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来自中国太湖流域的证据

《Sustainability》: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Watersheds: Evidence from the Taihu Lake Basin,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4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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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活动强度已成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日益重要的驱动因素,理解它们的时空关系对于流域生态治理至关重要。以太湖流域为研究区,本研究利用2003年至2023年的多源地理空间数据。采用InVEST模型评估四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产水量(water yield)、土壤保持(

  
人类活动强度已成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日益重要的驱动因素,理解它们的时空关系对于流域生态治理至关重要。以太湖流域为研究区,本研究利用2003年至2023年的多源地理空间数据。采用InVEST模型评估四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产水量(water yield)、土壤保持(soil conservation)、碳储量(carbon storage)和生境质量(habitat quality)。利用熵权法构建人类活动强度(HAI)指数,并应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和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来解析HAI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时空演化、空间关联及局地变异。结果表明:(1)HAI持续增强,高强度区域经历了约9.5倍的扩张,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2)碳储量和生境质量持续下降,而产水量和土壤保持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3)HAI与产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碳储量、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呈负相关,2018年被识别为关键转折点;(4)关联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平稳性,显著网格单元的比例按生境质量>产水量>碳储量>土壤保持的层级顺序排列。强回归系数区域仅以局部斑块出现,而流域大部分区域以低至中等驱动强度为特征。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三种核心机制——土地利用路径依赖、政策诱导的阈值响应和空间溢出关联——为太湖流域差异化生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1世纪以来,持续的人口增长和经济集聚加剧了自然资源消耗,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生态系统服务(ESs,人类从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惠益)是区域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的基础。流域作为以河流系统为核心的自然地理单元,提供水源涵养、水文调节、水质净化与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关键生态功能,是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然而,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类活动扩张与强度增加深刻改变了土地利用结构和生态过程,导致生境破碎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生态功能退化。已有研究表明,全球约60%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在衰退。因此,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潜在机制,已成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人类活动强度(HAI,表征人类对自然系统干预程度的指标)是量化人类干扰的关键参数。当前研究多从全局平均视角出发,假设关系在空间上同质,但实际受土地利用、地形、城市化梯度等影响,人类活动对ESs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忽视这种空间非平稳性易导致“一刀切”的生态恢复政策失效。太湖流域作为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兼具高城市化强度与关键生态功能,是研究该问题的理想案例。

研究人员选取太湖流域为研究区,利用2003–2023年多源地理空间数据,构建HAI综合指数,评估四项关键ESs,并解析HAI与ESs的时空关联与驱动异质性。研究发现:HAI持续增强,高强度区域扩张约9.5倍;碳储量和生境质量持续下降,产水量和土壤保持波动上升;HAI与产水量正相关,与其他三项负相关,2018年为关键转折点;关联性表现出显著空间非平稳性,强驱动仅出现在局部斑块。研究揭示了三种核心机制,为差异化生态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上。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InVEST模型评估产水量、土壤保持、碳储量和生境质量四项生态系统服务。利用熵权法,综合人口密度、夜间灯光强度和建设用地比例三项指标,构建人类活动强度(HAI)指数。基于1 km×1 km网格单元,应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刻画HAI与ESs的全局与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揭示HAI对ESs影响的局地变异及空间非平稳性。研究区为太湖流域(覆盖江苏、浙江、安徽及上海,面积约36,895 km2),数据来源包括土地利用、气象、土壤、DEM等多源地理空间数据(详见原文表1)。

**研究结果**

**3.1 人类活动强度动态**
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人口密度0.44、建设用地比例0.29、夜间灯光强度0.26),计算HAI并划分为五个等级。结果显示2003–2023年HAI持续增强,高强度区域(HAI>0.75)比例从0.08%增至0.76%,扩张约9.5倍;中高强度区域(0.55
**3.2 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动态**
利用InVEST模型评估四项服务:碳储量从2003年108.1 t/ha降至2023年98.6 t/ha,波动下降;生境质量从0.282持续降至0.241;产水量从268.05 mm激增至548.78 mm,2018–2023年增幅尤为显著;土壤保持从309.3 t/ha增至520.7 t/ha,后期加速提升。空间上,碳储量和生境质量呈“西南高、东北低”,西南山地为核心高值区;产水量呈“南高北低”,与降水分布一致;土壤保持呈“南高、其他区域低”,受地形与植被覆盖影响。整体空间格局与土地利用结构紧密耦合:生态用地集中区服务高,建设用地和农地区服务低。

