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Ideal birth spacing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child among reproductive-aged women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山东省育龄妇女对第一孩与第二孩的理想生育间隔,并运用社会生态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 SEM)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人员假设,女性的理想生育间隔受个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影响,且这些因素在不同理想生育间隔类别中作用各异。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获取2,090名女性样本,运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和广义有序logit模型(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 gologit)识别与理想生育间隔相关的因素,并计算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AMEs)以解释显著关联的强度。结果:在2,090名参与者中,46.32%偏好中等理想生育间隔(3–4年),21.10%偏好短间隔(0–2年),32.58%偏好长间隔(≥5年或无明确偏好)。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态及生育相关因素与理想生育间隔显著相关(p < 0.05)。多变量分析显示,育儿挑战感知影响、社会与家庭期望感知影响,以及婚姻状态、职业、自评健康、计划生育子女数、独生子女状态、家庭规模、居住地、月家庭收入和生育政策认知与理想生育间隔显著相关(p < 0.05)。结论:女性的理想生育间隔受个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层面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且这些因素在短、中、长间隔偏好中的作用不同。旨在减轻育儿负担、提高政策认知并提供阶段性支持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女性更好地实现其偏好的生育时机。
近年来,全球生育率持续下降,中国尤为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0.99‰。为应对生育率下降,中国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虽短暂提升出生数,但长期下降趋势未改。生育间隔延长是生育时机变化的重要表现,并部分导致了近年生育率下降。现有研究多关注实际生育间隔,但女性在生育前会对间隔形成主观偏好(即理想生育间隔),这属于生育意愿的关键认知维度,反映个体对健康、家庭资源和社会支持的综合评估。然而,针对理想生育间隔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限。因此,有必要单独分析理想生育间隔,以揭示生育决策的认知机制,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区域——作为中国人口大省,其在人口规模、结构变化和生育挑战方面具有代表性。研究采用社会生态模型(SEM)作为理论框架,系统考察个体、家庭、社会文化层面因素如何塑造理想生育间隔。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研究人员开展了基于人群的横断面研究,对象为2024年山东省18–45岁育龄女性(户籍在山东省)。纳入标准包括同意参与并能完成问卷者,排除非山东户籍及年龄不符者。样本量计算采用单比例估计公式:设定95%置信水平(Z
α/2=1.96),预期比例P=0.5,允许误差δ=0.05,初始最小样本量384;考虑多阶段抽样设计效应(DEFF=2)和20%无效问卷率,最终所需样本量为960。实际回收2,422份问卷,保留有效问卷2,090份(有效率86.3%)。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多阶段随机抽样:第一阶段按经济发展水平将16个城市分为三类,每类随机抽取3个城市(共9个);第二阶段每市随机抽取1个县/区(共9个);第三阶段每县/区随机抽取1个街道和1个乡镇(共9街道、9乡镇);第四阶段每街道/乡镇随机抽取1个城市社区和1个农村村庄(共18个调查点),确保城乡均衡。样本来自山东省育龄女性队列。(2)变量测量:因变量为理想生育间隔,通过问题“您认为两次生育之间间隔多长时间合适?”测量,选项为0–2年、3–4年、≥5年或无明确偏好,分别定义为短、中、长间隔。自变量基于SEM分为个体水平(年龄、教育、婚姻、独生子女、职业、自评健康、计划生育数、生育态度感知、事业-生育冲突)、人际/家庭水平(育儿挑战感知、社会与家庭期望感知、家庭规模、月家庭收入)、社会/环境水平(居住地、生育政策认知)。其中,生育态度、育儿挑战、社会与家庭期望三组主观变量经主成分分析(PCA)提取第一主成分作为连续复合指标。(3)统计方法:采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gologit)分析影响因素,因平行线假设被违反;计算平均边际效应(AMEs)解释效应大小。统计显著性设p<0.10(探索性)和p<0.05(传统)。
研究结果如下:
**3.1 育龄妇女第一胎与第二胎理想生育间隔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共2,090份有效问卷。21.10%偏好短间隔(0–2年),46.32%偏好中间隔(3–4年),32.58%偏好长间隔(≥5年或无明确偏好)。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H=23.36, p<0.001)、生育态度感知(H=9.59, p=0.008)、教育水平(χ
2=17.71, p=0.007)、婚姻状态(χ
2=40.53, p<0.001)、生育政策认知(χ
2=29.05, p<0.001)、职业(χ
2=42.59, p<0.001)、自评健康(χ
2=15.63, p<0.001)、计划生育子女数(χ
2=25.70, p<0.001)、独生子女状态(χ
2=19.53, p<0.001)、家庭规模(χ
2=31.81, p<0.001)和居住地(χ
2=21.50, p<0.001)与理想生育间隔显著相关。
**3.2 育龄妇女第一胎与第二胎理想生育间隔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分析**: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在1.04–2.12之间,无严重多重共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显示,gologit模型的伪R
2高于有序logit模型,AIC和BIC更低,拟合更优。
