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农村洪水前保护行为的心理与经验决定因素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Psychological and experiential determinants of pre-flood protective behaviors in rural Ira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1日 来源: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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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性保护措施(preventive protective measures)在减少社区对洪水的脆弱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调查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和洪水经历(flood experience)对伊朗农村家庭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的影

  
预防性保护措施(preventive protective measures)在减少社区对洪水的脆弱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调查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和洪水经历(flood experience)对伊朗农村家庭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的影响。数据通过问卷收集,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行分析。研究人群包括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舒什塔尔县的农村家庭,该地区是洪水风险区域之一。结果表明,风险感知的维度,包括担忧(concern)、备灾(preparedness)和意识(awareness),以及洪水经历,对预防性保护措施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研究变量解释了保护措施73.3%的方差,表明研究理论模型具有高解释力。此外,洪水经历被确定为保护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加强意识项目、提供洪水备灾培训以及促进基于经验的学习,可以在增强保护行为和增加农村社区对洪水灾害的韧性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洪水灾害的频率和严重性在过去几十年显著增加,预计到2050年约40%的世界人口将面临洪水风险。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但多数集中于技术工程层面,对行为、感知和社会维度的关注不足,尤其在农村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伊朗农村地区因基础设施薄弱、预警系统不足和救援服务受限,脆弱性更高,但针对洪水前预防性保护行为的研究有限。因此,需要从心理和经验因素出发,构建综合框架以理解洪水备灾(preparedness)和韧性(resilience)的形成机制。该研究旨在探讨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的维度(意识、担忧、备灾)和洪水经历(flood experience)对农村家庭在洪水前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的影响,论文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设计,以伊朗胡齐斯坦省舒什塔尔县三个行政区的农村家庭为样本,该地区因靠近卡伦河和迪兹河而频繁遭受洪水。共353户家庭通过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出,数据通过面对面访谈完成的结构化问卷收集,回收率90%。关键变量包括保护行为(7项)、意识(5项)、洪水经历(4项)、担忧(4项)和备灾(4项)。信效度通过Cronbach‘s α(>0.70)、组合信度(CR,Composite Reliability)(>0.70)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0.50)检验,区分效度采用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0.85)确认。数据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和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进行,通过Smart PLS软件评估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研究结果**
**4.1 测量模型评估**
单维度性检验显示所有指标因子载荷大于0.50且t值大于1.96,表明指标有效代表潜变量。信效度指标均达标:AVE值在0.501至0.642之间,Cronbach’s α在0.708至0.857之间,CR在0.820至0.891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均低于3,无多重共线性问题。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各潜变量√AVE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相关系数)和HTMT(均低于0.85)证实。
**4.2 结构模型评估**
模型解释了保护行为73.3%的方差(R2=0.733)和备灾69.3%的方差(R2=0.693),Stone-Geisser Q2值为0.342,表明模型具有高预测相关性。效应量(f2)显示担忧对备灾有强效应(f2=0.605),洪水经历对保护行为有强效应(f2=0.593)。
**4.3 假设检验结果**
所有10个假设均被数据支持。备灾(H1,β=0.120,t=3.588)、意识(H2,β=0.224,t=6.085)、担忧(H5,β=0.112,t=2.380)和洪水经历(H7,β=0.499,t=19.948)对保护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意识正向影响担忧(H3,β=0.360,t=6.461)和备灾(H4,β=0.133,t=3.509)。担忧正向影响备灾(H6,β=0.627,t=15.047)。洪水经历正向影响担忧(H8,β=0.364,t=12.948)、备灾(H9,β=0.204,t=5.217)和意识(H10,β=0.438,t=10.155)。洪水经历的总效应最大(0.595),其次为意识(0.336)。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备灾是最强的影响因素(支持H1),因其包含实际能力、资源获取和应急信心;意识通过认知和情绪路径促进保护行为(H2-H4);担忧作为情绪驱动因素,在认知充足时转化为行动(H5-H6);洪水经历作为认知、情绪和行为刺激,强化了所有感知维度(H7-H10)。这些发现表明,将心理和经验因素整合进风险感知模型对于农村洪水备灾至关重要。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风险感知(包括担忧、意识和备灾)与洪水经历共同显著影响洪水前保护行为的采纳。其中洪水经历是保护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模型解释了保护行为73.3%的方差。研究认为,意识、建设性担忧、实际备灾和亲身经历的结合在塑造预防行为中起核心作用,可为农村社区有效洪水管理项目设计提供基础。理论上,该研究通过展示认知因素(意识和担忧)、实际备灾和直接灾害经历在解释保护行为中的互补作用,贡献于风险感知和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在自然灾害领域的文献。研究进一步指出,洪水经历不应仅视为个体层面因素,而是增强农村社区适应能力和韧性的重要机制。通过突出认知、情绪和经验因素的相互影响,本研究深化了对洪水频发农村地区预防行为形成机制的理解,并为发展更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和农村韧性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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