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Climate change exposure and M&A: Glob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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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暴露度(CCE)对并购(M&A)影响的全球证据。研究发现,面临更高CCE的企业表现出较低的并购倾向,且交易数量和价值减少。研究人员采用多种识别策略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融资成本和现金持有解释了这种负相关关系。该效应在盎格鲁-撒克
研究人员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暴露度(CCE)对并购(M&A)影响的全球证据。研究发现,面临更高CCE的企业表现出较低的并购倾向,且交易数量和价值减少。研究人员采用多种识别策略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融资成本和现金持有解释了这种负相关关系。该效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更为集中,尤其是那些经济发达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框架的国家。研究人员还发现,企业积极采取可持续实践以减轻CCE的不利影响。最后,气候变化暴露度较高的企业完成交易所需时间更长,获得的公告回报不显著,且运营绩效较差。总体而言,这项研究强调了在并购决策中考虑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引发的物理风险、监管压力和转型不确定性正在深刻重塑全球企业的战略决策环境。尽管已有文献探讨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但气候变化作为一类特殊的、持续演化的风险源,如何具体影响企业最重大的外部投资决策——并购(M&A),仍缺乏系统性的全球证据。现有研究存在矛盾观点:一方面,融资成本上升和预防性现金持有动机可能抑制并购(投资减少假说);另一方面,企业可能通过收购绿色资产或多元化布局来对冲气候风险(投资对冲假说)。此外,早期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如碳排放、海平面上升)或特定区域,缺乏对企业层面综合气候变化暴露度(CCE)的全球性考察。因此,这项研究旨在利用全球跨国样本,系统检验CCE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为理解气候风险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投资决策提供全面证据。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采用Sautner等人(2023)构建的企业层面CCE度量,该指标基于机器学习文本分析从盈利电话会议记录中提取气候变化相关讨论,涵盖物理风险、监管冲击和转型机会等多维度信息。结合2001至2023年间来自34个国家的87,319个公司-年观测值,以及2002至2024年的并购公告数据(来自SDC数据库),基线回归发现,CCE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并购概率降低约4.95%,交易数量和累计交易价值也显著下降。该结论经熵平衡、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即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以2015年《巴黎协定》为外生冲击的倍差法(DID)等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融资成本(债务成本与权益成本)上升和现金持有水平下降是CCE抑制并购的主要渠道,且该负面效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达经济体、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国家、顺周期行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高CCE企业更倾向于优先进行资本支出(CAPEX)而非并购或研发(R&D),并且会通过改善环境绩效来缓解气候风险对并购的负面影响。最后,高CCE企业完成交易的概率更低、耗时更长,公告期累计异常收益(CAR)不显著,且并购后长期运营绩效(ROA,即资产回报率)恶化。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第一,企业层面气候变化暴露度(CCE)度量:采用Sautner等人(2023)的方法,基于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对盈利电话会议记录进行文本挖掘,构建反映市场对气候风险前瞻性感知的时变指标。第二,样本来源:全球34个国家(2001–2023年)的87,319个公司-年观测值,并购数据来自证券数据公司(SDC)数据库(2002–2024年)。第三,内生性识别策略:包括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使用Lewbel异方差工具变量和行业平均CCE工具变量),以及以2015年《巴黎协定》为外生冲击的倍差法(DID)。第四,机制与截面分析:通过分组回归(基于融资成本、现金持有中位数)和交互项模型检验成本与现金渠道,并通过国家、行业、企业层面的截面分析揭示异质性。
**研究结果**
**4.1 CCE与并购倾向**
**4.1.1 基线回归**:采用Logit模型,控制年份、行业、国家固定效应及企业特征变量,发现CCE与未来一年并购概率显著负相关(边际效应-0.054至-0.066),验证投资减少假说。
**4.1.2 交易数量与累计价值**:OLS、Tobit和泊松伪最大似然(PPML)模型均显示,CCE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交易数量减少3.72%,交易价值减少5.29%。
**4.1.3 内生性检验**:熵平衡后CCE系数仍显著为负;2SLS中,Lewbel工具变量和行业平均CCE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DID分析显示,《巴黎协定》后高CCE企业并购概率下降更显著。
**4.1.4 稳健性检验**:控制宏观经济、治理变量及碳排放绩效后结论不变;使用3年、5年、7年平均CCE仍显著;分项CCE中,机会与监管暴露抑制并购,物理风险影响不显著;非系列收购者及目标企业中CCE的负面效应更强。
**4.2 潜在渠道分析**
**4.2.1 融资成本的作用**:CCE显著提高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分组回归显示,高融资成本组中CCE对并购的负面效应更强(Chow检验显著)。
**4.2.2 现金持有的作用**:CCE与企业现金持有正相关;低现金持有组中CCE对并购的抑制效应更强,证实预防性动机渠道。
**4.3 附加分析**
**4.3.1 并购vs.资本支出或研发**:似不相关回归(SUR)显示,CCE降低并购和研发倾向,但增加资本支出,表明企业优先内部投资。
**4.3.2 截面分析**:国家层面,负面效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达经济体、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更显著;行业层面,在顺周期和能源行业更显著;企业层面,在财务约束强、盈利能力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CCE增加国内并购的相对抑制效应,并促使企业转向股票支付和多元化并购。
**4.4 缓解气候变化暴露:环境绩效的作用**
采用MSCI KLD和Refinitiv环境绩效数据,交互项CCE×环境绩效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良好环境绩效可缓解CCE对并购的负面冲击。
**4.5 并购结果**
**4.5.1 交易完成与持续时间**:Probit和Tobit模型显示,CCE降低交易完成概率,延长交易完成时间。
**4.5.2 短期与长期绩效**:CCE与公告期5日累计异常收益(CAR)显著负相关,且与并购后1年、2年、3年资产回报率(ROA)变化显著负相关,表明气候风险损害股东财富和运营效率。
**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本研究强调了气候变化在塑造企业收购战略中的重要性。采用Sautner等人(2023)的CCE度量,分析提供了全球证据,表明CCE与企业收购决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气候变化压缩了并购交易数量及其累计交易价值。高CCE导致的并购倾向下降随着融资成本挑战和现金持有降低而加剧。分析表明,当面临更高水平的气候变化风险时,企业偏好资本支出(CAPEX)而非并购,并主动采取可持续实践以减轻CCE对并购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更高的CCE导致交易完成概率降低、交易持续时间延长、短期股票表现减弱,以及并购后长期运营结果恶化。这些发现为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启示:企业管理者需在战略决策和并购尽职调查中考虑气候变化;投资者在评估收购方和被收购方股票时应将气候变化纳入考量;政策制定者也可利用这些见解制定鼓励可持续和气候韧性并购实践的法规,使企业战略与全球可持续和气候目标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