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es, Forests and People》:The effects of cropland abandonment on vegetation composition in semi-arid savanna rangelands of Limpopo Province,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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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评估了在半干旱稀树草原牧场中,两种不同土地利用历史(即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下,耕地撂荒对植被动态的影响。在每个土地利用历史类型内,随机设置了六个10米×10米的样地用于数据收集。木本植被的采样方法为:识别每个样地内出现的所有树木,并测量其树高、冠幅尺寸和
本研究评估了在半干旱稀树草原牧场中,两种不同土地利用历史(即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下,耕地撂荒对植被动态的影响。在每个土地利用历史类型内,随机设置了六个10米×10米的样地用于数据收集。木本植被的采样方法为:识别每个样地内出现的所有树木,并测量其树高、冠幅尺寸和最低可采食高度。对于草本植被,在每个样地内设置五个0.5米×0.5米的样方以确定物种组成,并对所有已识别物种进行地上部分收获以测定生物量。在每个10米×10米样地内的四个采样点使用利维桥(Levy Bridge)法测量了植被基盖度。分别使用门尼尼克(Menhinick's)丰富度指数、香农-维纳(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皮洛(Pielou's)均匀度指数来估算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数据使用R版本4.5.1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撂荒耕地以强壮金合欢(Vachellia robusta)(46%)和弯耳相思(Dichrostachys cinerea)(25%)等木本物种为主,而天然牧场则以弯耳相思(59%)和卡鲁金合欢(Vachellia karroo)(22%)为主。天然牧场的树木密度(1,683 ± 708 株/公顷)显著高于撂荒耕地(600 ± 210 株/公顷)(p < 0.05);然而,撂荒耕地中的树木更高(平均值 = 1.82 米)且冠幅更大(平均值 = 2.27 米)。撂荒耕地的木本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平均值 = 0.46 ± 0.51)显著低于天然牧场(平均值 = 0.69 ± 0.28)。撂荒耕地的草本物种组成以密生三芒草(Aristida congesta)(28.83%)、犀角三芒草(Aristida rhiniochloa)(19.93%)和糙毛草(Pogonarthria squarrosa)(14.41%)为主,而天然牧场则以虎尾草(Chloris virgata)(37.72%)、平画眉草(Eragrostis plana)(13.75%)和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9.85%)为主。撂荒耕地的草本物种丰富度(0.87)显著高于天然牧场(p < 0.05),而多样性和均匀度在两个样地之间无显著差异(p > 0.05)。尽管两个样地间的基盖度无显著差异,但天然牧场的禾草生物量(305.33 千克/公顷)显著高于撂荒耕地(88.33 千克/公顷)(p < 0.05)。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木本植物的高度和冠幅大小与禾草生物量呈负相关。相比之下,木本植被结构(如冠幅大小和树高)与草本物种均匀度呈正相关,这表明木本植物覆盖度的增加可能会降低禾草生产力,同时促进群落内草本物种分布更加均匀。这些发现表明,耕地撂荒与植被群落的结构和组成变化相关,其特征是入侵性木本物种占主导地位、木本物种多样性降低以及以先锋物种为主的草本层。总体而言,这些模式凸显了耕作对半干旱稀树草原植被的长期生态影响。
**耕地撂荒对半干旱稀树草原植被的影响:一项来自南非林波波省的生态学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耕地撂荒正在重塑乡村景观和生态系统,并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深远影响。在半干旱稀树草原地区,这一过程尤为显著,常伴随着木本植物的扩张和草本植被的减少,尤其是在火干扰抑制和放牧压力改变的背景下。南非的耕地撂荒现象普遍,特别是在前“家园”(homeland)地区,如林波波省。由于土壤肥力下降、农业投入减少、土地权属不安全以及青年人口外流等多重社会经济和环境压力,小规模农业日益难以为继,导致大量边际耕地被弃耕。耕地撂荒启动了生态次生演替,但演替的方向和速率受生态遗留效应、环境条件和持续干扰的影响,往往导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恢复不完全,形成以耐受干扰物种为主的新型生态系统。这些物种(尤其是某些木本入侵种)可能通过遮荫、化感作用和资源竞争排挤草本植物,导致牧草质量下降和牧场生产力降低。尽管撂荒在被动恢复和土地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但关于半干旱稀树草原系统耕地撂荒长期生态后果的实证数据仍然有限。基于此,研究人员在发表于《Trees, Forests and People》的这项研究中,旨在探究耕地撂荒对半干旱稀树草原牧场植被组成的影响,并比较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在草本和木本植被组成、物种多样性及丰富度方面的差异。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地点位于南非林波波省卡普里康区曼奎恩附近的Sencherere村,该区域属于半干旱气候,植被类型为Polokwane高原灌丛草原。研究人员选取了两种对比的土地利用历史类型:一块已弃耕超过23年的撂荒耕地(通过历史Landsat卫星影像的GIS分析和随机森林土地覆盖分类确认)和一块相邻的天然牧场。