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ubstantive response or symbolic compliance?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ly listed tourism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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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研究考察了可持续性披露深度是否与上市旅游企业的企业层面结果相关,解决了聚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的局限性以及披露质量与实质性可持续性绩效之间的区别。方法:通过系统内容分析可持续性报告、综合报告和年度报告,开发了披露深度指数——企业环境与社会响应
引言:本研究考察了可持续性披露深度是否与上市旅游企业的企业层面结果相关,解决了聚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的局限性以及披露质量与实质性可持续性绩效之间的区别。方法:通过系统内容分析可持续性报告、综合报告和年度报告,开发了披露深度指数——企业环境与社会响应披露指数(CTAE)。使用土耳其上市旅游企业2016–202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CTAE与资产收益率(ROA)和股票收益波动率之间的关联。结果:可持续性披露深度与ROA或股票收益波动率均无统计学显著关联。这一模式在替代规格,包括分解的ESG组件、滞后模型、平衡面板子样本估计和疫情时期交互分析中保持一致。讨论:研究结果并未确立象征性合规;而是表明在此实证背景下,仅披露深度作为实质性可持续性绩效的独立指标可能具有有限决策有用性。本研究贡献了一个结构化且可重复的披露深度衡量指标,并强调需要区分可持续性沟通、披露质量和外部可验证的可持续性成果。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旅游行业长期以来与能源消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外部性紧密关联,同时也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影响当地社区: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改善往往伴随拥挤、生活成本上升和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在此背景下,旅游企业可被视为处于实质性环境与社会响应和资源榨取行为之间的连续体:一端投资于减缓、适应和社区导向举措,另一端则依赖自然和社会资产的密集使用。现有文献强调,企业可能通过象征性行动(如选择性披露)而非实质性变革来获取社会合法性。评估企业可持续性绩效时,学界日益依赖聚合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分数,但这些指标存在显著局限:不同评级机构的方法、权重和数据来源不一致导致可比性差,且ESG分数常混合披露实践、管理体系和结果导向指标,模糊了披露质量与实质性绩效的区别。此外,企业可能进行印象管理,着重强调有利信息而掩盖不利方面。这些局限尤其适用于旅游行业,因为该领域的可持续性声明常嵌入营销叙事和声誉策略。因此,需要更细粒度、基于文档的方法来直接考察企业披露的内容、一致性和实质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发披露深度指数,检验更详细的可持续性披露是否与企业经济绩效和市场风险相关,从而为评估披露的信息价值提供更审慎的基础。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设计,结合结构化内容分析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数据来源包括土耳其上市旅游企业的年度报告、可持续性报告(2016–2025年),以及公开财务报表和日度股价数据,最终样本包含12家企业(99个企业-年观察值)的非平衡面板。主要方法为开发企业环境与社会响应披露指数(CTAE),该指数基于18个披露项目(环境7项、社会6项、治理5项),通过0–3四点量表(0=无披露,1=普通/象征性陈述,2=量化指标,3=含目标或跨期比较的详细信息)评估披露深度,而非披露数量。编码过程经两名研究人员独立检验,Cohen's kappa为0.856,加权kappa为0.948,表明几乎完全一致。随后采用固定效应(FE)面板回归模型,以CTAE为自变量,资产收益率(ROA)和股票收益波动率为因变量,控制企业规模(总资产对数)和财务杠杆(总债务/总资产),并纳入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此外,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平衡面板子样本、滞后模型以及疫情时期(2020–2021)交互分析。
**研究结果**
**4.1 面板回归结果**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可持续性披露与企业层面结果的关系。Panel A显示,CTAE指数与ROA无显著关联;当分别引入环境(E)、社会(S)和治理(G)维度时,各系数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Panel B中,CTAE及其子成分与股票收益波动率也无显著关联。这表明在该样本和模型设定下,可持续性披露深度与财务绩效或市场风险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可检测的系统性关系。
**4.2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基线发现。平衡面板子样本中,CTAE对ROA和波动率仍不显著。滞后CTAE模型未显示延迟效应。疫情交互模型中,CTAE与疫情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两个因变量均不显著。尽管疫情时期虚拟变量在ROA模型中为正显著,但交互项不显著,说明披露深度并未调节疫情时期与绩效的关系。所有结果均未提供统计学上显著的证据表明披露深度与企业层面结果相关联。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主要实证结果——CTAE与ROA及波动率无显著关联——不应被解读为披露是象征性或缺乏经济相关性的证明,而应理解为在该实证情境下未观察到统计学可检测的关系。这一发现可能暗示可持续性披露至少部分发挥合法性导向或制度期望的功能,其信息内容不足以影响企业绩效,但其他解释包括:样本量小导致统计功效不足、披露深度变异有限、CTAE测量的是信息具体性而非实际绩效、投资者对ESG信息的关注度不足,以及旅游行业环境与社会实践难以量化和标准化。研究通过整合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框架,认为披露深度本身可能不足以作为实质性可持续性绩效的独立指标,除非有可靠指标、外部验证和结果导向证据支持。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考察了土耳其上市旅游企业的可持续性披露深度是否与企业经济绩效和市场风险相关。针对聚合ESG分数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开发了CTAE——一种结构化披露深度测量指标。2016–2025年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显示,CTAE及其分解的E、S、G组件与ROA或股票收益波动率均无统计学显著关联。因此,主要实证结论并非披露是象征性或缺乏经济相关性,而是说明在此实证情境中未观察到可检测的关联。该发现呼吁审慎使用基于披露的指标作为实质性可持续性绩效的代理。CTAE虽能揭示企业披露的特定性、量化性和一致性,但无法证明所披露实践产生可测量的环境、社会、财务或市场效应。研究贡献包括:提供新兴市场情境下旅游行业的证据;开发CTAE作为结构化、可重复的披露深度评估工具;显示即使相对结构化披露也可能不直接反映在企业绩效或风险中。实践启示包括:管理者需将披露与可验证的实质实践结合;投资者不应将披露强度视为实质性绩效的独立指标;监管者应加强披露标准化、鉴证和外部验证机制,特别是参照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IFRS S1和S2标准。未来研究应扩展CTAE至更大多样样本,结合外部验证指标,并采用更直接处理内生性的研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