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Measuring ocean sustainability with the ocean footprint: pathways to ocean overshoot day and blu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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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海洋可持续性需要能够将人类需求与海洋生态系统再生能力联系起来的指标。现有工具,如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和海洋健康指数(Ocean Health Index, OHI),虽然提供了重要见解,但并未以生物物理量纲明确量化对海洋资源
评估海洋可持续性需要能够将人类需求与海洋生态系统再生能力联系起来的指标。现有工具,如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和海洋健康指数(Ocean Health Index, OHI),虽然提供了重要见解,但并未以生物物理量纲明确量化对海洋资源的占用,也未能持续一致地连接需求、生态极限与责任。本研究提出海洋足迹(Ocean Footprint, OF)这一基于涌现能(emergy)的指标,整合蓝色经济的主要部门,并引入3个互补性指标:海洋承载力(Ocean Carrying Capacity, OCC)、涌现能海洋责任平衡(Ocean Responsibility Balance in Emergy, ORBEM)和海洋超载日(Ocean Overshoot Day, OODay)。该框架在国家尺度上加以应用,以巴西为主要案例研究对象,并辅以国家间比较。结果表明,巴西与海洋相关的人类需求显著超过其国内再生能力,形成明显的生态赤字,其主要驱动因素为近海石油开采和塑料污染。比较分析显示,大多数国家处于海洋生态赤字状态,仅有少数国家存在生态盈余。OODay指标进一步揭示,在当前消费模式下,无论国家尺度还是全球尺度,海洋生态极限都会在一年之内被突破。所提出的框架为海洋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一种立足生物物理基础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有助于识别关键压力驱动因素,并推动将生态约束纳入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尤其适用于蓝色经济与海洋治理语境。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核心目标是构建一套能够将人类对海洋的需求、海洋生态系统的再生支撑能力以及国家责任归属联结起来的生物物理评估框架。研究背景在于,全球海洋正面临生态系统退化、资源过度开发、污染累积以及气候变化压力叠加的多维危机。尽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以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国际议程不断强化海洋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但现有治理框架仍较少将海洋生态系统再生极限这一生物物理基础充分纳入评价体系。当前常用指标中,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主要以陆地生物生产面积为基础,对海洋系统的刻画多集中于渔业,难以揭示海洋资源利用背后的能量流与再生约束;海洋健康指数(Ocean Health Index, OHI)则整合生态、社会和经济维度,但较依赖数据可得性与权重设定,难以直接表达国家间海洋资源占用责任。正是在这一问题背景下,研究人员引入Howard T. Odum提出的涌现能(emergy,指自然环境在形成资源与服务过程中所投入的等效太阳能)理论,尝试以统一生物物理单位对异质性海洋资源流进行核算。
为解决“需求—承载—责任”之间缺乏统一定量框架的问题,研究人员提出海洋足迹(OF)方法,将海洋资源提取、空间占用、能源依赖和污染压力统一转换为太阳涌现焦耳(solar emjoules, seJ)进行比较。基于此,又进一步提出海洋承载力(OCC)、涌现能海洋责任平衡(ORBEM)和海洋超载日(OODay)三个派生指标,从而形成一个兼顾压力、极限与责任的综合分析系统。研究结论表明,这一框架能够在国家尺度上识别海洋可持续性差异,揭示不同国家海洋生态赤字的结构性来源,并为海洋治理和蓝色金融提供可操作的决策依据。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非仅给出综合评分,而是以生物物理一致性的方式将海洋经济活动与生态支撑能力直接对接,从而弥补了现有指标在海洋资源占用量化和责任分配方面的不足。
