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nd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and Heterogeneit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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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绩效日益被视为塑造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将绿色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低碳技术创新(Low-Carbon Technological
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绩效日益被视为塑造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将绿色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低碳技术创新(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这一独立领域关注不足,且对其驱动机制及条件性异质性的理解尚不充分。本研究采用2009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Effects Framework)考察ESG绩效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传导机制与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ESG显著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且对实质性创新(Substantive Innovation)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战略性创新(Strategic Innovation),表明ESG驱动的是真正的技术进步而非表面的专利积累。机制检验揭示,ESG通过缓解融资约束(Financing Constraints)和增强政府支持两条路径促进创新。在维度层面,环境(E)与社会(S)维度发挥显著正向作用,而治理(G)维度未见显著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ESG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重污染行业及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揭示了不同企业特征下的结构性差异。本研究将低碳创新从更广泛的绿色创新概念中分离出来,并识别出双重传导渠道,拓展了ESG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差异化绿色治理政策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随着全球碳减排努力持续深化,涵盖清洁能源、碳捕集与能效技术的低碳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的关键路径。相较于一般性技术创新,低碳技术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高、商业回报不确定性大等特征,形成了显著的企业投资壁垒。在此背景下,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框架为分析这一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2024年2月,中国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标志着大量上市公司由自愿披露向强制性可持续发展报告转型。随着ESG合规从自愿承诺演变为监管义务,企业面临的资源配置权衡日益突出:ESG绩效究竟是促进低碳创新的战略资源,还是挤占稀缺创新资源的合规负担?现有文献对此尚未形成共识,且存在三方面研究空白:一是创新测度过于宽泛,未将低碳技术创新从绿色创新中独立出来,也未区分实质性创新与战略性创新;二是理论整合不足,缺乏统合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与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分析框架;三是异质性分析碎片化,对企业产权性质、技术密集度、规模及污染强度等特征的系统性考察不足。
基于此,研究人员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至2024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系统检验ESG绩效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并考察融资约束缓解与政府支持增强两条中介传导路径,以及产权性质、技术密集度和企业规模等维度的异质性效应。研究旨在为ESG与创新关系的微观机制提供经验证据,并为差异化低碳转型策略的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在理论分析层面,研究人员从三个维度构建整合框架:环境维度上,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必须通过环境绩效获取绿色资源,以应对碳市场扩张和环保税法实施带来的合规成本上升;社会维度上,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消费者绿色需求、社区监督及员工作用对企业低碳技术嵌入的推动作用;治理维度上,委托代理理论指出ESG治理绩效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提出核心假设H1:ESG绩效显著正向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进一步地,研究提出H2和H3,分别检验融资约束与政府支持的中介作用——ESG绩效通过信息效应与声誉效应改善企业外部融资条件,并通过绿色认证与政策背书增强政府资源获取能力。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框架,以Bloomberg数据库的ESG综合评分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区分实质性低碳创新(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lnGPC1)、战略性低碳创新(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与授权,lnGPC2)及二者之和(总低碳技术创新,lnGPC),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介变量方面,融资约束采用Hadlock和Pierce提出的SA指数测度,政府支持以企业当期损益中确认的政府补贴金额(取自然对数)代理。为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选取企业所持广义ESG基金数量及持仓市值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倾向得分匹配(PSM)与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ESG绩效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在逐步纳入控制变量与多维固定效应后结论保持稳健。工具变量估计中,第一阶段F统计量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ESG对总低碳技术创新、实质性创新、战略性创新及协作创新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PSM核匹配与熵平衡后的回归结果同样支持核心结论。
进一步分析揭示:分维度检验中,环境维度与社会维度对低碳创新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治理维度则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与政府支持均在整体ESG及环境、社会维度上发挥显著部分中介作用,治理维度的传导路径未获支持;异质性分析发现,ESG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交互项系数0.0112,1%水平显著),在大型企业中显著强于小型企业(交互项系数0.0021,1%水平显著),在重污染行业中显著强于轻污染行业(交互项系数0.0059,5%水平显著),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显著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不显著(交互项系数-0.0097,1%水平显著)。
在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企业ESG绩效显著促进低碳技术创新,融资约束缓解与政府支持增强是两大核心传导机制;环境与社会维度发挥显著正向作用,治理维度尚待激活;该效应存在显著的企业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重污染行业及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突出。政策启示包括: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以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建立ESG导向的绿色财政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将ESG治理深度融入长期创新战略,以及实施差异化绿色治理政策。研究同时承认存在三方面局限:仅以专利数据测度低碳创新可能遗漏工艺与管理层面的隐性创新;样本限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外部效度受限;尽管采用多种方法缓解内生性,但不可观测混淆因素仍无法完全排除。未来研究可整合多指标构建更全面的评价框架,开展跨国比较以评估外部效度,利用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等准自然实验强化因果识别,并采用门槛模型、动态面板及空间计量技术揭示非线性特征与长期动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