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Dynamic Estimation of a Reasonable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Rate Based on Minimum Total System Cost
编辑推荐:
经济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消纳对于可持续电力系统规划至关重要。在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电力系统中,将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作为刚性目标,可能需要过度投资于调峰、储能和电网加固来消纳少量边际可再生能源发电,这增加了总供电成本。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小系统总成本准则、连接规划与运
经济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消纳对于可持续电力系统规划至关重要。在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电力系统中,将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作为刚性目标,可能需要过度投资于调峰、储能和电网加固来消纳少量边际可再生能源发电,这增加了总供电成本。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小系统总成本准则、连接规划与运行的动态估算方法,以确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在规划层,通过最小化年化投资成本与综合运行成本之和,确定最优可再生能源容量扩展及其对应利用率。在运行层,将全年时序生产模拟与弃电惩罚参数的离散搜索相结合,识别在给定系统边界下总成本最小时的消纳水平。甘肃省电网案例研究表明,2028年、2030年、2035年和2040年规划层合理利用率范围为84%至88%,而2028年和2030年运行层利用率分别为90.81%和91.84%。城市级分解进一步显示,嘉峪关-酒泉等资源丰富地区的利用率通常低于大多数负荷中心。等投资比较表明,火电机组深度调峰对利用率提升最为显著,但增加了供电成本,而抽水蓄能则具有更好的降成本性能。结果表明,合理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基于滚动评估,以支持面向可持续性的目标设定及源网荷储协调规划。
该研究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聚焦于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合理利用率的动态确定问题。研究背景方面,随着中国双碳目标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已从运营统计指标演变为影响发电规划、灵活性资源配置、市场机制设计及区域发展的关键目标变量。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提升消纳能力或降低弃电率,较少将利用率目标本身作为独立问题进行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将高利用率作为刚性目标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于调峰、储能和电网加固以消纳少量边际可再生能源,增加总供电成本;容量扩展模型通常输出最优容量和系统成本,但利用率常被作为约束或事后结果;生产模拟研究在给定边界下评估弃电与供电成本,但很少将最小成本点对应的利用率转化为目标管理指标。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回答不同发展阶段、区域边界和投资约束下,什么利用率水平在经济上合理。
研究人员提出一种基于最小系统总成本的动态测算方法,连接规划层与运行层。规划层通过最小化年化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与系统运行成本之和,确定各规划年最优容量扩展规模及对应的合理利用率;运行层在固定容量和电网边界下,利用全年时序生产模拟结合可再生能源保供电成本参数的离散搜索,识别社会供电总成本最小时的消纳水平。在此基础上,开展省级最优结果的城市级分解,并在统一投资约束下比较不同灵活性措施(火电深度调峰改造、抽水蓄能、新型电化学储能、关键输电断面加强、新增风光装机、需求侧响应)对利用率和系统成本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电网为实证案例,边界条件涵盖2028年、2030年、2035年和2040年四个规划年份,其中2028年和2030年用于运行层分析,负荷、电源、储能、电网节点及输电断面等数据来源于省级电网规划与时序模拟工程案例。
结果分析部分包含四个子节。首先,4.1节“规划层合理利用率的阶段特异性变化”通过调整规划风光装机容量,发现随容量扩大,利用率总体下降而系统总成本先降后升,说明存在经济最优区间;甘肃规划层合理利用率在2028年、2030年、2035年和2040年分别为86.08%、87.21%、84.20%和87.30%,呈现非单调变化,表明中期可能存在风光扩张与灵活性资源建设及负荷增长之间的阶段性错配。其次,4.2节“运行层最优消纳水平的识别”通过扫描弃电惩罚参数(0–1000元/兆瓦时区间,间隔100元/兆瓦时),发现2028年和2030年最小供电总成本均出现在200元/兆瓦时,对应运行层合理利用率分别为90.81%和91.84%;惩罚参数过低时部分可替代火电的可再生能源未被充分利用,过高时调用高成本调峰资源使总成本上升。第三,4.3节“城市级合理利用率的空间差异性”基于省级运行层最优方案分解各城市利用率,发现2028年嘉峪关-酒泉合理利用率仅为84.248%,远低于兰州(95.565%)、张掖(96.069%)、平凉(96.416%)和庆阳(97.109%),2030年类似,表明资源富集的外送型区域在省域协调和系统经济最优下承担更多边际弃电和波动压力。第四,4.4节“等投资约束下灵活性措施效果比较”在统一10亿元投资下,将各措施转化为可配置容量或响应规模(火电灵活性改造单位成本1000元/千瓦,抽水蓄能单位功率投资2100元/千瓦,新型储能单位功率100元/千瓦、单位容量1300元/千瓦时,断面加强单位容量成本2500元/千瓦,风电建设成本河西4201元/千瓦、河东4532元/千瓦,光伏建设成本2806元/千瓦和2946元/千瓦,需求响应补贴3000元/兆瓦时、时长4小时、补贴期10年),结果发现火电深度调峰对利用率提升最大(提高2.36个百分点至74.15%),但供电总成本高达509.908亿元(基准为503.392亿元);抽水蓄能方案供电总成本最低(502.903亿元),其次为新型储能(503.059亿元)和断面加强(503.177亿元);新增风电光伏反而使利用率下降至71.65%。因此,优先次序应基于总成本最小而非单纯利用率提升幅度。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解释在最小总系统成本框架内,与现有关于可变可再生能源并网成本、市场价值下降和边际弃电的研究一致;主要贡献不是提出替代优化求解器,而是改变优化结果的使用方式,将其转化为可目标管理的合理利用率指标。最重要的发现是合理利用率应作为阶段性、区域性和场景性目标,而非长期固定的评估值。规划层与运行层指标服务于不同决策问题,不可直接比较数值大小。资源富集区合理利用率较低并非消纳效率不足,而是省域协调优化的空间分工体现。该方法可扩展至其他可再生能源富集省份或负荷中心地区,但数值结果不应直接复制,而应重用将利用率视为成本优化结果变量的计算逻辑。数值输出依赖于负荷、可再生出力序列、燃料和机组成本、储能成本假设、备用要求、外送计划及输电限制等边界,当这些输入更新时应重新校准。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文聚焦于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合理利用率的确定,构建了基于最小系统总成本的动态确定方法,并对甘肃省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合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视为系统优化后的结果变量,而非外生固定的刚性目标。规划层与运行层分别对应中长期规模优化和固定边界下的运行经济优化。(2)甘肃省合理利用率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规划层合理利用率在2028年、2030年、2035年和2040年分别为86.08%、87.21%、84.20%和87.30%;运行层合理利用率在2028年和2030年分别为90.81%和91.84%。这表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目标应随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而非长期维持单一固定值。(3)合理利用率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嘉峪关-酒泉等资源富集区合理利用率低于负荷中心,反映省域协调优化下的功能分工,不应简单解读为消纳效率不足。(4)统一投资约束下,不同灵活性措施的成本效益差异显著。抽水蓄能降低系统供电总成本效果最佳,其次为新型储能和输电断面加强;深度调峰改造虽显著提升利用率,但增加了系统成本。源网荷储协调规划应优先考虑综合经济性更优的措施组合,而非单纯追求高利用率。总体而言,所提方法为分阶段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城市级差异化管理和源网荷储协调规划提供了量化支撑。对于甘肃及类似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利用率管理应从静态评估转向基于最小系统总成本的动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