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社区主要将野生植物用于生理需求,且高度依赖少数物种

《Trees, Forests and People》:Local communities use wild plants mostly for physiological needs and rely heavily on a restricted number of spec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6日 来源:Trees, Forests and Peopl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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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植物的使用已延续数千年。大多数研究人员调查药用和食用植物,但人们实际上将植物用于许多其他目的。因此,研究人员调查了植物使用的所有目的,旨在评估和比较使用模式。研究人员通过对分布于贾保护区(喀麦隆附近)三个村庄的47户家庭中的86人进行访谈,获得了植物物种的

  
野生植物的使用已延续数千年。大多数研究人员调查药用和食用植物,但人们实际上将植物用于许多其他目的。因此,研究人员调查了植物使用的所有目的,旨在评估和比较使用模式。研究人员通过对分布于贾保护区(喀麦隆附近)三个村庄的47户家庭中的86人进行访谈,获得了植物物种的引证记录来评估使用情况。受访者提到了159种植物物种,共计2301次引证,但其中20%的物种占引证的近四分之三。植物被用于多种目的:食物、薪柴、药物、建筑、包装、器物制造、狩猎、化妆品、肥料、驱虫剂、精神信仰和传统仪式。食物、薪柴、药物和建筑获得的引证最多,分别为633、482、429和384次。93种物种仅被提及用于一种目的;较少物种具有多功能性。用于建筑和制造器物的植物最为相似。这项调查研究有助于评估当地社区在完整用途谱系上的植物使用情况,表明当地社区利用植物满足多样化的人类需求,而首先且首要的是满足生理需求。因此,满足基本需求的植物使用是传统植物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结果还表明,大多数植物对当地社区的贡献来自少数物种。最后,该研究强调有必要促进生物文化单元(biocultural units)的保护,使物种及其利用物种行善的知识同时得以保存。
该研究发表于《Trees, Forests and People》期刊,旨在全面考察喀麦隆贾保护区(Dja Reserve)周边三个村庄的当地社区对野生植物的传统利用模式,填补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用途(尤其是药用或食用)的知识空白。

研究背景与问题:野生植物是人类生存的关键资源,长期以来被用于满足基本生存、社会交往和心理需求等多重目的。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药用或食用植物,缺乏对植物全面利用谱系的综合考察。这种单一视角导致无法完整理解当地社区对植物的利用方式,尤其是个体植物物种的使用广度、使用程度与利用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用途之间的物种重叠情况尚不明确。开展更为完整的植物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既可识别植物的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将利用模式与人类需求理论相联系,又能为保护优先物种、挖掘工业相关植物资源提供依据,还可为记录可能因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文化侵蚀而消逝的传统知识积累基础数据。基于此,研究人员设定三项核心研究目标:评估植物物种的使用范围(scope of use)、估计植物物种使用程度与利用目的的关系,以及评价不同用途之间的物种重叠情况。研究人员预期:尽管植物物种丰富,但传统社区可能高度依赖少数物种;由于传统生态知识源于恶劣环境下的生存适应,与生存相关的生理需求应是最广泛的植物利用类别;鉴于多功能植物的普遍性,预期大量物种将被用于多种用途,尤其是食物与药用之间将呈现最强的重叠。

研究方法:研究数据来源于喀麦隆北部贾保护区森林景观内的Malen V、Doumo-Pierre和Mimpala三个村庄。研究人员在Projet Grands Singes研究保护项目的长期社区参与基础上,于2001年进驻该地区,采用家户水平的抽样方案,按家庭规模(小型<5人、中型5-7人、大型>7人)分层,最终调查了47户家庭,对86位主要家庭成员(户主及其配偶,各家庭1-2人)进行了民族植物学访谈。访谈采用Betti(2004)的方法论,按照预先定义的利用类别(药用、食用、建筑材料、器物制造、包装材料、薪柴、肥料、化妆品、传统实践/精神信仰及其他用途)分别询问受访者所使用的植物物种,避免先提名物种再问用途可能导致的偏差。为减轻回忆偏差和显著性偏差,研究人员在受访者家庭环境中进行实地访谈,利用周边植物作为视觉线索刺激回忆,并给予充分时间进行自由列举。当地植物学家协助翻译,以法语或当地方言Badjué语进行访谈。植物当地名称通过Projet Grands Singes约20年积累的名录转为学名,部分未收录物种采集凭证标本至喀麦隆国家标本馆鉴定。

