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ealth-first motivation as a demand-side strategy for pro-environmental consumption behavior: a cross-sectional retrospective onlin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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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统的环境宣传活动往往难以在减少一次性产品及其相关化学暴露方面实现持久的行为转变。本研究通过优先考虑个人健康影响而非生态问题,检验了持续接触以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媒体倡议“健康消费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 for Healthy Consump
引言:传统的环境宣传活动往往难以在减少一次性产品及其相关化学暴露方面实现持久的行为转变。本研究通过优先考虑个人健康影响而非生态问题,检验了持续接触以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媒体倡议“健康消费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 for Healthy Consumption, CMHC)是否与报告的环境友好消费模式相关。方法:研究人员通过在线调查,比较了社区成员(Community Members, CM)与非社区成员(Non-Community Members, NCM)在三个类别中的消费习惯:冷饮一次性杯(Single-Use Cups for Cold beverages, SUCC)、热饮一次性杯(Single-Use Cups for Hot beverages, SUCH)以及空气清新剂。结果:与国家估计值(16杯/月)相比,CM报告的SUCC消费量显著更低(11.4杯/月,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5–12.3,p < 0.0001)。尽管两组的环境关注度都很高,但CM将对化学物质浸出和微塑料摄入的个人健康风险评为其减少消费的主要动机。这种差异在空气清新剂类别中最为明显,该类别在以色列缺乏全国性的环境宣传活动,其中39%的CM完全停止使用,而NCM中只有7%(差异:32%,95% CI: 23.5%–40.5%,p < 0.0001)。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以健康为导向的沟通可能作为未受充分关注产品类别中行为改变的独立驱动因素,并且由数字社区支持和可及替代方案实现的持续健康导向沟通,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需求侧公共卫生策略,以减少化学暴露并鼓励环境友好行为。因此,提供一个经验性的“健康优先”(Health-First)框架,将以健康为中心的信息传递、社区平台和标签计划整合到公共卫生政策和教育中,可以促进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论文解读:健康优先动机作为促进环境友好消费行为的需求侧策略**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范围内,一次性塑料制品和空气清新剂等日常消费品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严峻的环境与公共卫生双重挑战。过去二十年的研究表明,海洋微塑料和纳米塑料污染空前加剧,其中约80%通过河流系统输入,而短寿命的一次性物品是其主要组成部分。除了塑料污染,一次性塑料杯还产生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并通过管理不善的塑料废弃物导致资源耗竭。同时,全球空气清新剂市场增长迅速,其通过碳排放和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加剧大气污染,每年产生数以亿计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构成了化学排放和包装处置的双重负担。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产品直接导致人体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一次性食品接触材料(如塑料杯)在常规使用中可能迁移出塑料添加剂,包括邻苯二甲酸酯、双酚类物质以及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这些物质与生殖毒性、代谢功能障碍和致癌风险相关。一次性杯还是微塑料/纳米塑料(Microplastics/Nanoplastics, MP/NP)的直接摄入途径,研究表明其每升可释放数百至数千个颗粒,且颗粒数量随温度和接触时间增加而增加。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MP/NP已进入人体,并在粪便、血液、胎盘、肝脏、肾脏和大脑中被检出。空气清新剂释放的VOCs则与哮喘、过敏、偏头痛和内分泌干扰有关,其排放还可能参与大气反应,生成地面臭氧和二次污染物,增加心脑血管代谢和呼吸系统健康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明确的健康风险,但针对这些日常消费品的风险沟通存在显著不足。传统上,环境宣传活动往往强调生态负担,但未能有效整合基于健康的讯息或提供减少化学迁移的实用指导。在以色列,尽管有针对一次性塑料的全国性公众意识运动和消费税政策,但消费量依然居高不下,表明仅靠环境信息或经济手段难以实现持久的行为转变。同时,空气清新剂等类别缺乏全国性的环境或化学风险宣传活动,消费者难以获得相关的健康风险信息。系统综述也指出,大多数关于消费品中有害化学物质信息影响的研究集中于家用化学品(通常已有警告标签),而对风险不那么明显的日常消费品(如一次性杯和空气清新剂)关注较少。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策略,促使消费者基于健康关切减少高风险产品的使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实践问题。
**二、 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本研究旨在探讨接触关于消费品化学暴露的健康信息是否与自我报告的产品使用、减少、停止以及动机的差异相关联。研究将“健康消费关键群体”社区的成员视为高暴露组(反复接触此类信息),而非社区成员则缺乏类似的持续沟通环境。研究聚焦于三个产品类别:冷饮一次性杯、热饮一次性杯和空气清新剂。选择后者的原因是其在以色列缺乏全国性环境宣传的历史,且公众难以获得关于VOCs暴露的健康信息。
研究采用横断面回顾性在线调查设计,于2024年8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进行。调查对象为以色列Ruppin学术中心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性研究组的研究人员通过三个主要渠道招募的参与者:CMHC Facebook群组(主要样本)、普通Facebook群组和WhatsApp群组,以最大化参与者的覆盖面和多样性。社区成员身份基于自我报告的CMHC Facebook群组隶属关系进行判定。
