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s》:How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Urban Vitality in Historic Distric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destrian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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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历史街区的活化与保护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考察在步行者尺度上,经由感知中介所产生的作用如何影响历史文化街区内部的空间行为选择。本研究以沈阳市某历史街区为例,以包括视觉感知与网络感知在内的多重感知方式作为中介变量,探索空间特征、空间质量与
当前,历史街区的活化与保护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考察在步行者尺度上,经由感知中介所产生的作用如何影响历史文化街区内部的空间行为选择。本研究以沈阳市某历史街区为例,以包括视觉感知与网络感知在内的多重感知方式作为中介变量,探索空间特征、空间质量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FA),将研究范围内的建成环境划分为四类空间特征:街道尺度特征、历史文化特征、环境舒适特征与功能商业特征。其次,通过应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本研究将视觉质量(visual perception)与公众偏好(online perception)作为感知中介,分析不同空间特征经由中介过程作用于城市活力的关联路径及条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各类空间特征对活力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2)不同维度空间特征的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且显著调节效应仅存在于历史文化特征之中。(3)公众偏好对历史文化特征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本研究揭示了历史街区中“空间特征—双重感知维度—城市活力”的作用机制,并阐明了在不同公众偏好水平下,空间特征与历史街区活力之间的关联机制。
论文发表于《Buildings》,聚焦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背景下城市活力形成机制这一关键议题。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城市更新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过程中,面临“保护真实性”与“维持活力”之间的长期张力。一方面,严格保护可能导致空间利用不足与活力衰减;另一方面,过度商业化又可能侵蚀历史真实性和文化认同。既有研究多将建成环境特征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直接线性关联,重点讨论功能混合、街道尺度、绿化覆盖或建筑密度等因素对活力的作用,却较少深入解释活力生成背后的认知—行为过程。尤其在历史街区情境中,历史建筑、文化景观与地方认同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要素,难以仅凭物质空间指标得到充分说明。因此,开展一项将空间特征、感知评价与行为结果整合起来的机制研究,既具有理论必要性,也具有规划实践价值。
基于环境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模型(IPM),研究人员构建了“空间特征—双重感知维度评价—城市活力”的分析框架,将历史街区中的建成环境视为环境输入,将视觉质量视为即时感知中介,将网络公众偏好视为先验认知调节变量,并将城市活力视为行为决策结果。研究对象为中国东北沈阳市中山路历史街区。研究结果表明,历史街区空间特征并非直接决定城市活力,而是主要通过感知过程发挥作用;同时,不同类型空间特征的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历史文化特征既具有经由视觉质量传递的间接作用,也具有直接作用,并且这一关系会受到公众偏好的负向调节。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单一感知维度或单纯空间决定论框架,首次将“现场视觉感知”与“网络先验认知”纳入同一机制模型,揭示了历史街区活力形成的复合逻辑,为历史街区分层更新、文化资源激活与线上线下一体化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以中山路中心线两侧55 m缓冲区界定步行者感知分析范围,采用系统抽样法布设70个样点。数据来源包括:现场采集的280张四向街景图像,用于步行者尺度视觉评价;2021年1月至2025年6月间来自携程与大众点评的3032条有效网络评论,用于公众偏好测度;2025年9月连续4 d、8:00—22:00每2 h采集的32个百度热力图切片,用于城市活力测度。研究人员综合采用语义差异法(SD,Semantic Differential)、景观美景度评价法(SBE,Scenic Beauty Estimation)、因子分析法(FA,Factor Analysis)、情感分析、Bootstrap中介—调节效应模型及GeoDa空间自相关分析,对空间特征、感知与活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检验。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保留并展开了各小节结论。
4.1. Vitality Measurement: Urban Vitality Analysis of Zhongshan Road Historic District
研究人员利用百度热力图对中山路历史街区的城市活力进行量化,发现该街区活力在时间上呈显著双峰型日变化,即12:00—14:00与18:00—20:00为高峰时段;在空间上则表现出明显集聚性。高活力区域持续集中于交通枢纽、商业中心、教育机构及核心遗产点周边,低活力区域则主要分布于可达性较弱或功能较单一的地段。工作日与周末整体格局较稳定,但工作日高活力样点数量略高于周末,说明该街区活力结构具有一定持续性和稳定性。
4.2. Dimension Division: Extrac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 District
研究人员基于14项环境感知指标,结合主成分分析(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与因子旋转,从建成环境中提取出4个共同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708%。这4个因子分别被命名为街道尺度特征、历史文化特征、环境舒适特征和功能商业特征。结果说明,历史街区空间质量并非由单一要素决定,而是由多维空间特征共同构成。其中,不同空间特征在街区内部表现出明显不均衡分布和空间聚类特征。
