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Exploring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Enshi Prefecture—A New Perspective on Coupling Residents’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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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驱动机制是探索人地耦合系统协同演化动态的基础。本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整合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LPI)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理解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驱动机制是探索人地耦合系统协同演化动态的基础。本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整合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LPI)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结合野外调查与多源数据,分析了地形异质性、人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水平对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空间分布、时空演化及其直接与间接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1)村落集中分布于海拔800–1200 m(占52.2%)的山地过渡带,形成多核心、西密东疏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2)1990–2020年间,侗族传统村落呈现发展导向型演化,耕地与林地略有扩张,景观破碎化加剧(斑块密度最高增幅达8.55%),景观多样性增加,草地和水体略有减少,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约束之间的适应性平衡。(3)SEM揭示地形异质性对人类活动(?0.694)和经济发展(?0.686)具有显著负向直接效应,并通过多重中介路径间接制约社会水平;人类活动(0.829)和经济发展(0.837)对社会水平具有强驱动作用,且经济发展对人类活动具有协同促进效应。本研究揭示了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级联传递机制,为山区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为典型案例,系统探究山区民族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多系统耦合驱动机制。研究背景方面,传统村落作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是长期生态适应与生计耦合的核心载体,亦是人地协调研究的关键单元。然而,快速城镇化使其面临系统性生态退化,景观破碎、生态系统恶化以及保护与开发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恩施州作为国家传统村落密集分布区,其土地利用沿海拔梯度呈现清晰的空间逻辑:林地占据陡坡与山脊线,耕地集中于狭窄河谷与缓坡梯田,但传统聚落格局加速破碎化,生态基质持续退化,保护红线与发展诉求之间矛盾加剧。现有研究多依赖单一村落定性调查,空间推广性受限,难以系统理解地形多样、聚落形态各异、发展阶段不同的宏观区域。
研究人员选取恩施州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作为样本,整合多源异构数据集,包括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土地利用/覆被数据、社会经济统计记录以及205份居民感知问卷。样本队列来源为:传统村落数据来自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村落坐标提取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及财政部发布的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DEM数据(30 m×30 m分辨率)源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遥感土地利用数据(1990、2000、2010、2020年,30 m分辨率)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GDP数据来源于网格单元所在县级行政区的GDP统计,经标准化土地利用类型和居民密度GDP加权处理。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三个层面。空间分析层面,采用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识别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模式与集聚特征,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其空间依赖特性;建立2 km缓冲区,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动态程度模型定量刻画村落周边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层面,选取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指数(LPI)、景观形状指数(LSI)、蔓延度指数(CONTAG)、散布与并列指数(IJI)、Shannon多样性指数(SHDI)和均匀度指数(SHEI)等8项指标,在Fragstats 4.2软件中完成计算,从斑块、类型和景观三个层级揭示土地覆被的破碎化和异质性趋势。人地耦合机制层面,基于居民对地形约束、经济发展、社会水平和人类活动的感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纳入地形异质性(由海拔和坡度测量)、人类活动(含道路密度、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四项指标)、经济发展(含人均GDP、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夜间灯光强度、一二产业占比、农业产业结构五项指标)和社会水平(含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一项指标)四个潜变量,系统解构多维驱动因素及其路径效应,分解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1)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叠加高程数据发现,恩施州传统村落主要集中于武陵山与大娄山交汇的山地过渡带,海拔800–1200 m的村落占比最高(52.2%),低于800 m的占34.8%,高于1200 m的仅占13%。空间分布呈现由地理、历史和经济社会因素驱动的多核心集聚模式,具有强空间依赖性,西部核心聚集于利川市中部,为最大核心区域;中部核心横跨宣恩北部、咸丰南部和来凤东北部,形成连续高密度带;东南部核心位于鹤峰县中部。整体呈从高密度核心区向低密度外围扩散衰减的显著空间异质性。
(2)传统村落土地利用变化:1990–2020年间,耕地增加约0.89%,林地由58.25%增至59.05%,草地基本稳定,水体由1.71%降至1.47%(降幅约14%)。耕地增长与稻作和旱作农业持续发展相关,林地增长反映森林保护意识增强或生态工程实施,水体减少需对传统生态农业系统(如"稻-鱼-鸭"系统)的影响进行监测。
