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Weedy rivers and the settler-colonial project of salvaging water from wi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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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植物在面临气候变化、农业集约化和水资源开采压力的河流流域中日益被描述为水文威胁(hydrological threats)。在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MDB),柳树(Salix spp.)不仅被重新定义为生态滋扰
入侵植物在面临气候变化、农业集约化和水资源开采压力的河流流域中日益被描述为水文威胁(hydrological threats)。在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MDB),柳树(Salix spp.)不仅被重新定义为生态滋扰,而且被定义为“水分浪费者(water wasters)”,据称移除它们可以为环境修复和灌溉农业产生可量化的节水量。研究人员通过本文研究了入侵河岸植物如何被构成水文竞争者(hydrological competitors),以及通过水效率(water efficiency)和回收(salvage)逻辑治理植物生命的政治后果。借鉴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中关于植物与水-社会关系的批判性文献,研究人员追溯了柳树新陈代谢如何通过科学建模和水核算(water accounting)被抽象并转化为体积单位,从而使植物水分使用能够在市场和国家规划框架内流通。聚焦于一项旨在恢复雪河(Snowy River)流量的政府主导的水回收计划,研究表明“节省”水的承诺依赖于协同测量(commensuration)实践,这种实践将重新分配非政治化,同时保护现有的财产关系和农业优先权。通过将这个澳大利亚案例与20世纪早期美国针对所谓地下水湿生植物(phreatophytes)的节水计划进行对话,研究人员展示了水文想象的历史连续性,这些想象将不受欢迎植物的蒸发和蒸腾视为可回收的损失。研究人员认为,当代以实用生态水文(eco-hydrological)解决方案形式出现的节水干预措施,再现了关于浪费和改良的定居者殖民(settler-colonial)假设,并强化了一种现代主义本体论(modernist ontology),即水被视为可分割的资源。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扩张、水文情势改变和气候变化加速了入侵植物物种的扩散。在农业科学和环境管理中,杂草通常被描述为稀缺水资源的竞争者,阻碍灌溉效率并将水从被认为具有社会和经济生产力的用途转移。然而,批判性地理学、科学技术研究和环境人文学科的学者指出,“杂草”类别在历史上与殖民土地侵占、环境控制体制以及关于景观中关怀、秩序和归属的特定理念紧密交织。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柳树(Salix spp.)不仅被重新定义为生态滋扰,更被明确界定为“水分浪费者”。这种重新定义将控制入侵植物描述为产生可量化节水量、用于环境修复和灌溉农业的实用生态水文解决方案。然而,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呼吁掩盖了复杂的政治过程:将柳树视为水文竞争者并非中性,而是自然化了特定的水、土地和权力分配,将植物根除塑造为技术干预而非有争议的政治选择。因此,本研究旨在揭示入侵河岸植物如何被构成水文竞争者,以及通过水效率和回收逻辑治理植物生命所导致的政治后果。论文发表在《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其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当代节水干预措施如何再现定居者殖民关于浪费和改良的假设,并强化了水可作为可分割资源的现代主义本体论。
**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的、解释性研究设计,结合历史分析、政策文件分析和科学及技术文本的细读。实证材料来自档案资料、政府报告、河流管理计划、生态研究,以及2023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马兰比吉河谷对土地所有者和扬科溪及支流咨询委员会成员进行的15次开放式深度访谈。访谈按格里菲斯大学人类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方案执行。通过这些材料,研究人员对柳树如何成为杂草、其作为水文威胁的分类如何重塑植物、人群与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谱系学追溯。此外,研究将当代澳大利亚案例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通过与20世纪早期美国针对所谓地下水湿生植物的节水计划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水文想象的历史连续性。
**研究结果**
(保留每个小标题,并在原文中对应说明研究结论)
