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在获取战略性传播决策支持方面的经验

《Risk Analysis》:Scientists’ Experiences With Getting Help Making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hoic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3日 来源:Risk Analysi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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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个体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旨在理解科学家在接受传播支持方面的经验,尤其聚焦于何种类型的帮助能够促进循证(evidence-based)风险传播决策。研究采用质性主题分析(qualitative thematic

  
本文采用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个体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旨在理解科学家在接受传播支持方面的经验,尤其聚焦于何种类型的帮助能够促进循证(evidence-based)风险传播决策。研究采用质性主题分析(qualitative thematic analysis),以环境议题导向科学家为主要样本,并结合从业者的补充访谈(n = 46),探讨哪些因素可能促使科学家在识别传播目标以及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循证策略等任务中寻求帮助。研究发现,科学家通常获得的传播支持往往局限于战术层面任务,而真正有机会与具备专业能力、能够协助识别并推进具体传播目标的人员合作的科学家为数甚少。
该文发表于《Risk Analysis》,聚焦美国风险相关研究语境下科学家如何作出传播选择,尤其考察环境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在获得传播支持时的真实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其是否会寻求更具战略性的传播帮助。研究背景在于,美国高校、政府机构、研究实验室、动物园和植物园等组织中的科学家,通常在“何时传播、向谁传播、如何传播”等方面拥有较高自主性;但与此同时,制度层面对传播工作的要求往往较为宽泛,资源投入与专业支持并不充分。例如,资助机构要求研究产生“更广泛影响”,却未必提供足够具体的实施路径与预算保障,导致传播活动的质量与深度差异明显。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家虽然常常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时间与资源从事传播,但其所处传播环境是否能够支持高质量、循证且目标明确的风险传播,仍缺乏充分认识。研究人员因此开展本研究,以补充当前以受众为中心的科学传播研究传统,从传播决策者即科学家自身的角度,理解其对传播支持的认知、经验与需求。

研究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家往往没有获得或没有主动寻求战略传播支持。论文指出,当前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培训多偏重表达层面的技能塑造,如简洁写作、媒体访谈、叙事表达和内容制作,而较少强调围绕受众特定行为目标进行长期、循证规划的战略思维。文中将“战略性科学与风险传播支持”界定为:帮助科学家识别并排序具体的、受众特定的行为目标,并进一步设计随时间推进的合理行动方案,通过中介性的认知目标、情感目标及与之匹配的传播战术来实现这些行为目标。这种支持不同于单纯撰写新闻稿、制作视频或图表等技术性协助,而是更接近组织传播领域所强调的传播战略制定与关系建构。

研究人员在文献综述中提出三种潜在解释:其一,科学家可能根本尚未形成关于“战略传播帮助”这一行为的认知与信念,因此无法主动提出此类需求;其二,即便科学家希望获得战略支持,也可能因时间、经费、可及性和技能限制而认为这种帮助难以获得;其三,科学家即使具备资源,也可能不信任传播从业者的能力、动机或价值取向,从而不愿意使自身在决策上暴露于他人的影响之下。为分析这些问题,研究借鉴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与信任理论(trust theories),将“寻求战略传播支持”视为一种计划性行为,并将科学家对支持效益、规范可接受性、可行性以及传播专业人员可信性的判断,作为解释其行为选择的重要线索。

方法上,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焦点小组与个体访谈。样本来自美国环境科学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与具有参与传播经验的从业者,招募渠道包括美国地球物理联盟(AGU)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相关名单、社交媒体,以及《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Biosciences》在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间的美国通讯作者邮箱。最终纳入46名参与者,其中焦点小组参与者38人,个体访谈8人;包含科学家36人、从业者10人。从业者中多数具有科学背景,其回答与科学家总体接近。资料分析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在NVivo中进行开放编码,并结合卓越理论(Excellence Theory)及科学家传播选择研究中的概念作为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进行主题构建。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本研究核心采用三类方法:第一,基于美国环境科学相关研究人员与传播从业者样本开展半结构式焦点小组与个体访谈,以获取对传播支持经验的叙述性资料;第二,借助计划行为理论(TPB)与信任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将效益信念、行为控制信念与可信性感知作为解释科学家求助行为的关键概念;第三,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对访谈材料进行开放编码、主题归纳与跨研究团队讨论验证。样本来源主要为AGU、AAAS相关网络及环境与生态领域期刊作者群体。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三个总主题展开。

一、Communication strategy is RARELY TOP-OF-MIND
研究人员发现,战略传播在受访者心中很少处于优先位置。无论在科学家还是从业者的叙述中,传播通常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内容输出或成果推广,而非围绕明确目标进行的系统规划。通过询问“理想传播团队应包含哪些角色”,研究人员发现,受访者最常提到的是写作、社交媒体、设计、视觉内容制作等战术性能力,而很少主动提出需要帮助界定传播目标、规划实现路径或制定评估机制。这表明多数受访者并未形成关于战略传播支持的清晰认知,也缺少相应经验。即使在访谈中由研究人员进一步解释“传播战略家”这一角色,不少科学家也只是表示“如果有会很好”,同时认为这种角色不太可能真正获得,或者最终仍需由科学家自己承担。由此可见,限制科学家寻求战略支持的首要因素,并非明确的反感,而是这种支持本身并未进入其常规思维框架。

