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转型性变革的景观规划:面向生物多样性与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关键悖论及推进路径

《Ecosystems and People》:Landscape planning for transformative change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key paradoxes and ways forward for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1日 来源:Ecosystems and Peopl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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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景观规划已显示出其引导更可持续景观发展并支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贡献(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NCP)的能力,然而,其在实现所需尺度与速度上的转型性变革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仍缺乏充分理解。本文作为一篇观点性研

  
在欧洲,景观规划已显示出其引导更可持续景观发展并支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贡献(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NCP)的能力,然而,其在实现所需尺度与速度上的转型性变革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仍缺乏充分理解。本文作为一篇观点性研究(Perspective),批判性探讨景观规划可能需要如何自我转型,才能作为实现社会—生态系统转型性变革的催化机制。基于转型性变革相关文献以及景观规划核心学术研究,研究人员将转型雄心与规划实践之间的关键张力概念化为“转型性景观规划的悖论”。研究聚焦于对应主要规划阶段的三类悖论:(i)在评估生物多样性与NCP现状时,多元视角与综合视角之间的悖论;(ii)在构建景观变化情景时,激进未来与可接受未来之间的悖论;以及(iii)在评估生态系统收益、公平与人类福祉影响时,政治性立场与非政治性立场之间的悖论。针对每一类悖论,研究人员概述了概念与方法层面的推进路径,并以具有转型潜力的规划实践实例加以说明。通过对这三类悖论的综合,研究识别出转型性景观规划的三个特征:其一,系统性且对争议敏感地纳入多元行动者与知识体系;其二,将规划与行动更紧密联结,以推进生态系统恢复与可持续利用;其三,将规划嵌入塑造自然对人类贡献公平分配的更广泛治理变革过程之中。上述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连贯框架,用以推进景观规划成为促进社会—生态系统转型性变革的实质性贡献力量,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治理与人类福祉具有重要启示。政策要点包括:若景观规划能够主动应对多元知识、激进目标与政治性相关张力,则其可促进社会—生态系统中的转型性变革,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将综合分析与参与式过程相结合的评估,更有能力纳入多样价值、支持审议并引导适应性行动;当通过将愿景嵌入利益相关者对话以及既有变革“种子”之中,把激进雄心与可信实施路径相结合时,情景开发更可能支持转型性变革;处理权力、公正与分配效应的影响评估,能够强化透明的权衡协商与公平治理;实现转型性景观规划需要多元行动者参与、规划与行动并行,以及与更广泛治理过程保持一致。
该文发表于《Ecosystems and People》,是一篇围绕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中景观规划如何支撑转型性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的观点论文。文章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欧洲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生态系统功能受压以及自然对人类贡献(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NCP)普遍下降的现实背景之上。尽管欧盟层面已经提出《欧洲绿色协议》、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自然恢复立法等政策承诺,但这些倡议在落实为兼顾人与自然的有效行动方面,仍面临明显障碍。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单纯依赖渐进式改良已不足以应对生态退化的根源性驱动,亟需推动覆盖观念、制度与实践层面的系统性转型。景观规划作为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治理与社会决策交界处的跨学科领域,长期关注参与、协作、知识共生产(knowledge co-production)与面向未来的空间引导,因此具备支撑转型的基础条件。然而,既有景观规划理论与实践是否能够在所要求的尺度和速度上真正促成转型,仍缺乏足够清晰的阐释,这正是本文展开讨论的核心缘起。

文章首先从研究背景入手,强调当前欧洲面临的关键矛盾: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与NCP衰退要求从根源上改变人与自然关系及治理方式;另一方面,景观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限于制度边界、证据规范、资源约束与可实施性要求,容易停留于渐进调适而非深层变革。研究人员据此提出,应将转型目标与景观规划实践之间看似冲突的关系,不理解为简单的“目标—执行”落差,而应概念化为内在且具有生产性的“悖论”。这种处理方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景观规划不再被期待一次性解决所有矛盾,而是在持续面对张力、协商差异和调整路径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转型潜力。基于此文立场,文章的目标不是构建封闭的方法学模型,而是借助景观规划的关键阶段,提炼其在推进转型性变革时最突出的结构性张力,并据此提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前进方向。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采用针对性与解释性文献综合(interpretive synthesis)的方法,结合转型性变革研究与景观规划核心文献,通过跨学科作者团队的迭代比较与讨论,识别三类贯穿规划过程的关键悖论。分析聚焦三个主要规划阶段:现状与趋势评估、情景构建、情景影响评估。作者团队的知识背景涵盖科学—政策研究、地理学、环境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规划学,论述以西欧制度环境为观察起点,但强调相关悖论及其应对思路具有超越区域语境的参考意义。

在研究结果部分,文章依次围绕三个小标题展开论证。

**2.1. Diverse vs.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in assessing the status quo**

在“现状评估中的多元视角与综合视角悖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转型性变革文献强调,在判断自然状态及其变化趋势时,必须平等对待多种知识类型、价值体系与经验立场,科学知识只是合法知识形态之一。与此相对,景观规划长期以来又承担着形成综合性、证据化判断并服务决策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整合、标准化和筛选信息。悖论由此产生:若过度追求综合,可能压制差异与争议;若过度强调多元,则可能削弱规划所需的可操作性与决策支持功能。

