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What Drives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 A Hierarchy of Pathways for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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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通常假定,强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与模仿性压力作为并行力量发挥作用,从而驱动组织同形化(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本研究通过考察这些压力对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生态创新(
摘要: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通常假定,强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与模仿性压力作为并行力量发挥作用,从而驱动组织同形化(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本研究通过考察这些压力对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生态创新(eco-innovation)与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的影响,对该假设进行检验。研究人员对中国271家制造业中小企业开展了双波次(two-wave)、时间滞后(time-lagged)问卷调查,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结合IBM SPSS Statistics 27与AMOS 21.0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力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模仿性压力(竞争压力)对生态创新的影响最强,而规范性压力(利益相关者压力)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最强。强制性压力(环境规制)相对较弱。该研究通过测量中介效应大小,推进了制度理论的发展,揭示这些压力既通过直接路径发挥作用,也通过创新中介路径发挥作用。模仿性压力对绩效的实现最依赖生态创新(32.5%的效应经由中介传递),而规范性压力主要通过直接渠道发挥作用(10%的效应经由中介传递)。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结果对上述发现形成补充,揭示了实现环境绩效的可替代路径。通过将各类压力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影响层级:竞争促进生态创新,利益相关者促进绩效。研究为这些压力并非彼此替代提供了证据,因为它们对生态创新的依赖程度不同。研究还表明,在执法碎片化(fragmented enforcement)情境下,非监管性压力的重要性可能高于监管性压力。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围绕“双碳”议程下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可持续转型的制度驱动机制展开。研究背景在于,环境可持续性已由企业可选战略转变为运营刚性要求,而制造业又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重要来源。相较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创新(eco-innovation)时更易受到资源约束、融资限制、制度不确定性与监管执行不均衡等因素影响。既有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通常将强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与模仿性压力视为并列且等效的外部力量,认为其共同促成组织同形化(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及合法性(legitimacy)获取。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常将多类制度压力合并处理,或孤立考察单一压力,缺乏三类压力的并行比较;其二,虽然不少研究承认生态创新的中介作用,但极少量化不同压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创新中介路径”;其三,现有证据更多来自大型上市公司,对新兴经济体中小企业的解释力不足。基于此,研究人员以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为对象,检验三类制度压力对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的直接作用及经由生态创新传导的间接作用,并进一步辨析不同压力在作用机制上的层级差异。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理论检验型定量研究设计,以地方工业名录登记并经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确认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为样本来源,实施双波次时间滞后问卷调查。第一阶段收集利益相关者压力、环境规制压力和竞争者压力;第二阶段在间隔一个月后收集生态创新与环境绩效数据,最终获得271份有效匹配样本。研究采用五点Likert量表测量各潜变量,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7与AMOS 21.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并以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同时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识别实现高环境绩效的多重组态路径。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多个小标题展开,首先是“2.1. Institutional Theory”。该部分并非实证结果,而是全文理论建构核心。研究指出,制度压力虽同属合法性逻辑,但其合法性来源并不相同:规范性压力对应价值一致性,强制性压力对应合规性,模仿性压力对应认知合法性。因此,不同压力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影响绩效。研究据此提出“机制分化”(mechanism differentiation)概念,即三类制度压力并非以相同程度依赖生态创新这一中介,而是在“直接合法性路径”与“创新中介路径”之间存在系统差异。
在“2.2. Normative Pressures: Stakeholder Demand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中,研究从理论上指出,规范性压力主要来自利益相关者。由于利益相关者往往更关注企业是否展示出与社会价值一致的可见环境结果,因此企业未必必须通过深层产品或流程创新也能获得规范合法性。由此,利益相关者压力应当对环境绩效存在较强直接作用。同时,利益相关者也可能推动企业通过生态创新回应环境诉求,因此规范性压力还可能通过生态创新间接提升环境绩效。
在“2.3. Coercive Pressur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中,研究强调强制性压力源于环境规制与法律命令。从理论上看,企业通过合规获得“经营许可”(license to operate),因此环境规制可直接推动环境绩效改善。另一方面,规制也可能促使企业寻求更具成本效率的合规方式,从而刺激生态创新。然而在执法碎片化情境下,监管信号可能不足以稳定激励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性合规活动,因此强制性压力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可能较弱。
