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Pastures of power: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attle ranching deforestation in the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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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牧业约驱动了亚马孙地区78%的毁林,但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支撑这一过程的差异化行动者及其权力关系。在考察亚马孙地区牛牧业动态的335篇论文中,本叙述性文献综述识别出36项研究,这些研究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借助受权力殖民性视角启发的政治生态学框架,对推动牛牧业致毁林
牛牧业约驱动了亚马孙地区78%的毁林,但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支撑这一过程的差异化行动者及其权力关系。在考察亚马孙地区牛牧业动态的335篇论文中,本叙述性文献综述识别出36项研究,这些研究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借助受权力殖民性视角启发的政治生态学框架,对推动牛牧业致毁林的行动者、互动关系及其逻辑进行系统分析。
四类主要行动者在领土占夺中占据不同位置:小农户通过被迫迁移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发挥着不稳定的边疆代理人作用;大土地所有者通过资本积累和制度俘获集中土地;投资者将亚马孙土地视为投机性资产;武装行为体则为非法占夺提供强制性执行。这些行动者通过不对称的方式相互作用,包括剥削性伙伴关系、包含现代奴役(modern slavery)在内的劳动安排,以及制度俘获,从而促成财富集中。由此显现出两种彼此矛盾的毁林逻辑:其一是通过牛只“洗白”、土地投机以及从被驱逐小农户手中购买土地改良成果来实现资本积累;其二是生计再生产逻辑,在此逻辑下,结构性排斥迫使边疆持续扩张。
分析表明,牛牧业驱动的毁林是一种结构化剥夺过程,持续再生产殖民模式;尽管主导性叙事常将责任归咎于农民贫困,但实际上大土地所有者实施了不成比例的毁林。若干关键研究缺口维系了这种误解:巴西的地理偏向限制了泛亚马孙视角;对小农户界定不一致使精英政策俘获成为可能;聚合性研究则遮蔽了推动剥夺的行动者能动性与权力不对称。因此,有效的保护措施应当着力拆解促成不对称资源占夺的结构性配置,而非将行动者同质化并诉诸技术性干预。
1. 引言
论文指出,亚马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森林,也是生物多样性、碳与淡水的重要储库,但同时又是全球农业边疆之一,毁林正以惊人速度推进。2017—2022年间,牧场扩张约占亚马孙毁林总量的78%,耕地扩张占22%。作者首先回顾毁林研究的四代分析路径:1970—1990年的边疆经济学与殖民化项目研究,强调军事发展政策、道路建设和农民迁移;2000年代的农业研究与行动者导向研究,开始区分殖民者、牧场主与地方社群;随后依托遥感和泛热带数据的空间量化研究,将重点转向毁林面积、近因与商品流;近期则进入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森林治理与环境社会学交汇的阶段,更重视权力关系、发展话语与制度轨迹。
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牛牧业需要从其他毁林驱动因素中单独抽离出来分析。尽管既有数量化研究和商品链研究已经揭示了森林向牧场转化的地理逻辑及供应链干预节点,但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农场层面的动态、不对称关系以及差异化行动逻辑。本文因此将“农场”界定为土地利用决策实际发生的核心场域,试图回答:究竟是哪些行动者、何种互动关系与何种毁林逻辑在推动亚马孙牛牧业致毁林;这些模式又揭示了边疆资本主义与通过剥夺实现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何种本质。作者同时指出,本研究对于国家治理部门、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关注热带森林社会维度的学术界均具有现实意义。
2. 概念框架:亚马孙牛牧业的政治生态学与权力殖民性
