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y and Evolution》:The Fate of Orally Ingested Microplastics During Cooperative Brood Care in Two Social Hymenoptera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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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污染物正在促成陆地生态系统中昆虫的衰退。微塑料(MP)作为一种主要污染物,已存在于所有生态系统中,并预计将进一步累积。在社会性昆虫中,MP 的负面效应不仅可能表现在个体层面,还可能由于协作育幼而扩展至群体层面。然而,在社会性膜翅目昆虫不同物种间,协作育幼期
人为污染物正在促成陆地生态系统中昆虫的衰退。微塑料(MP)作为一种主要污染物,已存在于所有生态系统中,并预计将进一步累积。在社会性昆虫中,MP 的负面效应不仅可能表现在个体层面,还可能由于协作育幼而扩展至群体层面。然而,在社会性膜翅目昆虫不同物种间,协作育幼期间食物的传递方式并不相同。因此,颗粒是否会随食物一同传递也可能存在差异。由此,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活史阶段受到 MP 影响的程度,可能取决于其食物传递策略而有所不同。为更好评估种间差异,研究人员比较研究了聚苯乙烯(PS)MP 颗粒在日本木匠蚁(Camponotus japonicus)和大黄尾熊蜂(Bombus terrestris)群体协作育幼过程中的归趋。结果显示,蚂蚁和熊蜂工虫都会随食物摄入 MP 颗粒。然而,MP 颗粒仅在熊蜂工虫和幼虫的消化系统中被检出,而在蚂蚁幼虫中未被检出,在工虫中也仅偶见。这很可能与仅存在于蚂蚁中的口下囊(IBP)有关,该结构能够在协作育幼期间有效阻止群体内颗粒物质的传递。相较之下,MP 可由熊蜂工虫无阻碍地传递至幼虫,这可能对幼虫造成负面影响,或在发育过程中产生延续效应(carry-over effects)。因此,在缺乏 IBP 的社会性膜翅目昆虫中,MP 颗粒对群体水平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被加剧。
该研究发表于《Ecology and Evolution》,聚焦于陆地生态系统中微塑料(microplastics, MP)污染对社会性膜翅目昆虫群体内部传播过程的影响。当前,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变化背景下的重要生态胁迫因素,尤其是 MP 已广泛存在于陆地环境之中,并可通过大气沉降、污泥施用、地表径流等途径持续扩散。已有研究表明,昆虫摄入 MP 后可出现致死性与亚致死性效应,包括病原易感性升高、记忆受损、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免疫与解毒相关基因表达异常,以及生长和体型受限等。然而,既往研究多集中于个体摄入后的生理后果,对于社会性昆虫群体内部,尤其是在协作育幼(cooperative brood care)过程中,MP 是否会经由工虫传递给巢内同伴和后代、并由此放大至群体水平效应,仍缺乏直接证据。
研究人员开展该项研究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性膜翅目昆虫虽然均具有分工和育幼行为,但不同类群在食物传递机制上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可能深刻影响颗粒污染物在群体内部的再分配。日本木匠蚁 Camponotus japonicus 依赖口对口营养交换(trophallaxis)哺育幼体,并具有口下囊(IBP,一种位于口腔内、可过滤颗粒物的结构);而大黄尾熊蜂 Bombus terrestris 不具备与 IBP 对应的过滤结构,其工虫通过反刍花蜜、花粉及腺体分泌物混合物喂食幼虫。基于此,研究人员比较分析了两种社会性膜翅目昆虫在协作育幼期间对 MP 的摄入、滞留与代际传递,以评估不同食物传递策略对污染风险的调节作用。