**3.3 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
基于1 km网格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999次置换,pseudo-p<0.001)显示:HAI与产水量呈显著正相关,全局Moran's I从2003年0.346升至2018年0.594后略降至2023年0.563;与碳储量、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均呈显著负相关,Moran's I分别从-0.247、-0.134、-0.374降至-0.378、-0.192、-0.494。2018年为关键转折点,2003–2018年空间分化加剧,2018–2023年极端聚类规模收缩。LISA聚类形成三层空间结构:西部生态高值带(天目山区,低HAI–高ESs集群)、中东部城市压力带(高HAI–低ESs集群)、湖泊平原低值均质区(低–低集群)。生境质量的“高–低”压力型聚类比例持续较高(10.07%–19.81%),凸显城市化的长期胁迫。

**3.4 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关联的空间异质性**
采用单变量GWR模型,以HAI为自变量,模型整体R2>0.82,全局显著(p<0.05)。显著网格比例按服务类型排序:生境质量(67.67%–83.83%)>产水量(62.98%–76.01%)>碳储量(48.91%–70.78%)>土壤保持(13.97%–14.83%)。碳储量回归系数范围稳定在-22.70至29.00之间,正负驱动平衡;土壤保持负向抑制长期主导,负极端-24.01至-39.96;生境质量负向干扰强度减弱,负极端从-72.75升至-37.82;产水量系数范围在-13.33至17.34间波动。空间上,强回归系数仅出现在城市核心(强负向)和山地生态区(强正向)的局部斑块,大部分流域以低至中等驱动强度为主,未形成连续梯度。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核心机制:(1)土地利用路径依赖——建设用地侵占生态用地是HAI影响ESs的核心传导路径,人口集聚驱动土地开发与经济活动的自我增强反馈,导致碳储量和生境质量退化,GWR强负效应集中在城市核心斑块。(2)政策诱导的阈值响应——当人类干扰超过生态系统自修复阈值时,精心设计的政策可逆转功能退化。2018年后土壤保持加速提升,HAI负向驱动未随总体增强而加剧,正向驱动波动恢复,归因于退耕还林、梯田改造等水土保持项目的集中实施,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单位经济活动生态压力降低。(3)空间溢出关联——通过水系统连通性和景观格局传递,HAI与ESs的关联表现为多维空间溢出效应。西南天目山区维持稳定“低HAI–高ESs”集群,东部城市化区呈现“高HAI–低ESs”集群,GWR系数正负极端斑块与之一致。由于流域面积小且城乡交错,溢出效应呈“斑块状”,而非连续梯度,为横向生态补偿提供实证。此外,2018年转折点落在COVID-19疫情前,五年间隔数据无法分离疫情因果,但疫情后社会经济复苏主导了2023年整体格局。

基于GWR系数与双变量聚类空间分异,将太湖流域划分为三个管理分区:(1)城市核心压力控制区(上海西部及苏锡常建成区),需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构建生态廊道、推进海绵城市建设;(2)城乡过渡缓冲恢复区(城郊结合带及西部陡坡耕作区),需持续退耕还林、坡改梯、建设谷坊及缓冲带;(3)生态保育提升区(西南天目山余脉及环湖湿地),需严格保护林地湿地、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结论**
基于2003–2023年太湖流域多源地理空间数据,本研究综合运用InVEST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GWR),系统分析了人类活动强度(HAI)与四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ESs)的时空演化、空间关联及驱动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1)HAI持续增强,高强度区域扩张约9.5倍(从0.08%增至0.76%),形成“东高西低”空间格局,东部以上海和苏锡常为核心的城市群构成连续高强度带,西部天目山丘陵及太湖保持较低强度,与城市化轨迹紧密对应。(2)四项ESs呈显著时空分异:碳储量和生境质量持续下降,产水量和土壤保持波动上升;空间上呈“西南高、东北低”分布,西部丘陵为核心供给区,东部城市化区为低值洼地,与土地利用和地形密切耦合。(3)HAI与产水量呈持续显著正相关,与碳储量、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呈负相关;2018年为关键转折点,之后极端空间聚类收缩,HAI对生境质量的负向关联强度减弱,形成西部生态高值带、中东部城市压力带和湖泊平原低值均质区的三层空间结构。(4)HAI与ESs的关联性呈显著空间非平稳性,显著网格比例按生境质量>产水量>碳储量>土壤保持排序;驱动效应在全流域以低至中等强度为主,强回归系数仅以局部斑块出现在城市核心和丘陵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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