论文采用政治生态学框架,将毁林理解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和政治性建构的过程,而非单纯经济结果或生物物理结果。该框架强调,自然的社会占有塑造了环境理性,因此牛牧业毁林可以被视为空间生产机制,权力关系在其中被物质化。作者进一步区分毁林的三重因果层次:近因驱动,如采矿、伐木等直接清林活动;深层驱动,如偏向性监管框架和执法失灵等使牛牧业扩张成为可能的经济与制度条件;根本原因,则包括殖民性土地占有制度、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及牛牧业内部固化的不平等。政治生态学最关注的是第三层,即通过将毁林重新政治化,揭示其作为历史性政治项目嵌入不平等权力关系与领土争夺之中。
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概念,说明殖民时期形成的种族化等级秩序与经济剥削并未终结,而是在当代资源冲突中持续发挥作用。依据这一视角,论文将行动者理解为嵌入更广泛权力结构中的社会主体,其决策不能脱离剥削关系、积累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来理解。作者还借鉴关于哥伦比亚毁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毁林动机理解为跨行动者差异化且经常彼此矛盾的“毁林逻辑”,并结合Harvey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把边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个既生产毁林又再生产不平等的政治项目。
3. 方法
本文采用叙述性文献综述(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与主题分析方法,对“行动者—互动—毁林逻辑”三类分析范畴进行综合。作者认为,相比系统综述,叙述性综述更适合解释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因为后者更强调可测量结果,而前者能处理民族志、政治经济分析、制度案例研究及定性田野研究之间的异质性。研究过程分为三阶段递进筛选:第一阶段检查文献是否提及相关行动者、互动或动机;第二阶段考察是否对行动者作出区分、描述具体互动机制或承认动机异质性;第三阶段则要求对行动者结构位置、不对称关系及毁林策略作经验性刻画。
检索于2025年5—6月在Scopus、ScienceDirect和Google Scholar中进行,纳入2000年至2025年6月间以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发表的开放获取研究论文。最初检得335篇文献,经题名、摘要与全文筛选后,最终纳入36篇。作者说明,该综述有意优先保留聚焦行动者分化、不对称权力关系和领土占夺动态的研究,因此空间计量、遥感建模、土地市场价格形成和政策效果评估等研究在最终语料中的代表性有限。这一方法选择缩小了证据基础,但提高了对农场层面权力关系的解释力。
4. 结果:牛牧业驱动毁林中的行动者、互动与逻辑
4.1. 初步观察:地理偏向、定义模糊与法律异质性
结果部分首先指出,纳入研究存在显著巴西偏向:36篇中23篇聚焦巴西,10篇聚焦哥伦比亚,其余仅少量涉及厄瓜多尔和秘鲁,其他亚马孙国家几乎空白。这意味着现有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巴西中心”的。其次,论文指出小农户定义极不一致,例如巴西官方对小地产的界定可达4个财政模块即400 ha,而厄瓜多尔相关研究中养牛者可能不足60 ha,因此仅以面积进行分类并不可靠。作者主张,应通过剥削关系中的位置、积累能力和政治权力来界定行动者。再者,不同国家土地权属法律框架差异明显,影响牛牧业扩张方式与合法性建构。
4.2. 牛牧业行动者:森林向牧场转化中的不对称能动性
论文识别出四类核心行动者。第一类是小规模牧民、殖民者和农民。他们通常具有边疆迁移背景,收入有限,普遍采用兼具肉奶用途的双重经营体系,并依赖场外劳动补充收入。在哥伦比亚,这一群体往往与长期武装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有关;在巴西和秘鲁,迁移则与寻找替代生计和边疆定居有关。牛群对他们而言更多是储蓄机制和风险缓冲,而非利润最大化工具。由于缺乏资本、教育、市场和基础设施,他们处于高度脆弱状态。
第二类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较强资本获取能力,能够进行大规模土地购置与牧场投资,并通过多地块累积和制度俘获巩固领土控制。研究表明,亚马孙土地不平等高度突出,大农场面积远超小牧户。与小牧户不同,大牧场主通常将全部土地投入牧场用途,并在出现机会时继续扩张,尤其偏向肉牛生产。他们的经济资本又可转化为政治资本,通过操控地方机构、影响公共政策、占有公地并合法化占夺,形成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循环增强。
