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policy integration under the Green Deal: a case study on climate change and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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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EGD)为政策整合设定了新的标准。其广泛且相互关联的议程要求环境政策在内部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实现紧密整合,并与地方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这也意味着需要实现纵向整合。检验其推进情况,需要一种评估政策整合的框
《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EGD)为政策整合设定了新的标准。其广泛且相互关联的议程要求环境政策在内部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实现紧密整合,并与地方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这也意味着需要实现纵向整合。检验其推进情况,需要一种评估政策整合的框架:该框架既要足够宽泛,能够适用于所有相关行为体与部门,又要具有足够的可靠性与可操作性,以便在多项分析之间生成可比结果。任何单一评估都无法检验EGD的全部维度。研究人员回顾了现有框架,发现其普遍在覆盖范围或实用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在不牺牲易用性或可靠性的前提下,综合吸收既有研究洞见。该框架受过程性整合理论启发,围绕政策周期的关键方面描述了五个整合层级:用于整合的总体承诺与制度、决策过程、政策产出,以及行为结果与环境结果。对每一方面,均以两个指标判定其整合水平。研究人员通过使用该框架比较意大利与芬兰气候政策和空气污染政策之间的整合程度,以检验其可操作性与通用性。两个案例均显示,制度层面的整合水平与政策产出层面的整合水平之间存在错配,这表明开展综合性评估具有必要性。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该框架同样适用于其他治理层级与政策领域中的评估。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聚焦《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EGD)背景下政策整合(policy integration)的评估问题。研究背景在于,EGD标志着欧洲政策整合议程从单一部门协调走向更具雄心且更为系统的综合治理阶段。其目标不仅涵盖气候中和、零污染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延伸至社会经济转型与“公正转型”等议题,因此要求环境政策在横向上与其他政策部门紧密衔接,在纵向上实现欧盟、成员国与地方层级之间的协同,并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然而,现有关于政策整合的研究虽然丰富,却在评估方法上缺乏统一框架:部分研究仅关注政策产出,如制度设计、目标设定或工具配置;部分研究虽涉及政策制定与实施,却在知识、专家参与、环境后果等方面覆盖不足;另有不少框架带有较强规范性预设,将环境目标优先视为整合的必要条件,难以适用于EGD所要求的内部环境政策整合、跨环境目标整合以及环境与社会目标并置的复杂场景。因此,有必要发展一个既覆盖政策过程全链条、又兼具可比性、可靠性与实用性的评估框架,以支撑对EGD整合成效的系统检验。
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研究人员首先系统回顾了七种既有政策整合评估框架,比较其在分析范围、规范取向与方法设计上的差异。文献回顾表明,现有框架主要存在三类不足:其一,覆盖面偏窄,往往偏向制度与政策文本等静态产出,而忽略知识基础、参与过程、行为效应与环境结果;其二,规范性过强,常预设环境目标应具有“原则性优先地位”,从而排除了多种现实中有效但并非单向优先的整合形式;其三,方法上要么过于依赖简单核对式清单,缺乏梯度判断能力,要么过于复杂,影响不同研究者之间的重复使用与结果可比性。基于这些不足,文章提出了一个综合型元框架(meta-framework),力图在广度、实用性与研究者间一致性之间取得平衡。
研究人员构建的框架以政策过程为主线,设置七个评估维度:整合的总体承诺、制度安排、知识与专业性、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框架与目标、政策与法律工具、行为与环境结果。其核心逻辑是以政策周期不同阶段和横贯性条件为单位,识别整合在何处发生、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是否转化为实际效果。具体而言,框架借鉴过程导向整合理论,将每个维度以两个指标进行判定,并采用五级评分:无整合、弱中度整合、中度整合、强中度整合、强整合。若某一维度两个指标均不满足,则为碎片化;满足一个指标时为中度整合;两个指标均满足则为强整合;两个中间等级则用于容纳部分满足或证据强弱不一的情形。与既有研究相比,该框架不要求环境目标在原则上压倒其他目标,而是更强调是否存在与整合相关的目标、制度与实施效果,因此既可评估外部环境政策整合(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on,EPI),也可评估内部EPI、气候政策整合(climate policy integration,CPI)乃至非环境领域的整合问题。
