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Financial Flexibility,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China’s Energy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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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核心任务。能源企业作为国家战略支柱,正面临经济周期、绿色转型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多重挑战。财务灵活性对于这些企业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选取2019年至2023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能源企业为样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核心任务。能源企业作为国家战略支柱,正面临经济周期、绿色转型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多重挑战。财务灵活性对于这些企业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选取2019年至2023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能源企业为样本。基于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和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研究人员从财务和环境、社会、治理(ESG)维度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panel fixed-effects model)实证检验财务灵活性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如下:(1)财务灵活性与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适度的储备有利于提高绩效,而过度的储备则产生抑制作用。(2)环境不确定性放大了财务灵活性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倒U型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传统能源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的结论为能源企业优化财务策略、应对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参考。
在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核心任务,而能源企业作为国家战略支柱,不仅需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与绿色转型压力,还受到“双碳”目标的刚性约束。2024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进一步要求资本向可持续领域有效配置。然而,现有文献多关注财务灵活性(financial flexibility)对传统财务绩效的影响,较少将其置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整合框架下,探讨其对融合财务与非财务维度的综合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制。同时,能源行业具有强周期、高资本密集、强政策约束等特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不仅受内部财务决策影响,更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强烈冲击,但边界调节作用的研究尚不充分。此外,财务灵活性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阈值,而特定行业的相关实证检验仍显不足。为此,研究人员以2019年至2023年沪深A股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和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构建涵盖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四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panel fixed-effects model),实证检验财务灵活性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旨在为能源企业优化财务策略、应对不确定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首先,基于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构建包含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四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评价指标体系,以客观确定指标权重并减少主观偏差;其次,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panel fixed-effects model)进行基准回归,检验财务灵活性(以现金灵活性与负债灵活性之和衡量)及其平方项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引入环境不确定性(基于过去五年销售收入回归残差的标准差经行业调整后得到)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交互项模型分析其调节作用;同时,采用Utest检验验证倒U型关系的统计显著性,并通过门槛效应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来源为CSMAR和Wind数据库,ESG相关数据来自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最终获得171家能源企业的855个观测值。
在基准回归(Baseline Regression)中,研究人员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和平方项,发现财务灵活性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务灵活性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Utest检验进一步确认了该关系,极值点出现在财务灵活性为0.42处。当财务灵活性低于该阈值时,适度储备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支持前瞻性可持续投资来提升绩效;超过阈值后,由于代理成本(agency cost)和资源冗余的加剧,绩效反而下降。在调节效应分析中,环境不确定性与财务灵活性的交互项及其平方交互项均显著,且引入调节变量后二次项系数的绝对值增大,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使倒U型曲线变得更为陡峭,即高环境不确定性强化了财务灵活性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与负向影响,同时最优财务灵活性水平向左移动至0.31,意味着在外部环境动荡时,企业需要更低的财务灵活性即可达到最佳绩效状态。
在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est)中,研究人员采用四种方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1)引入财务灵活性的立方项,结果显示立方项不显著,确认二次模型足以刻画倒U型结构;(2)替换因变量,基于三重底线理论(triple bottom line theory)重新计算可持续发展绩效,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3)对所有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4)门槛效应检验表明,财务灵活性存在单一门槛(阈值0.12),低于门槛时正向影响,高于门槛时负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非线性关系。
在异质性检验(Heterogeneity Test)中,分组回归揭示了显著差异:(1)按所有权性质划分,国有企业回归显著,非国有企业不显著——国有企业通常具有长期战略导向和较低融资成本,更易将财务灵活性转化为可持续投资;(2)按区域划分,中西部地区企业回归显著,东部地区不显著——中西部地区聚集更多传统能源企业,面临更强融资约束和转型压力,更依赖内部资金储备;(3)按能源性质划分,传统能源企业回归显著,新能源企业不显著——传统能源企业处于低碳转型关键期,需大量资本投入升级业务,财务灵活性发挥关键作用。
研究结论部分总结如下:第一,财务灵活性与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适度的财务灵活性能够提供充足的财务缓冲和融资潜力,有效支持能源企业在可持续发展关键领域进行前瞻性投资,从而提升整体绩效;但超过临界点后,由于资源约束和代理问题,反而产生抑制作用。第二,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上述倒U型关系。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时,适度财务灵活性的能力显著放大,企业可更快速、灵活地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而在稳定环境中,财务灵活性的战略价值相对有限。第三,财务灵活性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分组检验表明,不同所有权特征的国有企业承担且接受更多明确的政策和社会责任,财务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要求;在区域分布上,中西部地区能源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和转型压力,对内部财务灵活性的依赖更高;在行业类型上,传统能源企业处于低碳转型关键阶段,需要巨额资本投入进行业务升级,财务灵活性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