4.3. Human Perception: Evaluation of the Visual Quality of Historic District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依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构建视觉质量综合评价模型,将4类空间特征加权整合为视觉质量总分。结果显示,中山路历史街区视觉质量总体分布相对均衡,但高分区主要集中于中山广场东侧及中山路北侧沿街建筑群,低分区则集中在中山广场西北和东南建筑组团。该结果表明,历史街区的整体视觉质量是各维度空间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单一景观要素的直接体现。
4.4. Network Perception: Public Preference of Network Evaluation Measures
研究人员对网络评价开展文本分析(TA,Textual Analysis)与情感分析(SA,Sentiment Analysis),发现公众偏好具有清晰的空间分异格局。高偏好区域主要集中于交通枢纽、核心公共空间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街段,呈现出沿主街廊道线性分布与局部聚集并存的特征;中等偏好区域分布于车站附近及部分欧风街区域,低偏好区域则集中在个别历史建筑周边。该结果说明,网络感知作为一种先验认知,已能够较稳定地反映历史街区中公众集体认知的空间差异。
4.5. Space–Perception–Vitality: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这是全文的核心结果部分。研究人员通过PROCESS宏程序与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发现,4类空间特征均能显著正向预测视觉质量,即“空间特征→视觉质量”路径全部成立。在此基础上,街道尺度特征、环境舒适特征与功能商业特征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均表现为完全中介,即其本身对活力没有显著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提升视觉质量影响人群访问、停留和聚集行为。历史文化特征则不同:其一方面通过视觉质量间接影响城市活力,另一方面仍保留显著直接效应,表现出“象征吸引效应”与感知中介并存的双路径结构。
在调节效应方面,显著调节只出现在历史文化特征这一维度。研究结果显示,公众偏好对“历史文化特征—城市活力”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当公众偏好较低时,历史文化特征对活力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当公众偏好处于中等水平时,这一促进作用减弱并失去统计显著性;当公众偏好较高时,该直接效应进一步转向负向趋势但未达显著。换言之,随着线上认知与访问预期升高,历史文化要素对活力的边际直接贡献会逐渐下降,而活力提升更多依赖视觉质量这一中介通道。
5. Discussion
讨论部分首先强调,研究结果验证了感知在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之间所起的关键中介作用,支持了环境—感知—行为链条在历史街区中的适用性。尤其是街道尺度与环境舒适特征,因为直接关系到步行体验、空间开敞感与可达性,故其影响几乎完全通过视觉感知传递。功能商业特征虽也表现为完全中介,但其意义在于说明消费、停留等活动并非单纯由功能供给直接触发,而是要先经过空间被感知和评价的过程。
其次,讨论进一步指出,历史文化特征之所以与其他空间特征不同,在于其同时具有物质空间属性与文化象征属性。前者通过视觉质量发挥作用,后者则借助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和文化标识形成独立吸引力,从而产生直接效应。这一发现丰富了历史街区“象征吸引效应”的理论内涵,也说明历史街区活力形成机制与一般城市地区存在本质差别。
再次,论文讨论了网络公众偏好的负向调节机制,并借助期望失验理论(Expectation-Disconfirmation Theory)加以解释。研究人员认为,公众偏好作为由网络评价形成的集体先验认知,构成访问者进入空间之前的心理预期基线。当线上评价较低时,现场历史文化氛围更容易形成“超预期”体验,因此历史文化特征的直接吸引力更强;当线上评价较高时,访问者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期待已被提前建立并部分消耗,现场历史文化要素的边际吸引力相对减弱,用户更关注步行舒适性、功能多样性等整体体验质量。该结果拓展了经典信息处理模型在互联网时代的解释边界。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全局Moran’s I与局部LISA聚类分析对计量模型进行了空间统计层面的交叉验证。结果显示,4类空间特征与城市活力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高—高集聚区集中于沈阳站、中山广场及中山路中段历史建筑密集区,低—低集聚区则多位于功能单一、步行性较差的外围地段。这说明中介—调节模型所得关系并非随机空间分布所致,而具有明确的空间真实性。
论文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
本研究以沈阳中山路历史街区为案例,基于环境心理学信息处理模型,构建了“空间特征—双重感知维度评价—城市活力”研究框架,系统检验了历史街区建成环境影响城市活力的感知中介路径与调节效应。研究得出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历史街区空间特征普遍且显著地通过感知中介影响城市活力,视觉质量是连接客观建成环境与行为结果的关键中介变量;街道尺度属性、环境舒适性和功能混合度均表现为完全中介,说明这些空间属性并不直接驱动活力,而是通过塑造人们的视觉评价影响访问与停留行为。第二,不同维度空间特征的活力作用路径存在根本差异,只有历史文化特征同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呈现通过视觉感知间接作用与通过文化象征、集体记忆、地方认同直接吸引用户的双路径机制,体现出历史街区区别于普通城市区域的“象征吸引效应”。第三,公众偏好对历史文化特征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梯度性负向调节作用,表明空间特征的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当公众偏好较低时,历史文化特征对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随着公众偏好提高,这一效应逐渐减弱并转向负向趋势。总体而言,本研究首次将“现场视觉质量(即时感知)”与“网络公众偏好(先验认知)”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化了对历史街区活力形成内在机制的理解,并为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中的感知优先策略、历史文化资源分层激活以及线上—线下一体化活力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