为验证框架的可操作性与适用性,研究人员选取意大利与芬兰作为“最大差异比较”案例,对两国气候政策与空气污染政策之间的整合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是因为它们在欧盟环境政策实施表现、空气质量状况、气候目标雄心以及治理风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意大利通常被视为欧盟环境政策执行的滞后者,空气污染问题较重,气候政策雄心相对有限,治理结构也更趋碎片化;芬兰则在环境政策上具有领导性,设定了到2035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空气质量较好,政策制定更具共识导向。这种差异性有助于检验框架在不同治理情境中的适用性,并展示其识别不同整合“风格”的能力。
方法上,研究以截至2025年5月两国最新、最具综合性的国家层面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治理战略文件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选择覆盖整体经济而非单一部门的政策文件,以控制资料范围并保留关键整合信息。在此基础上,研究辅以官方影响评估、监测报告、学术政策分析、欧盟统计资料及相关利益相关方发布材料进行交叉核验。文本分析采用演绎式定性内容分析(deductiv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以所建评估框架作为编码方案,并将各维度转换为0至2的数值后绘制雷达图,以比较两国在不同整合维度上的分布特征。样本来源主要包括意大利与芬兰国家战略文件及其配套官方评估和监测材料。
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主要使用了四类关键技术路径:第一,开展政策整合评估框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比较,识别既有七类框架在覆盖范围、规范取向与方法工具上的差异;第二,基于文献综合构建过程导向的七维评估框架,并为每一维度设置两个可核验指标与五级评分体系;第三,采用演绎式定性内容分析方法,对意大利和芬兰截至2025年5月的国家层面气候与空气污染战略文件进行编码分析,并辅以官方影响评估、监测报告、学术研究、欧盟统计及利益相关方材料进行证据三角互证;第四,将各维度评分量化为0—2区间并以雷达图呈现,以支持跨案例比较与整合风格识别。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多个层面展开,且保留了原文的小标题结构。
4.1. Cross-cutting aspects: Political commitments and the leg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
在“跨领域因素:政治承诺与法律—制度框架”部分,研究显示芬兰在政策承诺方面达到强整合水平。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战略文件与法律文本发现,芬兰政治领导层明确支持气候—空气污染协同治理,尤其体现在对黑碳(black carbon)和甲烷(methane)减排的承诺上。这些目标同时关联健康与气候效益,且并非欧盟法强制要求,说明芬兰具备主动整合倾向。法律层面上,芬兰《气候法》要求在气候政策计划中考虑一般可持续性问题,并要求所有影响排放的政策考虑气候计划,从而提供了法定支撑。相比之下,意大利缺乏同等程度的国家气候框架法,现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也缺乏持续的整合承诺,因此在承诺维度得分为零。不过,在制度安排上,意大利反而高于芬兰,因为其曾建立将气候与空气污染政策进展共同纳入“生态转型”监测的跨部门委员会与报告机制。尽管这一机制后来似乎运行受阻,但从制度纸面设计看,意大利呈现出较高的制度整合。该部分由政策文件、法律文本和制度授权安排分析得出,说明制度设置与政治承诺并不必然同步。
4.2. Policymaking: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the role of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在“政策制定:利益相关方参与以及知识与专业性的作用”部分,研究表明芬兰在专家知识与外部参与方面明显优于意大利。芬兰最新政策制定得到跨学科研究项目HIISI支持,吸纳了气候、污染与健康领域专家,并提供了关于协同效益与权衡关系的定量化评估。这些研究不仅进入政策形成阶段,而且延续到实施阶段,因此在知识与专业性维度上达到强中度整合。利益相关方方面,芬兰咨询范围较广,但高强度参与主要集中在政策初期,缺乏全程持续的制度化共治,因此仅评为中度整合。意大利则表现出明显碎片化。其“生态转型计划”主要由政治层面起草,缺乏充分科学评估和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参与;最新气候战略的公众咨询程序也因形式单一、时点偏晚而受到批评。尽管其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预测工作由同一团队完成,显示出有限的技术性整合,但这种整合范围较窄,知识维度仅能评为弱中度整合,参与维度则基本无整合。该结论主要来自政策形成过程文件、咨询安排与评估程序分析。