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系统环境核算思路,在国家尺度上以各国海洋管辖范围内的活动为分析单元,整合国际数据库与同行评议文献中的二手数据,时间上以约2024年前后的数据为主。研究选取巴西为主要案例,并将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斯里兰卡纳入比较。所有海洋相关流量均借助单位涌现能值(Unit Emergy Value, UEV)转换为seJ。海洋足迹由渔业与水产养殖、近海石油、海运、滨海旅游、海岸占用、污水排放和塑料污染构成;海洋承载力由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国家海洋管辖区内海洋资源支持流共同构成;随后通过ORBEM = OCC – OF评估生态盈余或赤字,并通过OODay =(OCC/OF)×365将年度供需关系转换为时间指标。研究同时比较OF与生态足迹、OHI的异同,以验证其方法学定位与补充价值。
以下为研究结果的分项解读。
4.1 巴西海洋可持续性评估
研究人员首先对巴西开展了完整应用。结果显示,巴西国家海洋承载力为1.31 E + 23 seJ/年,其中海洋保护区贡献约34%,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内海洋资源贡献约66%。相比之下,巴西海洋足迹达到1.15 E + 24 seJ/年,约为其海洋承载力的8.7倍,说明该国海洋相关需求已显著超出本国海洋生态系统的再生支持能力。进一步的部门分解表明,近海石油开采与塑料污染是巴西海洋足迹的主导因素,两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96%;而渔业与水产养殖、海运、滨海旅游、海岸占用和污水等传统海洋利用活动占比较低。这说明巴西海洋超载并非主要由食物供给型海洋利用驱动,而是结构性地源于化石能源依赖与废弃物治理不足。根据ORBEM计算,巴西为明显的海洋生态债务国,其涌现能责任平衡为–1.10 E + 24 seJ/年,折算约为–7,300亿emUS$,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巴西具有较大面积的正式海洋保护区,但现有保护水平尚不足以抵消近海石油开发与塑料泄漏造成的海洋生态压力。
4.2 海洋可持续性国家比较
在跨国比较中,研究人员利用ORBEM、ORBEM/GDP比值及债务—债权分类展示了该方法对不同国家海洋可持续性表现的区分能力。结果显示,经济总量高并不自动意味着海洋可持续。美国虽然拥有样本中最高GDP,但其ORBEM为–2,9210亿emUS$/年,约占GDP的–10%,被归类为“超级债务国(super-debtor)”,反映其海洋保护与减压努力远不足以弥补海洋足迹。中国同样呈现负值,但相对负担较小,为–5140亿emUS$/年,约占GDP的–3%。巴西与斯里兰卡的相对失衡程度更高,分别达到GDP的–33%和–104%,说明中等收入国家或高度依赖海洋的国家面临更强的结构性脆弱性:既依赖海洋经济,又缺乏足够财政空间用于大规模保护与产业转型。与之相对,澳大利亚表现为生态债权国,其ORBEM为+2810亿emUS$/年,约占GDP的+16%,显示其较大的海洋管辖面积、较低人口密度以及广泛的海洋保护区网络使其海洋承载力超过海洋足迹。
在时间维度上,OODay揭示了各国何时在一年内耗尽其本国可再生海洋生物承载力。澳大利亚是唯一在2024年未进入国家海洋超载状态的国家;美国与中国最早达到海洋超载,巴西和斯里兰卡随后。研究还进一步计算了“全球海洋超载日”,即假定全球人口都按照某一国家的人均海洋足迹进行消费时,全球海洋承载力将在何时耗尽。该结果显示出国家尺度与全球尺度之间的重要反差:澳大利亚虽然在本国尺度上并未超载,但若其高人均海洋需求被推广到全球,则将明显进入全球超载;中国则相反,因海洋管辖空间相对人口规模受限而在国家尺度上超载,但如果以其人均海洋足迹作为全球平均水平,则仍可能处于全球承载范围内。这一对照说明,OF框架不仅能识别“资源禀赋不足造成的超载”,也能识别“高人均需求驱动的超载”。