数据分析采用引证次数(citations)衡量物种使用范围,计算多功能性比例,并运用PC-ORD 7软件进行多变量分析。鉴于原始108种利用类型数据稀疏,将其合并为30个类别;剔除在不足2个类别中出现的99个稀有种后,最终分析矩阵为28个类别×60个物种。采用多响应置换程序(Multi-Response Permutation Procedure, MRPP)结合Bray-Curtis相异性指数和等级转换距离矩阵检验不同用途间的物种组成差异,并以双向聚类分析(two-way cluster analysis)进行可视化。

研究结果:个体植物物种利用方面,159种植物共获得2301次引证。物种引证分布极不均匀:85种被提及少于5次,47种仅被提及1次;而前3种最常被引证的物种Baillonella toxisperma(181次)、Irvingia gabonensis(147次)和Megaphrynium macrostachyum(139次)即占总引证的20.30%。总体而言,20%的物种贡献了约75%的引证。这些高频引证物种多为多功能物种——前3种分别用于5种、3种和2种用途,且被至少86%的受访者提及。

与利用目的相关的利用模式方面,食物(633次引证,40种)、薪柴(482次,42种)、药用(429次,67种)和建筑(384次,63种)是引证最多的四大类别;包装(210次,8种)、器物制造(143次,32种)及其他用途(20次,18种,包括狩猎、化妆品、肥料、驱虫、精神信仰和传统仪式)引证较少。

多功能性与物种重叠方面,58.49%的物种仅用于1种目的,22.01%用于2种,12.58%用于3种,5.03%用于4种,仅1.89%用于5种目的;总计41.51%的物种具有多功能性。最多功能的三物种为Baillonella toxisperma、Myrianthus arboreus和Croton sylvaticus(均为5种用途)。MRPP分析表明,包装与药用之间的物种组成差异最大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01);建筑、器物制造和其他用途之间的差异最小。双向聚类图显示,包装形成一个均质群组,食物亦形成较均质群组,而建筑、薪柴、器物制造和其他用途的类别相互混合,呈现较高异质性。

讨论与结论:研究证实了社区高度依赖少数物种的预测,但否定了大多数物种将具多功能性的假设。高频引证物种因其满足日常关键需求(尤其是食物和薪柴)的作用而被广泛利用;低频引证物种则多局限于单一用途,集中于医药和建筑等需要特殊知识或技能的领域。植物利用模式支持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与生理生存直接相关的食物、能源(薪柴)、住所(建筑)和健康(医药)获得了最多的利用引证。这一模式与越南Ben En、刚果(金)东部及博茨瓦纳Chobe等地区的发现一致,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物理生存需求所塑造。

包装用途与其他用途的物种差异最大,原因在于包装主要依赖Marantaceae科等草本植物的叶片,这些植物不提供木材、无显著药用价值,其形态特征决定了用途的单一性。建筑与器物制造的物种组成最为相似,因为二者均依赖木材加工。药用与食物的物种重叠仅为中等,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重叠,这可能与当地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减少了多功能利用的必要性有关。研究承认未测量实际收获体积、部分当地名称未能精确对应学名等局限,建议未来采用更精确的编码系统并扩大样本量。

研究结论指出:少数物种承担了大部分的利用引证,而多数物种引证稀少;植物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与非基本需求相关的利用程度较低;物种利用重叠仅显著存在于需要木材加工或转化的用途之间。该研究拓展了对传统社区植物利用的综合理解,强调了传统植物学知识与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关联,揭示了知识获取与生存需求之间的历史联系。研究最终主张:应推进文化保护项目以防止传统知识的流失;对满足紧迫生存需求的高利用物种需给予特别保护关注(如补植种植、社区主导保护);应将生物多样性与地方生态知识均丰富的区域作为"生物文化单元"(biocultural units)进行整体性保护,并促进植物利用知识的代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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