4.3. Policy outputs: goals and instruments
在“政策产出:目标与工具”部分,研究发现两国在政策文本框架与目标表述上的差异较为鲜明。芬兰在气候战略与空气污染文件中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的讨论,并结合黑碳和甲烷减排目标,将协同治理转化为明确政策目标,因此在框架与目标维度达到强整合。意大利虽然在“生态转型计划”中同时提及气候中和与零污染目标,形式上与EGD方向一致,但这些目标更多延续自前任政府,现任政府的最新气候战略缺乏同等雄心和整合表达,因此该维度仅为弱中度整合。更重要的是,两国都未能充分将整合性目标转化为最大化协同效应的政策工具。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供暖与交通等关键部门的工具设计,指出协同型工具应尽量减少燃烧技术依赖,优先支持非燃烧型技术。意大利在更换供暖系统时,对热泵与颗粒炉给予相同激励,在交通领域同时鼓励电动车与低碳柴油车,未能避免空气污染与气候目标之间的权衡,因此工具维度为无整合。芬兰则对热泵提供更高补贴,在交通中仅支持电动车,相比意大利更能缓解权衡,但由于部分生物质供暖支持仍然存在,且对协同效应的追求尚未达到最优,因此仅为中度整合。该部分通过政策工具文本、技术路径比较及部门性影响知识综合得出。
4.4. Policy outcomes: behaviour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在“政策结果:行为影响与环境影响”部分,研究进一步检验政策整合是否转化为实际变化。意大利由于缺乏明确的气候—污染整合优先事项,其最新战略文件中相关表述较早期文件更少、细节更弱,因此研究认为其政策未产生可识别的整合性行为影响或环境影响,该维度评分为零。芬兰则不同。监测报告显示,其政策实施总体遵循原有整合性设计,例如淘汰化石燃料住宅供暖并推广非燃烧替代技术的激励措施在政府更替后仍持续推进,说明政策确实带来了治理实践层面的行为变化。此外,HIISI项目延伸至实施期,也表明知识整合具有持续性。不过,在环境效果方面,虽然芬兰已经实现并超过空气污染减排承诺,但依据官方预测,以现有措施仍难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因此,芬兰在结果维度只能评为中度整合,而非强整合。该结论主要依据官方监测报告与科学评估结果。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政策整合的不同维度常呈现不同步、非线性发展。意大利与芬兰都存在制度、目标、工具与结果之间的不匹配现象,说明若仅考察单一维度,极易高估或低估整合水平。例如,只看制度安排会高估意大利、低估芬兰;只看政策目标而不看工具,则会同时高估两国。这一发现支持采用过程导向而非单一产出导向的评估思路。文章还指出,两国差异显示EGD推动的整合并不会在国家层面原样落地,而是会受到成员国治理结构、政治承诺、知识体系与参与机制的深刻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加强多层级与多行为体视角,尤其关注地方层级实施、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以及环境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整合。
文章同时讨论了该框架的局限性。首先,框架具有评估性而非解释性,能够说明整合程度与风格,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整合模式。其次,各维度未进行权重区分,尽管案例显示政治与法律承诺可能比制度改革更能预测整合成功,但当前证据仍不足以支持加权。再次,尽管通过清晰指标、中间等级与编码手册提高了研究者间一致性,定性判断仍无法完全消除,例如对“纸面制度”与“实际使用”之间差异的判断仍存在模糊空间。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并翻译为:本文从一个基本判断出发,即评估《欧洲绿色协议》的整合效应,需要一种兼具广泛覆盖、适用灵活且操作简明的方法,而现有文献尚未提供此类工具。为此,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新的评估框架,在吸收既有方法洞见的基础上加入创新设计,从七个覆盖整个政策过程的维度出发,并为每一维度设定两个具体指标。该七维框架包括:整合的总体承诺与制度、知识与专业性、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框架与目标、政策与法律工具,以及行为与环境结果。将该框架应用于更多案例,有助于厘清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形成关于不同政策整合风格与路径的系统且细致的类型学。这不仅能够回应政策整合成效这一长期研究缺口,也有助于推动政策整合研究的概念整合。到目前为止,研究仅考察了EGD众多整合挑战中的一个方面,未来仍需对其实施过程中的其他整合议题开展评估,尤其是既有研究较少涉及的内部环境政策整合,以及环境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整合。同时,还应研究地方层级综合战略的实施,并与欧洲及国家层面的发展进行比较。本文提出的框架具有足够的通用性,可适用于不同情境,并能为政策实践与政策整合理论研究提供有意义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