研究人员的总体结论是:两种昆虫的工虫均可随食物摄入 MP,但群体内部传递格局存在显著种间差异。蚂蚁工虫的 MP 主要积聚于 IBP,仅少数颗粒进入其后段消化系统,且未见向幼虫传递;熊蜂工虫则常在消化系统中检出 MP,且几乎全部幼虫均检测到 MP。蛹期个体中,两物种均几乎不检出 MP。该结果表明,IBP 可在蚂蚁群体内对颗粒污染物形成显著屏障,而缺乏该结构的熊蜂更易在协作育幼过程中将 MP 传递给后代,从而增加群体水平脆弱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 MP 的生态风险从“个体摄入效应”推进到“社会性群体内传播效应”的层面,并强调摄食与育幼策略是决定社会性昆虫污染后果的重要生物学因素。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比较暴露实验、荧光示踪、解剖检测、组织透明化(CUBIC)成像和统计建模等方法。样本来源包括 2 个 Camponotus japonicus 群体构建的 4 个微群体,以及 6 个 Bombus terrestris 有王群体,分别设置对照与 MP 暴露处理。研究使用罗丹明-b 标记的荧光聚苯乙烯(PS)不规则颗粒,结合荧光体视显微镜,对工虫、幼虫和蛹体内外 MP 的存在进行检测;蚂蚁工虫进一步区分 IBP 与其余消化系统进行分析。统计上采用二项分布广义线性模型(GLM)处理群体汇总后的有无数据。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以“Ingestion of MP by C. japonicus”为题,说明日本木匠蚁工虫确实会摄入含 MP 的食物,并在育幼过程中进行营养交换。研究通过解剖与组织透明化观察发现,MP 暴露组全部工虫的 IBP 中均可检出荧光颗粒,而对照组仅有少量可能由交叉污染造成的个体呈阳性。进一步分析显示,仅有少部分暴露组工虫在 IBP 后方的消化系统中检出 MP,提示 IBP 对绝大多数颗粒具有高效截留作用。研究还在巢箱废弃物堆及其他位置发现 MP 团块(pellets),表明工虫会将截留于 IBP 的颗粒再吐出,从而清理过滤结构并恢复其功能。与此同时,蚂蚁幼虫消化系统中未检出 MP,仅 1 只蛹在口腔内发现单个荧光颗粒,说明 MP 几乎不会在该物种育幼过程中向后代传递。
其次,在“Ingestion of MP by B. terrestris Workers”部分,研究显示大黄尾熊蜂工虫会频繁取食含 MP 悬液。通过对工虫消化系统的检测,暴露组中绝大多数个体呈 MP 阳性,而对照组完全未检出。这一结果说明,在缺乏颗粒过滤结构的情况下,熊蜂工虫摄入的 MP 能较为直接地进入消化道,而不像蚂蚁那样主要被限制在口器前端结构中。
再次,在“Transmission of MP From B. terrestris Workers to Offspring”部分,研究人员检验了熊蜂工虫是否会在协作育幼中将 MP 传递给幼虫。结果显示,暴露组几乎所有幼虫的消化系统中均存在 MP,而对照组全部为阴性。由于熊蜂幼虫的食物由工虫取食后再反刍提供,因此这一结果直接证明 MP 可沿工虫—幼虫途径在群体内部转移。研究据此指出,对于不具备 IBP 的社会性膜翅目昆虫,颗粒污染物可在育幼过程中无阻隔传递,使幼体在发育早期即暴露于 MP 风险之下。
在“MP Presence in Pupae”部分,研究发现两物种蛹体内均基本未检出 MP。蚂蚁方面,仅有单一个体口腔内见荧光颗粒;熊蜂方面,则未在任何蛹体内发现 MP。结合文中讨论,研究人员认为完全变态昆虫在化蛹前排空消化道的过程,可能有助于清除先前摄入的颗粒污染物,因此蛹期并非 MP 主要滞留阶段。该发现同时说明,尽管幼虫期可能发生显著暴露,但颗粒本身未必跨越变态过程持续保留于蛹体内部。
讨论部分围绕摄入、传递与发育阶段归趋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就工虫摄入而言,研究结果支持 IBP 是蚂蚁应对颗粒污染物的重要形态学屏障。即便在本研究所用较高浓度 MP 条件下,绝大多数颗粒仍被阻挡于 IBP,仅少数可能较小的颗粒穿过该结构进入作物囊或中肠。相反,熊蜂工虫无类似过滤机制,因而更容易在消化道内累积 MP。其次,就幼虫暴露而言,蚂蚁工虫在营养交换过程中几乎不向幼虫传递 MP,显示 IBP 还具有群体层面的保护作用;熊蜂则相反,工虫摄入后几乎普遍向幼虫转运 MP,提示其协作育幼机制会放大颗粒污染物在群体内的暴露范围。最后,就蛹期而言,两物种结果均提示,化蛹前排空肠道可能是去除颗粒污染物的重要生理过程,但这仅针对颗粒本身有效,不意味着 MP 所携带或可浸出的可溶性化学物质同样无害。
综合全文,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比较揭示了常见颗粒环境污染物 MP 在两种社会性膜翅目昆虫协作育幼过程中的不同归趋:Camponotus japonicus 工虫与 Bombus terrestris 工虫均会摄入 MP;但与熊蜂不同,蚂蚁并不会将 MP 传递给后代,这很可能是因为蚂蚁具有而熊蜂缺乏的口下囊(IBP)可对颗粒进行过滤。不过,这种保护作用主要限于颗粒污染物本身;若 MP 中的可溶性添加剂发生浸出,仍可能进入消化系统并进一步到达其他组织。熊蜂工虫则会摄入含 MP 食物并将其传递给群体后代,提示其对食源 MP 污染的识别能力可能有限。两种社会性膜翅目昆虫表现出的差异,突出说明食物传递策略对污染健康后果具有决定性影响。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强调:对于不具备 IBP 的社会性膜翅目昆虫,颗粒污染物可在协作育幼中由工虫未经滤除地传递给后代,因此受影响的可能不仅是工虫个体,而是整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