在“2.4. Mimetic Pressures: Competitors’ Influence and Eco-Innovation”中,研究提出模仿性压力主要在不确定环境中通过竞争者示范产生影响。企业为获取认知合法性,往往模仿成功竞争者的可见绿色实践。由于在绿色市场中最具可复制性与可观察性的往往正是生态创新举措,因此模仿性压力预计尤其显著地促进生态创新,并进而带动环境绩效。与规范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相比,模仿性压力更依赖创新中介路径而非单纯直接路径。
在“2.5. Eco-Innovation as a Pathway to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中,研究将生态创新界定为应对环境问题的新产品、新流程和新实践。理论上,生态创新既能直接减少排放、提升资源效率,又能向外部传递实质性环境努力的可信信号,因此可直接改善环境绩效。更重要的是,研究将生态创新定位为区分不同制度压力机制的关键中介变量,用以量化不同压力经由创新路径传递其效应的比例。
进入实证部分,“4.1. Sample Information”表明样本包含271名受访者,其中男性115名、女性156名;25—35岁群体占比最高;本科学历占50.9%;2—5年工作经验占比43.9%。研究将这些样本特征作为背景信息,以尽量减少潜在人口统计变量对核心关系的干扰。
在“4.2. Measurement Model”中,研究首先验证测量模型质量。各构念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介于0.814—0.874之间,Cronbach’s α介于0.781—0.871之间,均达到可靠性标准。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为0.506—0.593,满足收敛效度要求。判别效度检验显示各变量区分良好。五因子模型拟合指标优良,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稳健性。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低于3.0,表明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
在“4.3. 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研究报告各构念均值为3.08—3.32,标准差为0.83—0.91。相关分析显示,利益相关者压力、环境规制、竞争压力、生态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为后续路径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
在“4.4. Hypothesis Testing”中,研究给出了全文最关键的实证结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利益相关者压力对环境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强(β = 0.264),环境规制次之(β = 0.142),竞争压力对环境绩效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β = 0.113)。但在生态创新层面,竞争压力的影响最强(β = 0.373),随后是利益相关者压力(β = 0.205)和环境规制(β = 0.118)。生态创新本身显著提升环境绩效(β = 0.146)。中介检验进一步表明,三类压力均可经由生态创新间接作用于环境绩效,但中介比例明显不同:竞争压力约有32.5%的总效应通过生态创新传递,而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环境规制的中介比例均约为10%。据此,研究得出明确的压力层级:竞争最能刺激生态创新,利益相关者最能直接推动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在两方面均最弱。这一结果直接支持“机制分化”命题,即三类制度压力不是等效、可互换的并行力量。
在“4.5.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中,研究用fsQCA补充SEM结果,以识别高环境绩效的多重充分条件组态。“4.5.1. Calibration”说明研究将利益相关者压力、环境规制、竞争压力和生态创新共同视为前因条件,并依据四分位数法进行模糊集校准。“4.5.2.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表明,没有任何单一条件构成高环境绩效的必要条件。“4.5.3. Analysis of Sufficient Conditions”则识别出两条足以实现高环境绩效的路径:其一,利益相关者压力 + 环境规制 + 生态创新;其二,利益相关者压力 + 生态创新,即使缺少竞争压力亦可实现高环境绩效。该结果说明环境绩效具有“殊途同归”(equifinality)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创新在主要稳健性检验中均出现在高绩效组态中,进一步强化了其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竞争压力虽在SEM中是最强的生态创新驱动因素,但在fsQCA中并非高环境绩效的必要条件,这表明竞争更像是创新能力的生成机制,而非持续性的绩效必备条件。
讨论部分总结了全文的理论与实践含义。研究表明,制度理论中将三类压力视为平行且同质的传统观点需要修正。在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这一新兴经济体语境下,模仿性压力更有效地激发生态创新,规范性压力更直接地转化为环境绩效,强制性压力则因执行不一致与资源约束而作用有限。这说明制度压力的影响不仅有强度差异,也有因果角色差异。研究还指出,生态创新并非一般性中介,而是具有压力特异性的中介:对模仿性压力而言,其桥梁作用尤为显著;对规范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而言,直接合法性路径占主导。fsQCA与SEM的结合进一步显示,不同制度因素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通过组态互补地实现高环境绩效。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在“双碳”议程背景下,研究人员考察了强制性、规范性与模仿性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的生态创新与环境绩效。研究发现,制度压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模仿性压力对生态创新的影响最强,并进一步带动环境绩效;规范性压力则对环境绩效具有最强的直接影响。强制性压力影响相对较弱,反映出中小企业层面的合规执行问题。SEM与fsQCA具有互补性:前者估计变量间的直接、间接与总效应,后者表明实现高绩效存在多条可能路径。该研究通过量化中介效应推进了制度理论,证明三类压力均同时包含直接作用与创新中介作用。特别是,模仿性压力最依赖创新路径,而规范性压力的直接影响最强。生态创新解释了模仿性压力对环境绩效总效应的32.5%,并解释了规范性压力和强制性压力约10%的效应。由此,研究超越了对制度压力的二元化理解,表明三类压力不仅在影响强度上不同,而且在对生态创新的依赖程度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发现挑战了制度压力同质且可互换的假设,尤其是在执法碎片化情境下,进一步凸显了竞争性标杆学习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重要性。研究还表明,对竞争者生态创新的模仿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环境绩效提升,而非仅停留于象征性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