研究人员还对各国海洋足迹进行了部门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超载模式具有明显异质性,不存在单一普适驱动。巴西与美国的超载均明显受近海油气开发影响,表明化石能源路径是其海洋生态赤字的重要来源;巴西与斯里兰卡又同时受到塑料污染的显著驱动,提示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治理是关键干预方向;澳大利亚则显示出滨海旅游在全球尺度扩张时可能成为主要压力源。这一结果强化了该框架的治理针对性,即不同国家需要差异化政策,而非统一工具。
4.3 对海洋治理与蓝色经济/蓝色金融的启示
研究人员认为,海洋足迹框架不仅是环境评价工具,也可转化为治理与金融工具的量化基础。由于海洋空间治理多位于国家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利用权和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国家及其下级治理体系中,因此,若能够将不同活动的海洋足迹量化,就可以据此设计更符合生态约束的经济工具。文中指出,价格型工具如税费和使用费可根据各活动OF强度进行差异化设定,例如针对近海石油这一高涌现能占用部门提高收费水平;可转让配额制度可借助涌现能评估结果使渔业和旅游等活动的配额与海洋承载力相匹配;补贴政策则应从高压力部门转向具有较高生态收益的废弃物治理、塑料减排和循环技术部门。与此同时,ORBEM可用于识别生态赤字国与生态盈余国,从而为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补偿机制与蓝色金融配置提供依据;OODay则可作为评估超载程度和补偿需求的时间化指标。研究据此提出,蓝色债券、绿色贷款、混合融资、转型信贷和参数保险等工具若结合OF、ORBEM和OODay,可更真实地反映海洋生态风险,并将生态约束嵌入资本配置逻辑。
4.4 海洋足迹、生态足迹与海洋健康指数的互补性
文章进一步将OF与生态足迹和OHI进行并列比较。研究表明,OF完全立足海洋系统的生物物理供需平衡,能够直接测度社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压力及其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相比之下,生态足迹虽然也是生物物理指标,但主要基于陆地生物承载力和全球公顷(gha)核算,因此可能出现“陆地盈余掩盖海洋赤字”的情况。巴西与澳大利亚即为典型例子:两国在生态足迹框架下可能表现为陆地生物承载盈余,但在海洋足迹框架下仍可能存在海洋尺度上的超载或全球化超载。OHI则更强调生态状态、管理能力、社会收益和制度绩效,因此即使海洋生物物理压力较大,一些国家仍可能取得较高分值。美国在OHI中的相对较好表现,正体现出制度与治理能力较强并不等同于海洋资源占用低。研究由此指出,三者并非互斥,而是互补:OF揭示海洋生物物理赤字,生态足迹揭示总体消费对地球生物承载的压力,OHI揭示海洋健康与治理绩效。三者结合可形成更全面的社会—海洋关系认知。
讨论部分强调,该研究的主要理论与实践贡献在于,将涌现能核算、生态正义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蓝色金融需求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套统一、透明、可重复的国家尺度海洋可持续性评价框架。相较既有海洋和海岸带涌现能研究,本文不仅评估海洋资源使用,还进一步纳入了承载力、责任分配与超载时间化表达,从而增强了政策适用性。文章特别指出,其采用的是“管理者责任”视角,而非单纯的生产端或消费端归责方式。按照这一思路,责任归属于对海洋资源准入、开发、保护和监管具有治理权限的国家,这使该框架更适合海洋治理和蓝色金融场景下的制度设计。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本研究提出的海洋足迹(Ocean Footprint, OF)及其与海洋承载力(OCC)、海洋超载日(OODay)和涌现能海洋责任平衡(ORBEM)的整合,为在国家与全球尺度上诊断海洋可持续性提供了具有生物物理基础、一致性、透明性和可重复性的操作框架。案例应用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区分领土资源约束、人均需求模式和部门压力结构;近海石油开采和塑料污染是多个国家海洋超载的主导驱动因素。总体而言,该框架补充了生态足迹与海洋健康指数,能够为海洋治理、保护优先序识别和蓝色金融工具设计提供直接支持。文章同时指出,研究仍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时间一致性不足以及涌现能核算本身的假设条件,未来可进一步扩展至不同空间尺度,改进生态系统服务表征,并深化与政策及金融决策过程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