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知识与多维生产力要素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nowledge and multi-dimensional productivity factor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1日 来源: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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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明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DIF)对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ity,NQP)的因果效应,对于推进高质量的数字驱动型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现有文献不同,本研究系统探讨了DIF

  
阐明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DIF)对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ity,NQP)的因果效应,对于推进高质量的数字驱动型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现有文献不同,本研究系统探讨了DIF通过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TA)、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EM)和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DT)三条中介渠道影响NQP的传导机制。研究人员采用跨学科方法以强化因果识别并降低内生性问题。基于2014-2023年中国3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研究人员发现DIF对NQP具有统计上稳健且经济上显著的正向效应。关键贡献包括:将DIF重构为绿色数字普惠(Green Digital Inclusion,GDI)和技术数字普惠(Tech Digital Inclusion,TDI)两个互补维度;验证了TA、EM和DT作为统一的二阶“多维生产力(Multi-dimensional Productivity,MDP)”因子;并识别出通过文本和情感分析地方政策文件测度的NQP政策关注度(NQP Policy Attention,NPA)为关键调节变量。研究人员还观察到2018年的结构性断点、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显著的通路协同效应。本研究为利用DIF提升发展中经济体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和政策见解。
**论文解读:数字普惠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基于知识与多维生产力要素的系统分析**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与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NQP)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数字赋能为核心特征,成为突破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同时,数字普惠金融(DIF)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AI)和区块链等技术,突破了传统金融在服务范围和效率上的局限,能够精准地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技术密集型企业、绿色产业和中小企业(SMEs)等关键领域。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NQP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TFP)、绿色TFP、数字TFP)的增量内涵尚不明确,其与经典经济理论(如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绿色增长理论、数字通用技术(DGPT)理论)的联系缺乏系统梳理。其次,方法上,现有研究多依赖逐步OLS回归,忽视了中介变量的二阶性质以及通路间的潜在协同效应。第三,指标上,DIF常被作为单一构念处理,缺乏向生产力导向子维度的分解,且未深入探究其内部的包容性创新。第四,研究情境上,政策关注度的调节作用和DIF对NQP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得到充分探索。针对这些理论、方法、指标与情境上的空白,本研究系统地考察了DIF如何通过多维、协同的通路赋能NQP,旨在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2.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4-2023年中国305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集,采用多种跨学科方法展开实证分析。核心结论为:DIF对NQP具有统计稳健且经济意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这一效应通过技术进步(TA)、生态现代化(EM)和数字化转型(DT)三条中介渠道实现,且三者共同构成统一的二阶“多维生产力(MDP)”因子。研究还发现,DT与另外两条中介通路(TA和EM)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NQP政策关注度(NPA)在DIF与NQP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2018年该促进效应出现结构性断点;DIF对NQP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小企业和高技术产业从DIF中获益更多;当5G覆盖率超过42%且高技能人才比例超过13%时,DT的中介效应显著跃升。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多维生产力因子的二阶模型,并首次提出“绿色-数字耦合”概念并量化其收益(高度协调省份的NQP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方法上,通过构造绿色数字普惠(GDI)和技术数字普惠(TDI)两个子维度优化了DIF指标,并综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构方程模型(SEM)、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交错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与Callaway-Sant’Anna修正、空间杜宾模型(SDM)及滚动窗口估计等强化因果识别。本研究为《Journal of Innovation》发表。

**3.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并检验多维生产力(MDP)的二阶因子模型;(2)通过系统GMM模型处理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工具变量替换、样本截尾和动态窗口调整进行稳健性检验;(3)利用数字人民币试点和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两项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DID与Callaway-Sant’Anna修正方法强化因果识别;(4)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DIF对NQP的空间溢出效应;(5)采用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5G覆盖率和高技能人才比例对数字化转型(DT)中介效应的门槛条件;(6)使用滚动窗口估计揭示中介效应的动态演变。所有数据来源包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子指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污染排放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及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等。样本覆盖2014-2023年中国305个地级市。

**4.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QP均值为0.326,DIF均值为0.412,其子维度中技术数字普惠(TDI,均值0.435)高于绿色数字普惠(GDI,均值0.389)。核心变量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DIF促进NQP的假设。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二阶因子模型拟合最佳(χ2/df=2.345,CFI=0.923,TLI=0.917,RMSEA=0.046,SRMR=0.038),证实技术进步(TA)、生态现代化(EM)和数字化转型(DT)汇聚为一个统一的二阶因子——多维生产力(MDP),验证了因子结构的合理性。

