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How government subsidy and consumer eco-consciousness shape online retailers' digit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 study of Alibaba's green online retail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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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人员探讨了在政府实施单位环境补贴的背景下,绿色在线零售商(GOR)与传统在线零售商(TOR)之间的不对称竞争。研究发现,当消费者生态意识处于中等水平时,政府的最优单位补贴随单位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失而变化,可表现为上限补贴、内点最优补贴或边界补贴。此外
摘要:研究人员探讨了在政府实施单位环境补贴的背景下,绿色在线零售商(GOR)与传统在线零售商(TOR)之间的不对称竞争。研究发现,当消费者生态意识处于中等水平时,政府的最优单位补贴随单位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失而变化,可表现为上限补贴、内点最优补贴或边界补贴。此外,提高消费者生态意识并不总能改善环境绩效,反而可能加剧搭便车威胁并引发过度溢价现象。研究结果为政府在Forest Market等平台环境中设计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重要目标。在零售领域,绿色产品的推广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之一。然而,绿色产品通常面临较高的生产成本,这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为了克服这一障碍,政府往往会采取环境补贴政策,以降低绿色产品的价格,激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与此同时,消费者生态意识的提升被认为是推动绿色消费的重要力量。但在实际的平台经济中,例如Forest Market这类绿色电商平台,消费者生态意识、政府补贴与企业定价及绿色投入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企业可能会利用消费者的环保偏好进行过度溢价,或者面临传统企业的搭便车威胁。因此,厘清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于制定科学的碳减排政策和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上,为理解绿色零售环境下的竞争与政策干预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绿色在线零售商(GOR)和传统在线零售商(TOR)的两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决定最优的单位环境补贴率;第二阶段,两家零售商进行价格和绿色替代性能(green-replacement performance)的Stackelberg竞争。研究引入了消费者生态意识参数(δ)和单位碳排放的环境损害成本(d),并通过比较无补贴基准模型与有补贴模型的均衡解,分析了不同参数区间下的最优补贴策略及各变量的敏感性变化。
研究结果
1. 无环境补贴基准模型
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研究分析了消费者生态意识对均衡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消费者生态意识处于中等水平时,绿色在线零售商(GOR)会表现出“过度溢价”现象,即通过降低绿色替代性能来追求更高的边际收益。此时,GOR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CS)随生态意识的增加而增加。然而,碳排放强度(EA)和总排放量(ET)并未随之降低,甚至有所上升,揭示了单纯依赖消费者环保意识可能无法带来预期的环境效益。
2. 环境补贴模型
在引入单位环境补贴后,政府的政策设计变得更为复杂。研究发现,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高度依赖于消费者生态意识和单位碳排放的环境损失。
- •
极低生态意识场景:当消费者生态意识极低时,若环境损失较小,政府倾向于提供上限补贴(cp?co);若环境损失适中,则采用内点最优补贴((1+δ)V?2αd?cp);若环境损失较大,则采用边界补贴(cp?coδ?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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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生态意识场景:当消费者生态意识极高时,若环境损失极大且生态意识未达到特定阈值,政府甚至应选择零补贴,以避免福利损失。
3. 消费者生态意识与补贴的交互效应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生态意识与补贴的交互作用。在中等生态意识市场,提高补贴虽然能提升绿色替代性能,但也可能强化GOR的垄断地位,导致其设定扭曲的垄断高价,从而抑制绿色产品需求。相反,在极高生态意识市场,补贴主要通过降低有效价格来扩大绿色产品需求,对绿色替代性能的提升作用有限。
4. 福利与排放表现
研究发现,单位环境补贴并不总是能改善社会福利(W)或减少总排放。在特定的参数组合下,由于财政负担的增加和搭便车效应的影响,补贴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净福利下降。此外,提高消费者生态意识虽然能增加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但若缺乏合理的补贴设计,可能会因需求扩张效应而导致总排放量不降反升。
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消费者生态意识的提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增强企业的边际收益,促进绿色产品的市场渗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诱发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如降低绿色投入以维持高价,或加剧传统企业的搭便车威胁。因此,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不能盲目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而应将其与补贴设计协同考虑。
研究结论如下:
- 1.
最优单位环境补贴是消费者生态意识和单位碳排放环境损害的联合函数。
- 2.
在消费者生态意识极低的地区,政府应根据环境损害程度灵活调整补贴强度,从全额成本分担到边界补贴不等。
- 3.
在消费者生态意识极高的地区,若环境损害严重,政府应谨慎提供补贴,甚至维持零补贴。
- 4.
旨在提高绿色替代性能的补贴政策应避免同时大幅提升消费者生态意识,以免引发意外的环境倒退。
- 5.
政府在设计补贴方案时,应将可验证的绿色属性披露、审计程序与绩效关联补贴相结合,以确保公共资金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