第三类是投资者。其与大土地所有者的关键差异在于居住模式:投资者通常并不居住在经营地,而是把亚马孙土地视为投机性资产和财富保值工具。他们在定居点或边疆区域购置多处农场、建设基础设施,并依托城市商业收入、洗钱资金或挪用公共资金等来源进行投资。文献显示,许多大型地块所有者长期居住在外州甚至国外,仅偶尔回到农场。牛牧业在这里并不总是直接盈利活动,更是土地增值和资本停泊机制。
第四类是武装行为体,主要见于哥伦比亚文献。其在牛牧业扩张中的作用包括对非法占地提供暴力保护、驱逐小农户和原住民社群、通过放牧制造“生产性使用”事实以及利用牛牧业进行洗钱。部分研究指出,2016年和平协议后,原由FARC-EP控制地区出现新的森林—牧场转化浪潮,武装行为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协调与强制作用。
4.3. 互动:剥削与支配的不对称关系
作者将互动关系概括为三类。其一是不平等经济伙伴关系,包括“寄养牛”合作、土地租赁、犊牛转售和地块分割出售等机制。大生产者或投资者提供牛只,小牧户提供土地和管理劳动,收益分配看似合作,实际有利于资本更雄厚的一方,因为其几乎以低成本使用了小农的土地与劳动。小牧户还常因运输成本高和市场准入弱,只能在低利润的奶牛或犊牛环节活动,最终依附于大型养牛体系。
其二是劳动关系及系统性剥削。大土地所有者依赖无地劳动者和贫困小牧户提供季节性劳动,尤其用于清林、建立牧场和日常维护。相关研究将其描述为“可弃置劳动力”,即被临时雇佣、任务完成即被解雇、缺乏合同与社会保障的劳工群体。更严重的是,部分研究把这种劳动体制置于现代奴役(modern slavery)框架下,指出债务束缚、地理隔离、虚高生活成本和流离失所共同构成强制劳动条件。资本化行动者藉此将毁林成本转嫁给最脆弱人口。
其三是制度俘获与武装联盟。大型牧场主利用地方政治影响力控制政府机构、塑造发展叙事,并攫取原本面向小农的政策资源。在哥伦比亚,司法与政治精英可能通过虚假地权文件、纵容非法清林和削弱环境监管,为投资者与大地主扩张提供便利。武装行为体与投资者、腐败官员之间的结盟,进一步把暴力、资本与合法性编织为边疆扩张网络。
4.4. 毁林逻辑
论文指出,文献一致显示大土地所有者的毁林规模显著高于小牧户。由此归纳出两种主要逻辑。第一种是资本驱动型毁林,核心在于通过多地块持有实施“牛只洗白”、购买被迫迁移小牧户已完成“改良”的土地,以及利用清林提高土地价格进行投机。放牧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生产目的本身,而是证明土地“有效使用”、从而建立事实产权和未来资本化收益的手段。土地投机、洗钱与制度俘获共同构成了大规模清林的激励机制。
第二种是生计再生产逻辑。小牧户因缺乏 intensification 所需资本、技术和市场条件,只能在低生产率的粗放经营中维持牛群,并在土壤肥力衰退后放弃退化地块,继续向新的森林边疆迁移。对他们而言,持续毁林并非最优盈利策略,而是结构性排斥条件下有限生存选项的结果。论文因此强调,这两种逻辑并非平行存在,而是等级化嵌套:资本积累逻辑依赖并再生产小牧户的生计脆弱性。
5. 讨论
5.1. 通过毁林实现剥夺
讨论部分将36项研究的综合结果提升到理论层面,指出亚马孙牛牧业致毁林构成一个土地与劳动的结构化剥削体系,符合Harvey提出的通过剥夺实现积累。森林破坏不是附带后果,而是权力关系在地表实现的媒介。土地在通过占地、侵夺、定居政策和小农户被迫让渡等方式获得时才尤具高利润,这也解释了为何边疆土地市场、地权不稳和土地集中会持续推动毁林。投机资本推高地价、迫使小牧户向更远边疆迁移并重启清林循环,构成一个自我强化机制。
5.2. 殖民性与牛牧业中的种族化劳动分工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权力配置再生产了殖民性支配格局。处于最危险、最不稳定劳动位置的,往往是原住民、非裔群体、无地移民等被剥夺人口;而土地增值、投机收益、牛只洗白和政治租金则由城市精英及常常并不居住于当地的权势群体攫取。传统上依赖森林维生的人群,被迫转化为毁林劳动者,这种历史反讽揭示出脆弱性并非偶然,而是牛牧业体系功能性再生产的一部分。同时,大牧场主把自己塑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性代理人,把小牧户描绘为“落后”和“低效”,这一发展话语正是殖民性持续运作的意识形态表现。
5.3. 政策含义
论文认为,政策不应再把“养牛者”作为同质类别对待。若忽视行动者分化,保护政策和治理工具往往会被强势行动者俘获,或者把成本不成比例地压到责任较小的小牧户身上。对于投机性毁林,更有效的干预应聚焦土地估值、地权转让、信贷配置和非生产性边疆持有,如累进土地税、冲突区和保护区土地转让限制、农村信贷制度改革等。对于生计型毁林,则应改善小牧户获取集约化投入、农村信贷、市场基础设施和土地权属安全的条件。作者据此主张,真正有效的亚马孙保护必须拆解支撑不对称资源占夺的结构,而非依赖一刀切的技术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