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er and Responsible Consumption》:The role of recycling in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Moderating effects of digital nudging and infrastructure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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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旨在量化数字助推和基础设施可及性在理解家庭回收中意图-行为差距方面的调节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价值-信念-规范(VBN)理论和助推理论,研究人员调查了回收意愿(RI)和环境知识(EK)对城市家庭回收行为(RB)的影响。该模型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
该研究旨在量化数字助推和基础设施可及性在理解家庭回收中意图-行为差距方面的调节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价值-信念-规范(VBN)理论和助推理论,研究人员调查了回收意愿(RI)和环境知识(EK)对城市家庭回收行为(RB)的影响。该模型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分析,基于277名受访者提供的数据。结果表明,回收意愿是回收行为的最佳预测因子,环境知识具有中等但正向的预测价值。数字助推显著强化了意图-行为差距,应用程序提醒、游戏化和数字提示增强了回收意愿通过行为实现的程度。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可及性在这一关系中具有较弱的调节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如果没有提供行动线索,基础设施结构可能并不足以鼓励健康行为。该研究在理论上通过整合基于数字助推的刺激和意图-行为模型的结构因素,构建了现有亲环境行为模型,有助于克服数字助推的局限性。结果经验性地表明,政策制定者、城市或可持续发展倡导者需要在提供数字助推和数字陪伴的同时,配套理想的基础设施。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废物产生、垃圾填埋场堆积和资源过度消耗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可持续废物管理已成为全球性危机。回收作为减少环境退化、节约自然资源和能耗的有效解决方案,其重要性日益凸显(Shan等,2020)。尽管已开展多项回收运动和环保宣传活动,且部分举措取得一定成效,但结果表明,仅靠技术和政策措施不足以形成可持续的回收习惯。因此,理解家庭回收实践的心理和情境决定因素对于制定可持续政策和行为干预措施至关重要(Enginkaya和Sa?lam,2024)。计划行为理论(TPB)已被广泛用于解释亲环境行为,尤其是回收活动。根据TPB模型,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行为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而意向是实际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Ajzen,1991)。然而,以往研究也表明,意向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很强;意向与行为的关系可能受到若干情境因素的影响(Park和Ha,2012)。这一局限性表明,回收行为不能仅基于内部心理机制来解释,还需要考虑其他情境和认知因素。环境知识(EK)已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决定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环境问题意识和环境行为知识的人更可能采取环保行动(Zhang和Luo,2022;Juliana等,2022)。然而,在基于TPB的回收模型中,环境知识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在家庭可持续性背景下。同时,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数字助推机制,为影响可持续行为提供了新机遇。数字助推涉及界面、提醒、通知或选择架构,以在不减少个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诱发期望行为。同样,基础设施因素如回收箱和收集服务可能降低实际障碍并提高回收参与度。以往研究分别探讨了心理、技术或环境因素对回收行为的激励作用,但这些因素被孤立研究,导致对家庭回收行为的理解碎片化(Ho等,2024;Tanveer,2025)。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为克服上述不足,当前研究提出结合计划行为理论(TPB)、价值-信念-规范(VBN)理论和助推理论,以解释家庭回收行为。TPB提供了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之间的心理路径,而VBN视角提供了环境知识的认知维度,影响环境意识和评估处理(Yousefloo和Babazadeh,2020)。助推理论则通过展示数字形式助推和基础设施可及性如何帮助将意向转化为实际回收行动,提出了情境干预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数字助推和基础设施可及性概念化为回收意愿-环境知识-回收行为关系的情境调节变量(Flygansv?r等,2021)。这种理论整合能够更全面地解释家庭回收行为,因为它同时考虑了内部心理因素和情境因素。研究在沙特阿拉伯的背景下进行,该国环境可持续性和废物管理作为国家2030愿景目标的一部分日益重要。快速城市化、家庭废物产量增加以及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使得有效的回收系统和家庭可持续实践的需求不断增长。然而,关于影响沙特阿拉伯回收行为的行为和情境因素的实证证据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回收意愿、环境知识、数字助推和回收基础设施可及性对家庭回收行为的交互作用来填补这一空白。具体而言,研究聚焦于:回收意愿对回收行为的影响、环境知识对回收行为的影响、数字助推作为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之间调节变量的作用,以及“基础设施可及性”作为环境知识与回收行为之间调节变量的作用。