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光层礁石栖息地鱼类群落的变化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Changes in fish assemblages across mesophotic reef habita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4日 来源: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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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光层珊瑚礁生态系统(Mesophotic coral reef ecosystems, MCEs)通常出现在30至150米深度之间,正日益被认为是支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栖息地。尽管一些鱼类在浅水礁与中光层礁之间存在移动现象,表明生态连通性(e

  
中光层珊瑚礁生态系统(Mesophotic coral reef ecosystems, MCEs)通常出现在30至150米深度之间,正日益被认为是支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栖息地。尽管一些鱼类在浅水礁与中光层礁之间存在移动现象,表明生态连通性(ecological connectivity),但鱼类群落组成随深度梯度的差异以及这些栖息地之间的连通程度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对西澳大利亚北宁加洛海洋公园(Ningaloo Marine Park)14至74米深度间遇到的六种中光层礁石栖息地(珊瑚、环指珊瑚属(Cycloseris)主导的床、大型藻类(macroalgae)、红藻石(rhodolith)、沙地和海绵)中的鱼类群落进行了表征。通过111次立体诱饵远程水下视频系统(Baited Remote Underwater stereo-Video system, stereo-BRUVs)布放,研究人员记录了来自297个物种的13,541个个体。鱼类群落组成在不同栖息地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珊瑚、海绵和沙地栖息地支撑了最独特的群落。珊瑚栖息地拥有最高的物种数和鱼类数量,而沙地栖息地始终支撑最低的物种数。深度、底栖栖息地类型和位置解释了鱼类群落组成在丰度(abundance)上高达45.6%的变异,以及在生物量(biomass)上43.2%的变异。鱼类体长在不同栖息地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较大的个体出现在沙地栖息地,较小的个体见于海绵和环指珊瑚属栖息地。营养结构(trophic structure)随深度变化的趋势也很明显,低营养级消费者随深度减少,而顶级捕食者(apex predators)在更深或结构复杂度较低的栖息地中比例增加。珊瑚和海绵栖息地支撑了较高丰度和生物量的生态重要及休闲渔业目标物种,如珊瑚鳟(Plectropomus spp.)、皇帝鱼(Lethrinus atkinsoni)和蝴蝶鱼(Chaetodon assarius)。这些发现强调了中光层鱼类群落的生态复杂性和栖息地特异性,并指出需要将结构多样的深礁栖息地纳入海洋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
论文解读文章:中光层礁石栖息地鱼类群落变化的研究总结

研究背景与目的

中光层珊瑚礁生态系统(Mesophotic coral reef ecosystems, MCEs)指水深通常在30至150米之间的光受限珊瑚礁生境,正日益被认识为支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区域。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某些鱼类能在浅水礁与中光层礁之间移动,提示存在生态连通性(ecological connectivity),但鱼类群落组成随深度梯度的详细差异以及不同栖息地间的连通程度仍缺乏系统理解。此外,中光层栖息地可能因更稳定的热环境和较低的人类压力而充当一些珊瑚礁鱼类的潜在避难所,但这一功能具有物种和情境依赖性。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旨在通过调查西澳大利亚宁加洛海洋公园(Ningaloo Marine Park)北部中光层不同栖息地中的鱼类群落,揭示鱼类多样性、群落组成、营养结构(trophic structure)以及环境变量的影响,并确定哪些栖息地支撑了休闲渔业目标物种。该研究发表于《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主要结论表明,六种中光层栖息地(珊瑚、环指珊瑚属Cycloseris床、大型藻类macroalgae、红藻石rhodolith、沙地和海绵)中的鱼类群落在丰度(abundance)和生物量(biomass)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珊瑚和海绵栖息地支撑了最高的物种丰富度和个体数量,而沙地栖息地物种数最低。深度、底栖栖息地类型和位置共同解释了鱼类群落组成变异的45.6%(丰度)和43.2%(生物量)。营养结构随深度变化明显:低级消费者减少,顶级捕食者(apex predators)在更深或结构简单的栖息地中比例增加。这些发现强调了中光层鱼类群落的生态复杂性,并建议将结构多样的深礁栖息地纳入海洋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以增强生态系统韧性。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立体诱饵远程水下视频系统(Baited Remote Underwater stereo-Video system, stereo-BRUVs)进行非侵入性调查。在2023年4月23日至26日期间,于北宁加洛海洋公园(包含Helby Bank区域)水深14至74米间完成了111次布放,每次至少60分钟底栖时间,并用约1公斤碎沙丁鱼(Sardinops neopilchardus sagax)诱饵。样本分类基于立体BRUVs影像识别的实地栖息地类型,包括珊瑚、环指珊瑚属床、大型藻类、红藻石、沙地和海绵。利用事件测量软件(EventMeasure Stereo)鉴定、计数和测量鱼类,并使用长度-体重关系公式计算生物量。统计分析采用PERMANOVA、典型主坐标分析(Canonical Analysis of Principal coordinates, CAP)、基于距离的线性模型(Distance-based Linear Model, DistLM)等多元方法,评估环境变量(深度、温度、盐度、位置)和栖息地类型对群落的影响。

研究结果

3.1 总体情况
从111次布放中共记录13,541个个体,分属297个物种。珊瑚栖息地(n=22)记录到5,461尾鱼(213种),海绵栖息地(n=19)记录2,317尾鱼(108种),沙地栖息地(n=26)记录1,862尾鱼(78种),各栖息地平均个体数和物种数差异显著。

