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Rice price fluctuations, standardized fertilization, and fertilizer use: evidence from smallhold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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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波动下理性农户对农产品价格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并会据此调整生产决策。本研究旨在考察稻米价格波动对稻农化肥施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利用湖北省1,008户稻农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稻米价格波动对农户化肥施用的影响,并探讨了农户标准化施肥行为的机制作用以及不
市场价格波动下理性农户对农产品价格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并会据此调整生产决策。本研究旨在考察稻米价格波动对稻农化肥施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利用湖北省1,008户稻农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稻米价格波动对农户化肥施用的影响,并探讨了农户标准化施肥行为的机制作用以及不同风险规避程度农户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稻米价格波动能显著增加农户的化肥施用量。机制分析显示,稻米价格波动主要通过影响农户的标准化施肥行为来作用于化肥施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规避显著增强了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的促进作用。对于不同种植规模的农户而言,稻米价格 波动均对化肥投入产生影响,且效应无显著差异。研究认为,稳定稻米市场价格与增强农户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是推动化肥减施的可行路径。
本研究聚焦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市场化背景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研究背景方面,化肥投入被视为驱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2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6.695亿吨,连续六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其中化肥单独贡献率超过40%。然而,化肥过量施用与低效利用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温室气体排放、农业面源污染及生态系统失衡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政府于2015年发布《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并提前实现目标,但2021年化肥使用量仍达5,191万吨,平均每公顷441.32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化肥减施仍任重道远。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探讨化肥减施:产前阶段的农业组织与生产模式选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社会服务组织、鼓励加入合作社);产中阶段的生产实践(土地流转集中连片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变传统种植习惯、规避农业生产风险、降低农业技术搜寻成本、增加农业补贴);产后阶段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绿色农产品认证体系、农产品质量监管、引导绿色消费习惯)。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农户生产和消费市场视角探讨化肥减施影响因素,未能有效凸显农户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事实上,农户作为销售者,其农业生产决策受市场因素影响,而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农户会根据市场价格或预期价格变化理性调整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现有文献多关注种植面积或产量变化,对化肥等增产型投入要素如何响应价格波动的直接证据相对缺乏,对深层机制的分析亦显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厘清稻米价格波动对化学化肥施用的影响及机制,并综合考虑议价能力与风险规避等因素分析其异质性关系。研究贡献在于:将农户视为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双重身份,聚焦稻米价格波动与化肥施用的关系;遵循"价格波动—行为调整—化肥减施"的理论框架,从规制施肥行为视角阐释机制;考虑议价能力与风险规避等差异因素,深化对价格波动与化肥减施关系的理解。
理论分析框架基于Saha(1993)的技术采用模型,假设水稻种植面积h、化肥投入m、其他要素投入z,加入风险变量λ,构建生产函数Q
*=f(z)+g(m)λ,其中g(m)λ表示化肥减施带来的不确定性随机部分。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预期利润函数为max
m,zEU(π)=E[U{p(f(z)+g(m)λ)?w(m)?r(z)}]。一阶导数结果表明,农户仅当减施化肥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才会选择减施,而产品价格(p)和不确定性因素(λ)是影响化肥施用量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农户会理性调整生产以应对价格变化。蛛网理论(Ezekiel, 1938)和适应性预期模型(Nerlove, 1958)表明农户会根据当期或历史价格调整下期生产。研究发现价格波动(而非价格水平)显著影响农户要素投入决策(Chavas and Richard, 1986; Min et al., 2017)。化肥投入作为短期回报型投资,当稻米价格波动加剧时,农户种植收入不确定性增加,为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确保实际收益,农户倾向于增加稻米产量以抵抗价格波动,因此无论价格涨跌均会增加化肥等要素投入。反之,价格波动较小时,市场因素对农业生产影响相对较小,农户为最大化收益往往选择减少化肥等要素投入以降低生产成本。在预期效用理论框架下,农户目标并非简单利润最大化,而是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稻米价格波动增加农户未来收入方差、降低预期效用,作为应激反应,农户寻求生产保险形式,化肥作为见效快、增产确定的要素投入,被视为应对收入风险的自我保险工具。
研究提出三个假设:H1稻米价格波动越大,农户化肥施用量越多;H2稻米价格波动导致农户非标准化施肥行为,进而增加化肥施用;H3风险规避显著增强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量的正向效应。