**结构方程模型(SEM)结果**:DIF对NQP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β=0.327,p<0.01),支持假设H1。TA(β=0.215)、EM(β=0.187)、DT(β=0.256)的中介效应均显著(p<0.01),支持H2、H3、H4。交互项TA×DT(β=0.189)和EM×DT(β=0.156)显著为正(p<0.01),表明TA与DT、EM与DT在促进NQP方面存在协同效应,支持H5和H6。

**系统GMM结果**:在控制内生性后,DIF对NQP的直接效应仍显著为正(β=0.312,p<0.01),中介效应大小顺序为DT>TA>EM,协同效应显著。所有模型通过AR(1)、AR(2)和Sarga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有效。

**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截尾极端样本和调整动态窗口,核心系数(DIF、滞后项、TA×DT、EM×DT)仍显著为正,验证了结果稳健性。

**异质性分析(系统GMM)**:DIF对NQP的促进效应呈现东(0.405)>中(0.321)>西(0.217)梯度差异,且中小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受益程度更大。

**交错DID结果(数字人民币试点)**:整体平均处理效应(ATT)为0.089(p<0.01),且效应随时间增强。事件研究图显示试点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试点后效应持续上升。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DID结果**:整体ATT为0.112(p<0.01),同样呈现随时间递增的趋势。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SDM)**:本地DIF对NQP的直接效应为0.327,空间溢出效应为0.203(均p<0.01),总效应为0.530,ρ=0.412显著,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与示范效应。

**双面板门槛结果**:5G覆盖率的第一门槛值为42%,高技能人才比例的第二门槛值为13%。仅当两者同时超过门槛值时,DT的中介效应从0.186跃升至0.363(p<0.01),增幅达95.2%。

**滚动窗口结果**:TA的中介效应呈轻微下降趋势,EM中介效应稳步上升,DT的中介效应显著增长并始终保持最强地位,从2014-2016的17.567增至2021-2023的21.314。

**Bai-Perron断点检验**:识别出2018年为显著结构性断点,断点后DIF对NQP的系数从0.235升至0.387。

**耦合协调度结果**:全国平均EM-DT耦合协调度(D)从2014年的0.532升至2023年的0.689。高度协调组(D≥0.8)的NQP平均增长率达8.7%,高出全国均值(6.4%)2.3个百分点,验证了绿色-数字耦合红利。

**异质性企业分析**:DIF对中小企业的数字投资比例(PDI)、绿色专利比例(PG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促进效应均显著高于大型企业;对高技术产业的促进效应最强,传统制造业次之,服务业相对较弱。

**5. 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论**:本研究系统考察了DIF如何通过多维生产力(MDP)渠道塑造NQP,核心发现是DIF通过三条协调的传导渠道——技术进步(TA)、生态现代化(EM)和数字化转型(DT)——促进NQP,且三者构成统一的二阶MDP因子。DT与其他两条中介通路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数字化起到催化剂作用,放大技术进步和生态升级的生产力增益。NQP政策关注度(NPA)正向调节DIF与NQP的关系。异质性分析显示,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以及数字和人力资本条件更强的地区从DIF中获益更多。本研究还发现2018年的结构性断点、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基础设施-人才双门槛机制。这些发现为利用DIF提升发展中经济体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和政策见解。

**政策启示**:金融机构应优先发展数字化转型产品(如“数字转型贷款”),并强化技术进步和生态现代化通道。政策制定者应将DT、TA和EM纳入DIF政策的评估框架,并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措施引导资本流向高影响力领域。传统产业应利用DIF进行智能设备升级和数字供应链整合,新兴产业应投资绿色技术研发和数字产业平台。空间溢出效应提示区域间应加强DIF合作,如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提供技术与制度支持。

**局限与展望**:本研究仅使用地级市数据,未来可纳入企业和家庭层面微观数据;可引入更多调节变量(如市场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可运用时变系数模型进一步探索中介效应的动态演化与路径不对称交互;可将研究扩展至国际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情境下DIF对NQP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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