关联),且护士自身对特定疫苗证据有信心时,护士采取专家(expert)定位,主动解读疾病个体风险(如破伤风(tetanus)经伤口感染后果)与疫苗保护效益,以权威性但基于证据的论述引导家长。反之,若护士自身对证据不确定(如HPV疫苗副作用曾引发丹麦公众争议时期)或家长态度极端封闭,护士则退至传递者角色,不深入科学辩论。护士承担专家角色的能力受个人知识自信度、社会舆论环境及家长开放度共同影响。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指出,疫苗沟通不仅是信息传递,更是关系性工作(relational work)。护士在制度代表(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与可信任个体(trusted individual)双重身份间动态调整,通过三种理想型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协调风险工作三维度——传递者侧重保护社会关系并履行最低政策告知;伙伴侧重以社会关系(信任构建)支撑政策干预效果;专家侧重以风险知识维度驱动政策干预同时维持关系。研究亦承认局限:丹麦高疫苗覆盖率与高制度信任使护士可采用低干预策略,结果未必适用于低信任或高犹豫率语境;护士可将难疑个案转介GP,此选项未必存在于其他职业群体。
结论(译文):
本研究表明丹麦护士在儿童疫苗接种框架下应对家长疫苗犹豫时并非单纯的政策执行者,而是从事需在专业义务、个人不确定性与建立家庭信任间权衡的关系性工作。护士不机械强制执行指南,而采取从明确倡导接种至审慎、适应性保留对话与信任的多元角色定位——包括官方推荐的明确传达者、支持知情选择的伙伴,以及对疫苗风险效果展开解释性对话的专家。研究结果通过展现卫生专业人员借由践行不同专业角色来传达与处理风险,丰富了风险工作(risk work)的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