数据来源于2023年7—8月对湖北省8县(市)29乡镇59村1,008户稻农的问卷调查。湖北省位于长江经济带,水稻总产量全国第五,化肥减施行动具有代表性。采用分层逐级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方法:综合考虑化肥施用水平选取襄阳、荆门、潜江、仙桃、荆州5市;每市随机抽取1—2个县(南漳、襄州、京山、钟祥、潜江、仙桃、监利、石首);每县随机抽取3—4个乡镇,每乡镇随机抽取2—4个行政村;每村按村干部提供的农户名册随机抽取10—20户。共完成问卷1,047份,剔除关键信息缺失问卷后获有效问卷1,008份。
关键变量测量方面,被解释变量为化肥施用量,以水稻种植亩均化肥施用量(kg/亩)衡量,并设置化肥施用变化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为稻米价格波动,聚焦价格波动幅度而非绝对价格,以2023年实际稻米售价与2022年实际稻米售价之差除以2022年实际稻米售价的绝对值衡量,即稻米价格波动=|P
2023?P
2022|/P
2022。机制变量为标准化施肥行为,参照《2021年春季主要农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以"农户施肥量是否参考农业技术部门指导或包装说明"衡量,"是"赋值为1,否则为0。调节变量为风险规避,参照Du等简化彩票游戏法,设置农业投资项目偏好问题,选择"不愿承担风险""风险较低、收益较低""平均风险"前三项者为风险规避型,赋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涵盖户主个体特征(性别、年龄、 education、健康状况、政治身份)、家庭生产特征(家庭劳动力、家庭收入、种植规模、土壤肥力、灌溉条件、技术培训、农业保险、互联网使用)和村庄特征(基础设施、距市场距离),共15个变量。
模型设定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构建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影响的实证模型ln(y
i)=β
0+β
1PClice+β
2Control+β
3D+ε
i,其中y
i为农户水稻亩均化肥施用量,PCrice为稻米价格波动,Control为控制变量,D为地区虚拟变量;其次构建机制检验模型,以标准化施肥行为M
i为机制变量,检验稻米价格波动→标准化施肥行为→化肥施用的传导路径;最后引入风险规避与稻米价格波动的交互项,分析调节效应。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户水稻生产平均化肥施用量为55千克/亩,化肥施用水平较高;农户对化肥施用变化的感知基本不变,长期水稻种植中农户普遍习惯于现有施肥模式和用量,形成对传统施肥经验的路径依赖;稻米价格波动幅度均值为10.8%,对于稻米等粮食作物,约10%的平均价格变化对稻农影响较大。研究特别指出,本文聚焦农户层面的价格波动而非宏观市场价格平均波动,个体农户价格数据离散程度显著更大(均值10.8%,标准差18.9%),主要由稻米质量差异、"优质优价"市场特征显著、农户信息不对称与议价能力不足等因素导致。
实证结果表明,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稻米价格波动越大,农户化肥施用量越多,假设H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在控制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生产特征、村庄特征及地区虚拟变量后依然稳健。为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研究选取"国家粮食储备"和"价格监管"作为工具变量:国家粮食储备通过最低收购价政策有效保障稻米价格稳定,且不直接影响个体农户化肥施用行为;政府市场价格监管具有较强约束力,可降低稻米市场价格波动,且在农户层面具有外生性。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中二者均对稻米价格波动有显著负向影响,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大于经验临界值10,拒绝弱工具变量原假设;Hansen J统计量为2.528,表明模型过度识别且工具变量有效。第二阶段结果显示,纠正内生性问题后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仍有显著正向效应,估计系数增大,表明内生性问题导致基准回归结果被低估。
稳健性检验采取三种策略:一是考虑宏观政策冲击,将"化肥减施政策"虚拟变量纳入模型,结果显示该政策对农户水稻化肥施用量影响不显著, subgroup回归显示无论是否受政策影响,稻米价格波动均对化肥施用有显著正向效应且系数无显著差异;二是替换核心变量,以农户稻米价格波动感知替代核心解释变量、以化肥投入变化替代被解释变量,结果基本与先前一致;三是采用分位数回归,结果呈现于附录。
机制分析证实,稻米价格波动主要影响农户标准化施肥行为进而影响化肥施用。稻米价格波动对标准化施肥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施肥行为弱化显著增加农户化肥施用量;控制机制变量后,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的估计系数由0.703降至0.646,采用Gelbach(2016)方法量化的结果显示,26.58%的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的影响可通过标准化施肥行为路径解释,假设H2得到验证。在无规范施肥行为的农户中,超过85%表示其施肥量超过农业技术部门推荐量。
风险规避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稻米价格波动与风险规避的交互系数统计显著为正,即风险规避显著增强了稻米价格波动对化肥施用的促进作用,假设H3得到检验。稻米价格波动增加农户收入风险,风险规避型农户短期内增加化肥等要素投入以确保产量不减或增加,规避收入降低风险;从行为经济学视角,风险规避型农户将额外化肥投入视为生产保险形式,旨在以增产缓解价格下跌带来的收入风险。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方面,主要结论包括:农户水稻平均化肥施用量为55千克/亩,化肥施用水平较高;稻米价格波动均值为10.8%,波动幅度较大;稻米价格波动显著增加化肥施用量,且波动越大施用越多;稻米价格波动主要通过影响标准化施肥行为作用于化肥施用;风险规避对稻米价格波动与化肥施用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政策建议包括:实施精细化稳价与保险联动机制,将稻米最低收购价政策与价格波动预警结合,年度价格波动预期超10%时自动触发力收入保险保费补贴机制;发展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改变"一刀切"施肥标准推广模式,在价格波动显著年份重点推广控释肥、测土配方施肥等农户难以随意增加用量的技术,并对采用高效施肥技术农户提供专项补贴;构建风险规避型农户精准干预策略,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设计减肥增效与收入保险捆绑包,承诺按科学方案施肥者可享受更高比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增强农户议价力的微观基础设施,支持主要稻米产区建立村级或乡镇级稻米销售合作社,统一对接市场形成规模议价能力,开发免费易用的"本地米价信息App"每日更新附近收购点价格,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劣势导致的恐慌性生产决策。
研究局限性在于:农户稻米价格波动与化肥施用量实际为动态变化,但研究主要使用农户截面数据,无法探索化肥施用量的动态变化;农户决策更可能基于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这些预期由过去价格趋势形成,衡量两期当期变化可能低估持续波动的影响,未来可利用面板数据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