**2. 植物政治生态学与水社会关系(Vegetal political ecology and hydro-social relations)**
通过批判性文献综述,研究人员指出:将杂草视为浪费水的用户这一框架并非中性,而是嵌入了殖民土地占有、农业现代化和道德判断。政治生态学中关于水社会关系的研究表明,水通过社会关系、技术和制度循环,而不仅仅是河道、空气或植物。殖民地带来了深刻的水社会变化,通过灌溉治理的效率话语,将植物蒸腾构建为消耗性损失,为控制和清除某些植物提供了合法性。
**3. 柳树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定居者殖民转型(Willows and the settler colonial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ern Australia)**
3.1 柳树: 柳树(Salix spp.)属于杨柳科,具有水生习性,历史上沿河迁徙,在人文社会中具有多种用途(如木材、饲料、工具材料)。
3.2 用柳树殖民: 柳树于19世纪被引入澳大利亚,最初用于美化、标记水道和稳定河岸。殖民者认为柳树有助于“改良”被视为“荒废”的内陆土地,并通过法律(如1920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案例)将种植柳树认定为提升土地价值的手段,与圈地和剥夺原住民土地与用水的殖民事业交织。
3.3 柳树作为河流改造的协同者: 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河岸改良信托机构广泛种植柳树以控制侵蚀。柳树因其繁殖力、快速生长、强大根系和灵活性受到推崇。然而,黄金开采、过度放牧和森林砍伐加剧了侵蚀,柳树反而与淤泥互动,改变河道,成为河流改造的参与者。灌溉水坝建设进一步为柳树提供了稳定水流和沉积物,使其成为优势河岸树种。
3.4 柳树被视为“野化”: 20世纪80年代,技术专家重新评估柳树在侵蚀控制中的作用,因其过度扩散、与本地种竞争、改变水流并导致工程结构失效,柳树被列为澳大利亚最严重的入侵植物之一。随后,注意力转向柳树的新陈代谢,特别是其高耗水率,被关联到盆地径流减少和供水短缺。
**4. 墨累-达令盆地(MDB)的河流修复与节水**
4.1 从柳树中节水用于雪河(Saving water from willows for the Snowy River): 2003年启动的雪河恢复计划将柳树纳入水量分配决策。CSIRO科学家对墨累-达令盆地内柳树蒸腾进行建模和实地研究,量化移除柳树可能带来的节水量。研究表明,移除永久水流中的柳树,每年每公顷冠层面积可净节约5.5 ML水。研究人员将此称为“水分回收”(water salvage)。协同测量(commensuration)实践将植物新陈代谢抽象为体积单位,使植物用水进入市场和规划框架,从而在雪河与柳树之间建立可比较的水资源关系,将水重新分配描述为技术中性过程,实则保护了既有的财产关系和农业优先权。
**5. 美国的节水项目(The American project of water salvage)**
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西南部面临水资源短缺时,将引入的盐杉属(Tamarix spp.)等植物定性为地下水湿生植物,其蒸腾被官方认定为“消耗性浪费”。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专家将地下水湿生植物描述为与农民竞争的“机械抽水站”,并通过水文循环图将其水分利用视为可“回收”的损失。这种“节水”(salvage)被表述为定居者殖民式的改良行为,旨在为拥有合法权利的水权所有者夺取植物性水流。
**结论讨论与翻译**
研究人员在结论中指出,入侵河岸植物(尤其柳树)如何在定居者殖民水治理中被构造成水文问题。柳树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参与了殖民的展开:作为实现并随后缓解定居者殖民改良和剥夺行为的参与者,作为难以驾驭的入侵者,以及作为通过“浪费”水使河流水文效率低下的身体。通过展示植物代谢如何被抽象、比较和协同测量,本研究揭示了柳树等植物恰恰在寻求恢复河流健康又不挑战既有权力与财产分配的过程中被变得可治理。协同测量和计算技术将河岸植物生命拉入盆地的商品流,并去政治化了生产、分配和环境伦理的关键问题。美国节水项目的先例和当代澳大利亚案例共同表明,这种通过水效率逻辑治理植物的方式,不仅再现了定居者殖民关于浪费和改良的假设,还强化了水作为可分割资源的现代主义本体论。因此,植物水分使用的政治无法仅通过改进测量或精确核算来解决,必须审视节水本身的历史、本体论和伦理基础,包括仍然结构化着如何对不同生命形态赋予价值和合法性的定居者殖民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