二、Scientists (mostly, still) see communication as research PROMOTION
研究显示,科学家仍主要将传播理解为研究推广(research promotion)。许多受访者提到传播时,关注的是如何让研究“被看见”、如何向外界传递研究发现、如何消除公众误解,或如何争取对科学的支持。即便在谈及受众和评估时,不少讨论仍以提升推广效果、证明传播产出或为后续经费申请提供依据为导向。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受访者虽然承认传播重要,但对“通过传播实现受众特定行为目标或关系目标”的理解仍较弱。少数受访者提到,希望团队中有人更理解社区、边缘化群体或社会正义议题,也有人提到社会科学家有助于理解受众,但这些表述更多被视为提升研究传播效率与共鸣度的路径,而不完全是出于系统化战略设计的考虑。研究结果因此表明,科学家对传播的主导性认知仍然停留在推广层面,这限制了其主动寻求更深层次战略帮助的可能性。

三、Scientists APPRECIATE any help they can get
尽管战略思维并不常见,科学家总体上高度珍视任何形式的传播支持。研究人员从正反两类经验叙述中均观察到这一点。积极经验多集中于对信息进行提炼、简化和聚焦,帮助科学家将复杂内容压缩为更具传播效能的表达;也包括与传播专业人员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后,提高内容准确性、讲述更深入故事以及增强传播吸引力。消极经验则多与战术层面问题有关,如沟通人员准备不足、误引科学家观点、浪费时间或专业能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几乎未发现受访者因道德疑虑、同行否定或对传播人员普遍不信任而拒绝支持的明显证据。相反,大量受访者强调,只要组织中有传播团队熟悉自己及其研究重点,少量输入即可形成良好合作。这说明制约因素主要并非不信任,而是资源不足与经验不足。经费来源问题亦反复出现,许多科学家认为传播支持不应主要由小型科研项目预算承担,而应由大学、机构间接经费或资助补充渠道支持;也有受访者提到只能通过合作、实物支持(in-kind support)和拼凑资源的方式维持传播活动。由此,研究人员认为,行为控制信念的消极面向——尤其是时间、资金与可及性限制——显著影响了战略支持的获取。

在对研究问题的回答上,论文指出,关于RQ1“哪些信念会促使科学家寻求或获得战略传播帮助”,最主要的结论是:多数科学家并未形成强烈而稳定的相关信念,因为战略支持本身很少进入其问题意识;即便表达正面态度,也常受到资源可行性判断的抑制。关于RQ2“哪些经验会塑造科学家对战略传播帮助的信念”,结果显示,现有经验主要集中于战术性合作,因此塑造出的也是对战术帮助的评价,而非对战略支持的成熟认识。正因如此,研究最支持前述解释中的前两项:一是缺乏认知和背景,二是资源约束;而对第三项即“不信任传播从业者”的支持有限。

讨论部分进一步指出,一个突出现象是,许多美国科学家很少被邀请就传播目标开展实质性讨论。多数对话迅速回到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广义科学推广,而不是围绕具体传播目标、受众行为改变路径或基于证据的策略设计展开。研究人员据此认为,若要提升科学共同体的战略传播能力,关键不只是继续提供表达技能训练,更要创造让科学家与传播从业者亲身体验战略思考过程的机会,包括目标设定、受众分析、策略开发与评估设计。论文提出,较基础的路径是将这些战略过程纳入培训;更深入的路径则是让科学家个体或科学家群体与传播战略人员实际合作,共同围绕职业阶段、研究计划或具体项目中的传播优先事项进行系统规划。作者同时指出,未来还应扩展到其他国家和更具层级化的组织环境,以比较不同制度背景下科学家获得传播支持的情形。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研究发现,科学家所获得的传播支持通常局限于战术层面的任务,而很少有科学家曾有机会与具备专业能力、能够协助其识别并追求具体传播目标的人员合作。整体而言,战略传播帮助很少进入科学家的日常认知框架,科学家更多将传播视为研究推广;但与此同时,他们普遍珍视现有支持,并对获得更多、更深入的帮助持开放态度。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科学传播实践中的一个关键结构性缺口:问题不主要在于科学家拒绝战略传播,而在于其既缺少相关概念经验,也缺少可获得的支持条件。因此,若要推进循证风险传播,不仅需要训练科学家“如何说”,更需要建立机制支持其系统思考“为什么传播、为谁传播以及如何通过阶段性目标实现传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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