3.2 鱼类丰度群落
PERMANOVA显示栖息地对鱼类丰度(MaxN)群落组成有显著效应(P<0.001)。成对比较表明所有栖息地组合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典型主坐标分析(CAP)的留一法分配成功率为海绵(89.47%)、环指珊瑚属(87.5%)和珊瑚(81.82%)最高,红藻石(60%)最低,表明海绵和珊瑚栖息地具有最独特的群落。

3.3 鱼类生物量群落
生物量群落组成同样受栖息地显著影响(P<0.001),但大型藻类和红藻石样本之间无显著差异。海绵(LOOA 84.21%)、沙地(88.46%)和珊瑚(81.82%)在生物量上显示出较高区分度,红藻石(50%)和大型藻类(56.25%)区分度最低。

3.4 环境变量的影响
DistLM分析表明,所有环境变量(除盐度外)均显著。最佳模型包括深度、位置和栖息地,共解释丰度群落变异的45.59%(AICc=775.9, R2=0.456)和生物量群落变异的43.26%(AICc=775.48, R2=0.433)。深度单独解释了18.1%的变异(丰度)和18.3%(生物量),栖息地解释了35.2%(丰度)和32.7%(生物量)。

3.5 平均相对丰度和物种数
栖息地对平均个体数和物种数均有显著效应(P<0.001)。珊瑚样本个体数和物种数显著最高,海绵次高,沙地最低。个体数和物种数均随深度显著下降(物种数与深度的R2=0.341, P<0.001)。

3.6 单变量生物量
样本平均生物量和个体平均生物量在栖息地间无显著差异,但沙地栖息地个体平均生物量最高,大型藻类最低。海绵栖息地记录到最大的单个个体。

3.7 鱼类体长分布
共测量8,914尾鱼。平均体长在栖息地间差异显著(P<0.001),沙地栖息地鱼体显著最大,环指珊瑚属和海绵栖息地最小。Kolmogorov-Smirnov检验表明所有15个栖息地组合的体长频率均显著不同(P<0.025)。

3.8 摄食功能群与营养级
栖息地对营养级群落组成有显著效应(P<0.001)。成对比较显示环指珊瑚属、大型藻类和红藻石之间无显著差异。顶级捕食者丰度随深度显著增加(P<0.001, R2=0.16),其中沙地和海绵栖息地最高。其他营养级(高、中、次级消费者和初级消费者)均随深度显著下降,初级消费者下降最强(R2=0.24)。珊瑚栖息地对高、次级和初级消费者丰度显著最高,海绵栖息地对中级消费者丰度最高,沙地最低。

3.9 生态重要目标物种
十种生态重要物种中,珊瑚栖息地显著支撑了较高的丰度和生物量,如Apolemichthys trimaculatus、Bodianus bilunulatus、Lethrinus atkinsoni、Melichthys vidua、Thalassoma lutescens等。海绵栖息地显著支撑了Chaetodon assarius、Cyprinocirrhites polyactis、Pentapodus porosus等的丰度和生物量。沙地栖息地中Lagocephalus sceleratus显著更高。环指珊瑚属栖息地中Oxycheilinus bimaculatus丰度显著最高。

3.10 休闲渔业目标物种
珊瑚栖息地中Plectropomus spp.的丰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所有其他栖息地(P<0.001)。Lethrinus nebulosus在珊瑚样本中的丰度显著高于沙地。Lethrinidae科在沙地中丰度最低。Epinephelus rankini在丰度上栖息地间有显著差异(P=0.019),其中海绵栖息地记录最高丰度。Lutjanus sebae和Rhynchobatus spp.在栖息地间无显著差异。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鱼类群落组成受栖息地类型和深度强烈驱动,珊瑚和海绵栖息地因其三维结构复杂度提供了更多的生态位和庇护所。营养结构的深度梯度变化反映了初级生产力随深度下降,而海绵通过“海绵回路”(sponge loop)将溶解有机物质转化为颗粒碎屑,支持了中级消费者。研究还发现沙地栖息地因缺乏结构复杂性而物种数最低,但支撑了较大的捕食者。生态重要物种和渔业目标物种的栖息地特异性表明,珊瑚和海绵栖息地对于支撑休闲渔业和生态关键物种至关重要。

研究结论(4.7节)翻译如下:本研究利用立体诱饵远程水下视频系统(stereo-BRUVs)提供了宁加洛礁多种中光层栖息地鱼类群落的详细表征。结果突显了这些深礁区域的生态复杂性,并强化了栖息地类型和环境梯度(特别是深度和底质组成)对鱼类多样性、丰度、生物量和营养功能的显著影响。珊瑚和海绵主导的栖息地始终支撑最高的物种数、丰度和独特群落,而沙地和红藻石栖息地则表现出更广泛或重叠的群落结构。尽管结构复杂度较低,红藻石和大型藻类栖息地仍对区域生物多样性有实质性贡献,不应在保护规划中被忽视。这些模式在营养结构中也有反映:较浅的珊瑚和海绵栖息地支持较低营养级生产力,较深的沙地主导区域则转向捕食者占优势的群落。鱼类体长分布在不同栖息地间的变化进一步强调了中光层系统中的功能多样性。鉴于气候变化(包括海洋升温及底栖组成潜在变化)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威胁,理解环境与栖息地变量如何塑造中光层鱼类群落至关重要。这些发现凸显了将中光层栖息地纳入海洋管理框架以确保深度梯度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的必要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时间变异性、营养关系以及浅水与中光层区之间的连通性,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深层栖息地作为气候变化避难所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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