调查问卷包含五个部分,分别针对SUCC、SUCH、空气清新剂的使用变化、转向更健康替代品的其他消费品类别,以及人口统计学和生活方式特征。问卷评估了行为变化(定义为自我报告的使用频率/数量减少、完全停止或改用替代产品)前后的使用频率、变化性质、动机和采用可持续替代品的障碍。数据分析包括使用单样本Z检验比较自我报告的月消费量与以色列环境保护部提供的全国估计值;使用卡方检验比较CM与NCM之间分类消费模式的差异;使用非参数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减少消费动机的差异(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MATLAB? 2024b版进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
**三、 主要研究结果**
**1. 参与者特征与数据可靠性**
研究共收到311份回复,最终分析样本包含309名参与者(87.8%为女性)。其中,CM有235人,NCM有74人。大多数CM成员访问群组页面频率较高(41%至少每周一次),且73%的成员加入社区超过1年。在NCM中,74.7%报告未接触过有关化学品从消费品迁移到人体的内容。健康动机量表和环境动机量表均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分别为0.820和0.824),行为变化量表显示出可接受至可疑的可靠性(α = 0.664)。
**2. 冷饮一次性杯的消费与动机**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估计全国人均SUCC消费量约为16.3杯/月。本研究中,CM报告的平均消费量为11.4杯/月,显著低于全国估计值,而NCM报告的平均消费量为19杯/月,与全国估计值无显著差异。行为变化后,整个样本平均每月减少约3杯SUCC(相对于变化前均值减少77%)。超过40%的受访者报告完全停止使用SUCC,CM与NCM的停止率相似。变化后,CM与NCM的SUCC消费量出现显著差异。在动机方面,两组对一次性杯造成的环境污染都给予高分,但CM对有害化学物质和微塑料颗粒浸入人体的担忧评分显著高于NCM。减少个人开支的动机在两组中评分均较低。
**3. 热饮一次性杯的消费与动机**
全国人均SUCH估计消费量为7.5杯/月。行为变化后,整个样本平均每月减少约11杯SUCH(相对于变化前均值减少74%)。超过40%的受访者报告完全停止使用SUCH。变化后,96%的CM和85%的NCM报告完全停止或每月仅消费1-10杯。CM与NCM在变化前后的SUCH消费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动机分析显示,CM对有害化学物质和MP颗粒浸入人体的担忧评分同样显著高于NCM,而环境关注和减少开支的动机评分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4. 空气清新剂的使用与动机**
在空气清新剂使用方面,41%的CM和NCM报告从未使用过。然而,39%的CM报告近年来已完全停止使用空气清新剂,而NCM中这一比例仅为7%,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CM对有害化学物质浸入人体的担忧评分显著高于NCM,而环境关注评分在两组间相似。
**5. 跨品类转向更健康替代品**
在调查的最后部分,参与者被要求报告他们已转向更健康替代品的其他消费品类别。CM报告转向更健康替代品的比例远高于NCM,涉及的类别包括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清洁产品、厨具、婴儿产品以及床垫和床上纺织品。NCM在所有类别中的报告频率都较低,且对该问题的无应答率更高。
**四、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发现,尽管CM和NCM都表现出高度的环境关注,但CM报告了更低的基础使用量、更高的产品停止使用率以及更广泛的跨品类健康替代品采纳。这支持了健康导向沟通可能支持需求侧向更可持续消费转变的假设。
对于SUCC和SUCH,CM报告的基础消费量低于全国估计值,而NCM的消费模式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这表明持续的健康导向信息和可行的替代途径可能发挥了作用。CM在SUCC和SUCH使用上更显著的减少,与行为框架中个人健康相关性、替代品可得性、同伴榜样和自我效能等因素能增强超越环境论据的动机的观点一致。
空气清新剂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对比案例。该品类在以色列未成为全国性环境或化学风险宣传活动的焦点。CM中完全停止使用的比例远高于NCM,鉴于两组环境关注度相似,且缺乏全国性宣传活动,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CM持续获得健康导向解释和可行替代方案的差异,而非仅仅是环境态度的不同。空气清新剂的发现也说明了CMHC沟通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其有能力在面对暴露可变性时支持基于预防原则的知情决策。
CM在更广泛的日常用品中转向健康替代品的报告比例更高,这表明经常参与持续健康导向沟通的个体可能将这些原则推广到更广泛的购买决策中,暗示了跨消费品类别的潜在行为溢出效应。
研究也指出了若干局限性,包括基于自我报告的社区成员分类、横断面回顾性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社会期望偏差、样本以女性为主且局限于以色列特定背景等。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大、更多样化的人群中,采用前瞻性纵向和准实验设计,结合客观消费指标,以确立健康导向沟通与持续需求减少之间的因果关系。
**政策启示方面**,研究结果表明,以健康为导向的沟通(如CMHC所展示的)可以作为需求侧的政策杠杆,减少与化学暴露相关的产品的使用。将这些方法整合到公共卫生战略中,可以通过纳入循证风险沟通、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可扩展的参与,以及在购买点实施基于健康的标签政策,来加强现有的监管和财政措施。
**研究结论翻译:**
日常消费品是化学物质和微塑料暴露的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来源。这项基于309份调查回复的研究发现,由于担心化学物质和MP暴露,CM与NCM在报告减少SUCC、SUCH和空气清新剂使用的动机方面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CM在所有被调查产品中都报告了更大程度的减少,包括空气清新剂(一个未被全国性宣传活动覆盖的类别)的停止使用率显著更高。开放式回答进一步表明,基于健康的决策已扩展到其他产品领域,表明整合健康与可持续性的实践可能存在跨领域扩散。这些发现支持将健康导向的消费者教育与可及的替代品相结合,作为一种有前景的需求侧公共卫生策略,它可能比单纯的环境信息传递更具个人相关性。然而,这些发现应被解释为关联性而非因果性,未来的研究应在更多产品类别和政策背景下评估类似的以健康为中心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