在每个类型内随机设置六个10米×10米的重复样地。在样地内,研究人员对所有木本植物进行计数、物种鉴定,并测量树高、最低可采食高度以及冠幅长短直径以计算冠层面积。对于草本植被,在每个大样地内随机设置五个0.5米×0.5米的小样方,鉴定所有草本物种并收获地上部分,烘干后称重以测定生物量。使用利维桥法估算植被基盖度。此外,研究人员根据南非牧场生态学标准,将记录的禾草物种按生态状态(减少者与增加者)和演替状态(先锋、亚顶极、顶极)进行分类。使用门尼尼克丰富度指数、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和皮洛均匀度指数计算物种多样性。数据分析采用R软件进行,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基于布雷-柯蒂斯(Bray-Curtis)相异性的非度量多维尺度(NMDS)排序、置换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以及置换多元离散度分析(PERMDISP)。
**研究结果**
**1. 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木本物种组成与结构特征**
共发现八种木本物种。撂荒耕地以强壮金合欢(46%)和弯耳相思(25%)为主,而天然牧场则以弯耳相思(59%)和卡鲁金合欢(22%)为主。所有木本物种均具刺且可被牲畜采食。结构上,天然牧场的树木密度(平均1,683 ± 708 株/公顷)显著高于撂荒耕地(平均600 ± 210 株/公顷)。然而,撂荒耕地的树木更高(平均1.82 米)、冠幅最长直径(平均2.27 米)、最短直径(平均1.45 米)及冠层面积(平均3.27 平方米)均显著大于天然牧场。最低可采食高度在两者间无显著差异。木本物种的多样性指数在两地间也无显著差异。
**2. 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草本物种组成、生态状态与演替**
共记录26种草本物种(含非禾本科杂草)。撂荒耕地以密生三芒草(28.83%)、犀角三芒草(19.93%)和糙毛草(14.41%)为主,而天然牧场以虎尾草(37.72%)、平画眉草(13.75%)和狗牙根(9.85%)为主。多数物种(22种)为丛生型,仅3种为匍匐型。两地均以多年生禾草为主。在演替状态上,先锋物种在两地均占主导(撂荒耕地47.7%,天然牧场45.2%)。在生态状态上,大多数物种被归类为增加者II型(80.8%),而减少者物种(如指状黍、大黍等)主要出现在天然牧场。
**3. 禾草多样性、基盖度与草本生物量**
撂荒耕地的禾草物种丰富度指数(门尼尼克指数)显著高于天然牧场。然而,禾草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和皮洛均匀度指数在两地间无显著差异。两个样地间的植被基盖度也无显著差异。但是,天然牧场的禾草生物量(平均305.33 千克/公顷)显著高于撂荒耕地(平均88.33 千克/公顷)。非禾本科杂草生物量在天然牧场也更高,但差异不显著。
**4. 木本结构参数与草本植被参数的相关性**
在撂荒耕地,禾草生物量与木本植物高度呈显著负相关,与草本均匀度指数也呈显著负相关。木本植物冠幅大小与树高、冠层面积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在天然牧场,木本结构参数(如冠幅直径与冠层面积)之间也呈现强正相关,而禾草生物量与最低可采食高度呈负相关趋势(不显著)。
**5. 土地利用历史对木本与草本群落的多变量分析**
NMDS排序和PERMANOVA分析表明,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在木本和草本群落组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草本群落的分离更为明显。PERMDISP分析显示,两组内群落组成的变异性在两种植被类型中均无显著差异,表明组内离散度相似。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表明,耕地撂荒显著改变了木本和草本植被的结构与组成。撂荒耕地树木密度较低可能归因于历史耕作耗竭了土壤种子库,以及当前持续的牲畜采食压力抑制了幼苗更新。然而,存活的树木因竞争释放和可能的土壤养分遗留效应而长得更高、冠幅更大。撂荒耕地被强壮金合欢和弯耳相思等入侵性木本物种主导,表明其正在经历次生演替,并可能向灌丛化状态发展。草本层方面,撂荒耕地虽然物种丰富度更高,但被低饲用价值、耐胁迫的先锋禾草(如密生三芒草)主导,且生物量显著偏低。这反映了被动恢复的局限性,系统可能被锁定在退化状态。木本植物冠层增大与禾草生物量负相关,支持了木本植物通过遮荫和资源竞争抑制草本生产力的观点。同时,木本结构参数与草本均匀度的正相关表明,木本覆盖可能促进草本物种在群落中更均匀分布。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比较了半干旱稀树草原中撂荒耕地与天然牧场的草本和木本植被动态。结果表明,耕地撂荒导致了独特的植被演替轨迹。例如,撂荒地的木本层以强壮金合欢和弯耳相思等入侵种为主,个体数量较少但更高大;而草本层虽然物种丰富度更高,但以低质量、耐胁迫的禾草为主。撂荒耕地的草本层表现出更高的物种丰富度;然而,与天然牧场相比,其禾草生物量显著更低,且基盖度未见相应改善,这表明其草本生产力较低,并可能降低了土壤保护和饲料可用性。相比之下,天然牧场支持着更密集的木本群落和更具生产力、耐放牧的禾草。这些发现表明,耕地撂荒后的被动恢复并不能使植被结构和组成恢复到与相邻天然牧场相当的水平,而是与独特植被组合的发展相关。这些模式可能受到土壤条件改变、种子库耗竭和放牧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本研究未直接评估这些驱动因素。然而,关键的知识缺口仍然存在。人们对撂荒耕地的长期演替轨迹或土壤遗留效应(如土壤肥力和质地)如何影响恢复知之甚少。在功能恢复方面,如饲草质量、养分循环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在社区共管放牧条件下,被动恢复可能效果有限,这凸显了需要开展研究以评估主动干预措施(如补播、土壤改良和放牧管理)的效果。最后,土地权属和牲畜管理等社会经济驱动因素需要更深入地整合到生态学研究中,以增进对植被恢复过程的理解。解决这些缺口将有助于阐明撂荒耕地是会与天然牧场趋同,还是会作为需要不同管理方法的替代生态系统状态而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