该研究对文献有多重贡献:第一,将心理、认知和情境成分整合到单一模型中,而非单独研究;第二,通过从VBN视角增加环境知识以及从助推理论增加情境干预机制,扩展了基于TPB的环境研究;第三,指出数字助推和基础设施可及性等情境促进因素对于弥合家庭回收中意图-行为差距的必要性;最后,研究结果强调了沙特阿拉伯这一新兴可持续性背景下的具体情境含义,并为政策制定者和环境从业者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家庭回收参与和可持续废物管理系统提供了启示。论文发表在《Cleaner and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定量研究设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家庭受访者的原始数据。数据收集在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采用商场拦截法,在四个大型购物中心(王国中心大厦、阿尔纳赫勒购物中心、格拉纳达中心和利雅得画廊购物中心)面对面发放问卷,涵盖不同时间段和周末/工作日以获取多样化样本。目标人群为18岁及以上、参与家庭决策且对家庭废物或回收有一定了解的家庭决策者。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80份,剔除3份不完整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277份。测量工具基于先前验证的量表:回收意愿(RI)改编自Tonglet等(2004),环境知识(EK)基于Pagiaslis和Krontalis(2014),数字助推(DN)改编自Weinmann等(2016),基础设施可及性(IA)基于Zhang等(2020),回收行为(RB)基于Testa等(2020)。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使用SmartPLS 4.0软件,通过5000次自助法检验假设关系。
**研究结果**
- **数据可靠性与效度**:通过克朗巴赫α、组合信度(rho_a)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评估构念信度与效度。所有构念的AVE均大于0.5,组合信度大于0.7,表明良好。区分效度通过福奈尔-拉克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检验,所有HTMT值均低于0.85,表明区分效度良好。
- **假设检验结果**:
- **H1:回收意愿(RI)对回收行为(RB)有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10(p<0.05),支持该假设,表明回收意愿是回收行为的强预测因子,符合计划行为理论。
- **H2:环境知识(EK)对回收行为(RB)有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098(p<0.05),支持该假设,表明环境知识对回收行为具有中等但正向的预测价值。
- **H3:数字助推(DN)正向调节回收意愿(RI)与回收行为(RB)之间的关系**。交互项系数为0.336(p<0.05),支持假设,表明数字助推(如应用提醒、游戏化)显著增强回收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 **H4:数字助推(DN)正向调节环境知识(EK)与回收行为(RB)之间的关系**。交互项系数为0.116(p<0.05),支持假设,表明数字助推促进环境知识向行为的转化。
- **H5:基础设施可及性(IA)正向调节回收意愿(RI)与回收行为(RB)之间的关系**。交互项系数为0.113(p<0.05),支持假设,表明基础设施可及性增强意愿-行为关系。
- **H6:基础设施可及性(IA)正向调节环境知识(EK)与回收行为(RB)之间的关系**。交互项系数为-0.075(p>0.05),不支持假设,表明基础设施可及性未能显著增强环境知识对回收行为的影响。
- **模型解释力**:R2值为0.573,表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解释了回收行为57.3%的方差,模型具有中等偏强的解释力。
- **模型拟合**: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为0.061(<0.08),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1,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所有外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在1.12至2.48之间,内层VIF在1.24至2.01之间,无多重共线性问题。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回收意愿是回收行为的最佳预测因子,与先前研究一致(Tonglet等,2004;Juliana等,2022;Pan和Liu,2024)。同时,环境知识与回收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支持了先前关于环境知识促进可持续消费和废物管理行为的发现(Liao和Li,2019;Zhang和Luo,2022;Lee和Hung,2024),但效应量较小,表明知识本身不足以触发高水平的回收行为,需结合其他因素。数字助推在回收意愿-行为关系和环境知识-行为关系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近期关于提醒、游戏化、数字反馈和行为提示有效性的研究一致(Heckmann等,2021;Ibokette等,2024;Lim等,2024),为助推理论在家庭回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证基础。基础设施可及性仅微弱调节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的关系,且未能显著调节环境知识与回收行为的关系,这与先前部分研究(Bo?njak等,2020;Susanty等,2021)不一致。可能原因包括:利雅得市回收基础设施分布不均,以及沙特阿拉伯回收系统仍处于发展初期,此时行为激活机制可能比基础设施可用性更为关键。研究结论表明,弥合回收意图-行为差距需要认知、行为和情境干预的组合,其中数字助推是有效工具。研究将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助推理论整合为单一模型,提供了更全面的家庭回收行为理解,并提供了沙特阿拉伯这一新兴经济体的情境特定证据。实际意义在于,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需要超越传统宣传和基础设施投资,将数字助推技术(如移动应用、提醒、游戏化)与便捷的回收基础设施相结合,以促进可持续回收行为。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限于利雅得购物中心访客,可能无法代表所有家庭群体;采用自填问卷可能受社会期望偏差影响;未来研究可采用行为观察法、更广泛的抽样方法(如家庭调查、分层抽样)和纵向设计来进一步探讨数字助推和基础设施干预的长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