针对这一悖论,文章提出,应将“整合”从生成单一现实表征,转变为一种程序性、反思性的关系建构过程,即在时间维度上持续关联不同知识与价值,而非强求完全协调一致。研究人员强调,评估过程应当使差异可见、支持比较与审议,并透明说明不同视角如何影响解释和行动。文章还指出,新型数据技术提升了跨尺度信息可得性,也为纳入地方主体贡献的信息提供了条件;但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通过工作坊、实地考察等方式,将分歧、价值冲突和世界观差异转化为建设性对话。研究由此得出结论:转型性景观规划中的评估,不应以一次性完成“全面综合”为目标,而应发展为持续、包容、可迭代的知识与价值整合过程,从而更好支撑适应性治理。

**2.2. Radical vs. plausible futures in developing scenarios**

在“情景开发中的激进未来与可信未来悖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指出,若要避免再生产现状,未来愿景必须在认知框架、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上显著偏离当前模式,能够回应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并容纳多条变革路径。这种“激进性”是转型性变革的核心要求。但景观规划中的情景构建通常需要兼顾利益相关者接受度、制度可嵌入性与实施可能性,因此又必须追求某种“可信性”或“可行动性”。真正激进的未来常被视为脱离现实,反而难以获得支持。

为回应这一张力,文章提出,应将“可信性”理解为协商生成的属性,而非预设约束。研究人员强调,规划过程需要主动揭示争议、引入多元知识并探索多条路径,通过对权衡、风险和价值冲突的审议,共同界定何为可欲、可行与可信。特别重要的是,将愿景嵌入既有的变革“种子”与新兴创新实践之中,使利益相关者看到增量行动如何可能累积为系统转型。文章进一步指出,参与式设计、叙事构建、可视化表达以及跨代际和受影响群体的参与,有助于将激进未来具体化、可讨论化。由此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景观规划不应通过削弱雄心来换取实施性,而应通过构建行动序列、连接现有机会和培育变革种子,提升激进愿景的现实支撑度。

**2.3. Political vs. apolitical stances in evaluating impacts**

在“影响评估中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悖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转型性变革视角要求将权力、正义(justice)、公平(equity)和分配效应纳入影响评估的核心,因为任何有关生物多样性与NCP的规划方案,都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重新分配收益、负担和发展机会。相比之下,传统景观规划中的影响评估往往被构造成中立的技术性决策支持过程,依赖既定指标、模型和图示来比较情景,容易弱化“由谁定义证据”“谁的价值被代表”“权衡如何协商”等问题。其结果是,评价中的价值负载性被隐藏,政治问题被外置。

文章认为,解决这一悖论的首要前提是承认影响评估本身具有价值与政治属性。研究人员提出,评估不仅应报告结果,还应呈现置信水平、利益相关者共识程度,以及不同群体间正负效应的分布,并记录新出现的争议和潜在缓解策略。对于风能开发与野生动物保护冲突、城市紧凑化导致绿地损失、社会—空间不平等等典型权衡,文章主张在评价阶段予以明确揭示,以增强审议质量并促进更有针对性的治理响应。进一步地,评估框架的设计本身也应开放给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地方与原住民知识持有者以及处于不利地位和代表性不足群体共同参与。文章据此得出结论:只有将自然与景观问题明确置于代际、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公正关系之中,影响评估才能真正成为揭示争议价值、促进公平治理并增强行动者能动性的转型工具。

在上述三部分分析基础上,文章于“Outlook”部分进行综合提升,提出转型性景观规划的三个总体特征。第一,转型性景观规划要求在全过程中系统性且对争议敏感地吸纳多元行动者参与,把人视为变革主体,并将人与地方关系作为联结多种知识与价值系统的基础。第二,转型性景观规划不是先完成全部规划再进入实施,而是有意将规划与行动并行推进,以“无悔行动”为优先,在持续监测、学习与调整中展开适应性转型管理。第三,转型性景观规划必须嵌入更广泛的治理变革过程,不仅产出空间方案和实施路线,也识别制度安排、权力关系、社会实践与思维模式如何阻碍或促进转型,并据此探索扩展和放大变革的可能。

讨论部分的核心意义在于,研究人员并未将三类悖论视为可以被彻底消除的矛盾,而是视为需要被持续驾驭的长期张力。这一判断使文章对景观规划角色的理解更具现实性:景观规划的独特贡献,不在于提供无争议、一步到位的最优方案,而在于在多元知识、激进雄心与政治现实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协商与行动机制。文章同时承认,推进这类转型性景观规划需要显著增加时间、能力与资源投入,其策略也必须具备语境敏感性。尽管本文主要立足西欧,但研究人员强调,不同地区具体的社会—生态、文化、政治和制度条件会影响悖论的表现形式及其应对路径,因此未来实践仍需结合地方情境展开。

研究结论可译述如下:本文识别了推进转型性景观规划过程中的关键悖论,提出了相应的前进方向,并通过案例说明其在实践中的相关性。综合来看,这些悖论涉及三项要求:在形成对景观情境与未来趋势的综合理解时,确保多元视角被纳入;在创造显著偏离现状的激进未来时,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在提供可信且透明的决策支持时,承认情景影响所具有的政治与正义维度。总体而言,这些悖论并非一次性解决的对象,而是需要持续主动应对的长期张力。转型性景观规划因此应具备三项相互关联的特征:系统性且对争议敏感地吸纳多元行动者与知识体系;将规划与行动并行推进;并将规划嵌入更广泛的治理变革过程。文章由此表明,景观规划能够通过驾驭多元知识、激进目标与政治性之间的张力,成为推动面向人与自然的社会—生态系统转型性变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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