**3.2.3 广义有序logit模型及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的关联因素**:采用后向累积(升序)方法得出两个累积对比:(1)短间隔 vs. 中/长间隔;(2)短/中间隔 vs. 长间隔。报告累积比值比(OR)和类别特异性AMEs。
**3.2.3.1 跨间隔阈值效应一致的因素**:满足比例优势假设,效应跨阈值一致。
**3.2.3.1.1 累积比值比**:其他职业/失业女性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比更高(OR=1.47, 95%CI:1.12–1.94, p=0.006);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偏好长间隔(OR=1.50, 95%CI:1.17–1.93, p=0.001);收入4,000–6,000元组比6,001–8,000元组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0.75, 95%CI:0.57–1.00, p=0.049);育儿挑战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更高(OR=1.08, 95%CI:1.02–1.14, p=0.006);已婚未育女性比未婚女性偏好短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0.66, 95%CI:0.43–1.01, p=0.054);计划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比计划1个孩子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0.54, 95%CI:0.34–0.86, p=0.010);三人家庭比四人家庭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0.64, 95%CI:0.52–0.80, p<0.001)。
**3.2.3.1.2 平均边际效应**:其他职业/失业女性长间隔概率增加8.5个百分点(pp)(AME=0.085, p=0.007);农村居民长间隔概率增加8.9 pp(AME=0.089, p<0.001);收入4,000–6,000元组长间隔概率降低5.9 pp(AME=?0.059, p=0.048);育儿挑战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长间隔概率增加1.6 pp(AME=0.016, p=0.006);已婚未育女性短间隔概率增加8.5 pp(AME=0.085, p=0.054);计划3个及以上孩子短间隔概率增加11.1 pp(AME=0.111, p=0.020);三人家庭长间隔概率降低9.1 pp(AME=?0.091, p<0.001)。
**3.2.3.2 主要影响短理想生育间隔的因素**:不满足比例优势假设,估计阈值特异性效应。
**3.2.3.2.1 累积比值比**:社会与家庭期望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偏好短间隔的累积优势更高(OR=0.92, 95%CI:0.86–0.98, p=0.007);外资/私营/自雇女性比政府/事业单位女性更偏好短间隔(OR=0.63, 95%CI:0.44–0.89, p=0.009);已婚有孩子女性比未婚女性偏好短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1.69, 95%CI:1.16–2.46, p=0.007);自评亚健康女性比非常健康女性偏好短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1.35, 95%CI:1.08–1.67, p=0.008);独生子女女性比非独生子女女性更偏好短间隔(OR=0.75, 95%CI:0.59–0.97, p=0.026)。
**3.2.3.2.2 平均边际效应**:社会与家庭期望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短间隔概率增加1.4 pp(AME=0.014, p=0.007);外资/私营/自雇女性短间隔概率增加8.2 pp(AME=0.082, p=0.014);已婚有孩子女性短间隔概率降低8.7 pp(AME=?0.087, p=0.012);亚健康女性短间隔概率降低4.7 pp(AME=?0.047, p=0.008);独生子女女性短间隔概率增加4.7 pp(AME=0.047, p=0.032)。
**3.2.3.3 主要影响长理想生育间隔的因素**:不满足比例优势假设。
**3.2.3.3.1 累积比值比**:计划生育2个孩子比计划1个孩子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更低(OR=0.71, 95%CI:0.57–0.89, p=0.003);对生育政策认知不清晰女性比认知清晰女性偏好长间隔的累积优势更高(OR=1.71, 95%CI:1.18–2.47, p=0.004)。
**3.2.3.3.2 平均边际效应**:计划2个孩子长间隔概率降低7.1 pp(AME=?0.071, p=0.002);政策认知不清晰女性长间隔概率增加12.1 pp(AME=0.121, p=0.006)。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山东省育龄女性普遍偏好中等间隔(3–4年),这与国际证据一致。社会与家庭期望和育儿挑战感知与理想生育间隔相关,但效应量较小;而生育政策认知、计划生育子女数、婚姻状态、居住地和职业类型效应量更大。婚姻状态作为生命阶段标志:已婚未育女性倾向于短间隔,已婚有孩子女性转向中长间隔。计划生育子女数塑造不同时间视角:计划3个及以上孩子的女性因生殖窗口受压而偏好短间隔;计划2个孩子的女性偏好适中间隔。生育政策认知清晰有助于缩短理想间隔,但需区分制度信任与社会经济差异。研究优势包括大样本(2,090)、多阶段抽样代表性、问卷高信效度以及认知视角创新。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仅限山东省、城乡分布不均衡、间隔分类较粗(将≥5年与无明确偏好合并可能损失信息)、未考虑聚类效应和抽样权重、p<0.10阈值可能包含弱关联、仅计划1个孩子的女性分析需后续研究。政策启示:加强育儿服务、提供灵活阶段性支持、改善农村信息与就业、多渠道传播生育政策信息。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发现,山东省育龄女性对理想生育间隔存在多样化偏好,相当比例偏好3–4年的中等间隔。这些偏好受个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组合影响。研究提示,生育支持政策应聚焦减轻育儿负担、提高政策认知,并提供阶段性支持。此类针对性方法可能有助于女性做出更明智、更有效的生育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