(3)传统村落景观格局变化:1990–2020年间呈现"破碎化加剧、优势波动、连通性下降、多样性增加"的演化趋势。斑块密度(PD)多数时期持续正增长,2015–2020年增幅高达8.55%,表明景观破碎化持续加剧;最大斑块指数(LPI)剧烈波动,反映主导斑块规模的不稳定性;景观形状指数(LSI)2010–2015年增长1.77%;蔓延度指数(CONTAG)持续加速下降,表明景观整体连通性恶化、斑块类型趋于分散;散布与并列指数(IJI)持续正增长,表明不同景观类型邻接关系更频繁多样;Shannon多样性指数(SHDI)和均匀度指数(SHEI)整体上升,反映景观类型丰富度和空间分布均匀性增强,是产业结构从单一农业向旅游服务、特色种植等多元形态转变的空间映射。
(4)居民感知与影响因素分析:205份有效问卷的样本以31–40岁(38.64%)和20–30岁(37.31%)青年中年劳动力为主,高学历特征显著(本科占58.54%,研究生及以上占12.68%),职业呈现多元化与现代转型特征("其他"类别占36.81%,含旅游服务提供者、个体经营者等;政府官员占21.89%,学生占20.07%;农业劳动者占13.10%,牧业劳动者占8.13%),月收入呈纺锤形结构(4001–10000元占59.70%)。问卷整体Cronbach's α值为0.86,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
2/df<3,RMSEA<0.08,CFI和TLI均大于0.9,模型拟合良好。收敛效度检验显示各变量因子载荷大于0.6,平均提取方差(AVE)为0.658–0.697,组合信度(CR)为0.812–0.859;判别效度得到验证。
(5)SEM实证分析结果:地形异质性对人类活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94,对经济发展为?0.686,均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人类活动间接影响社会水平的路径系数为?0.689。人类活动对社会水平的直接正向路径系数为0.829。经济发展对社会水平的直接正向路径系数为0.837,为模型中最强直接路径;经济发展对人类活动的正向间接路径系数为0.822。具体间接效应方面,地形异质性经由人类活动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576,经由经济发展路径为?0.574;链式中介路径中,地形异质性→人类活动→社会水平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477,地形异质性→经济发展→社会水平路径为?0.468。人类活动通过经济发展对社会水平的间接效应为0.693,为所有路径中最高;经济发展通过人类活动对社会水平的间接效应为0.682。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因素效应与作用机制。地形异质性对社会发展水平无直接效应,其影响通过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间接传递,产生显著负向间接效应,印证了阈值约束理论。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路径的效应量近乎对称,表明地形空间异质性无论通过约束人类活动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均对社会系统产生实质性抑制。链式中介路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约束,地形异质性通过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产生叠加负向传递。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是社会水平提升的核心正向驱动力,路径4的间接效应(0.693)为所有路径最高,表明人类活动是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节点,通过经济传递产生乘数效应;路径5(0.682)凸显了经济发展的基础驱动作用。恩施传统村落社会水平的演化由自然约束与人为因素共同驱动,形成复杂多路径因果结构,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早期自然约束主导,社会发展处于低质量集聚阶段;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推进,正向驱动效应逐渐增强,抵消自然限制,推动社会水平向高质量提升迈进。
其次,研究人员讨论了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局限。土地利用模式由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塑造,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相关联,进一步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景观指标的分析已被证明能有效量化景观格局并辅助土地管理策略设计。现有研究多从微观视角出发,对城市区域尺度关注有限;虽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与多元统计的发展使宏观尺度调查成为可能,但将空间定量分析与居民级一手数据相结合的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以恩施州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样本,实现了从全样本宏观分析到单个村落微观表征的递进聚焦,填补了差异化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空白。
最后,研究人员提出生态保护综合策略与政策优化建议。基于多系统耦合的策略旨在引导恩施村落实现生态、文化、经济和生计的协同进步。具体包括:建立以地形梯度为基础的差异化、生态中心保护模式,核心保护区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对人类活动进行精准调控和生态友好转型,推广生态农业、有机种植和循环种养模式;优先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增长、文化旅游融合的路径,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政府主导、村为主体、全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将生态保护纳入村规民约和国土空间规划,整合生态、乡村振兴、文化遗产保护和土地利用管控政策。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1)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地形梯度效应和多核心集聚特征,主要分布于海拔800–1200 m的中山地区(占52%以上),整体呈"西密东疏"的非均衡分布,反映传统村落的位置与存续受自然地理单元和历史文化因素共同塑造。(2)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演化呈现民族差异化模式,以侗族传统村落为例,1990–2020年间耕地和林地面积略有增加,草地基本稳定,水体略减;景观格局呈破碎化持续加剧、连通性下降、多样性增加的发展导向型演化,是产业结构从相对单一农业向旅游服务、特色种植等多元形态转变的空间映射。(3)地形异性是调控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核心自然约束,SEM证实其对人活动和经济发展均有显著负向直接效应,并通过两条中介链间接影响社会水平,构成山区民族地区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性约束。(4)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构成驱动社会水平提升的双重核心路径,前者直接正向效应为0.829,后者为0.837(模型中最强路径)。本研究通过整合结构化问卷调查与精细尺度遥感数据实现宏观覆盖与微观机制深度的结合,将地形约束、人类活动、社会水平和经济发展四个维度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获取了长期积累的生态知识、社区规范和地方治理感知等关键中介因素的经验数据,为设计兼具生态有效性与当地合法性的土地利用干预措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