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y and Evolution》:Do Boat Traffic and Habitat Features Shape Habitat Use by Guiana Dolphins (Sotalia guianensis) in a Brazilian Estuary?
编辑推荐:
河口环境中日益增加的船只交通对沿海鲸类(coastal cetaceans)的保护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然而这些压力如何与栖息地特征相互作用以塑造空间使用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利用岸基观测和经纬仪(theodolite)追踪技术,记录了2015年4月至2016年1
河口环境中日益增加的船只交通对沿海鲸类(coastal cetaceans)的保护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然而这些压力如何与栖息地特征相互作用以塑造空间使用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利用岸基观测和经纬仪(theodolite)追踪技术,记录了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期间巴西东北部Pontal湾河口的海豚与船只轨迹,探究了船只交通和栖息地特征对圭亚那海豚(*Sotalia guianensis*)空间使用和栖息地选择的影响。利用分布(Utilization Distribution, UD)和栖息地选择分析揭示了海豚与船只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重叠,尤其在较深水域。然而,在更精细的尺度上,海豚优先使用船只交通较少、水深较大且靠近渔业中心的区域,同时避免浅水区和河岸边缘。这些模式表明,在获取觅食机会和暴露于人为干扰之间存在一个尺度依赖的权衡(scale-dependent trade-off)。研究人员的发现强调了将环境和人为因素整合到河口管理中的重要性,并支持在关键海豚栖息地内采取规范船只活动的措施。
**论文解读:圭亚那海豚栖息地使用与船只交通及栖息地特征的尺度依赖关系**
**研究背景与问题**
河口是全球生产力最高的沿海生态系统之一,为多种海洋哺乳动物提供关键资源和条件,但也承受着严重的人类活动压力。在众多人为影响中,船只交通是海洋哺乳动物面临的主要干扰源,尤其对于依赖狭窄沿海生境的小型鲸类(如圭亚那海豚 *Sotalia guianensis*)。圭亚那海豚分布于热带西大西洋浅海和河口,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近危”(Near Threatened),在巴西被列为“易危”(Vulnerable)。尽管已有研究关注环境变量(如水深、潮汐、水温)对该物种栖息地偏好的影响,以及船只对其短期行为的效应,但关于船只交通与栖息地特征如何共同塑造其长期空间使用模式,尤其是在河口环境中,仍知之甚少。特别是,栖息地选择具有内在的尺度依赖性:不同空间尺度(如家域尺度和利用强度尺度)上,环境因子和人为干扰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因此,采用多尺度方法识别关键栖息地并理解选择机制,对制定有效的保护和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团队以圭亚那海豚为模型物种,在巴西伊列乌斯(Ilhéus)的Pontal湾(Cachoeira河下游河口)开展研究。通过岸基观测和数字经纬仪追踪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间海豚群和船只的轨迹,量化了海豚与船只的空间重叠,并评估了船只交通强度(利用分布 UD
boats)、水深(DEP)、距河岸距离(RED)、距海洋距离(OD)和距渔业中心距离(FCD)在两个空间尺度上对海豚栖息地使用的影响:第二阶选择(研究区尺度,即海豚建立利用区域的决策)和第三阶选择(利用区域内部尺度,即使用强度的变化)。研究发现,海豚与船只空间重叠高达90.12%,二者均偏好较深水域。但在精细尺度上,海豚优先使用船只交通较少、水深较大且靠近渔业中心的区域,同时避免浅水区和河岸边缘。这表明存在一种尺度依赖的权衡:在较宽尺度上,海豚通过选择与船只类似的环境特征(如深水区)来获取觅食机会;而在较细尺度上,它们通过局部回避高船只密度区域来减少干扰暴露。研究发表于《Ecology and Evolution》。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方法:(1)利用数字经纬仪(theodolite)进行岸基追踪,记录海豚群和船只的连续位置坐标(时间间隔约10秒);(2)采用偏置随机桥核方法(Biased Random Bridge Kernel, BRBK)分别估计海豚和船只的利用分布(UD),并基于95%概率密度等高线界定利用区域;(3)通过典型离均值指数(Outlying Mean Index, OMI)分析初步表征海豚和船只的环境空间利用差异;(4)利用广义线性模型(GLM, 二项分布)分析第二阶选择中影响海豚利用区域建立的变量;利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 以每次追踪轨迹为随机效应)并考虑连续时间自相关(corCAR1结构)分析第三阶选择中影响使用强度(UD
dolphins)的变量;模型选择基于校正赤池信息准则(AICc)。样本来源于Pontal湾(巴西巴伊亚州伊列乌斯),监测时间为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
**研究结果**
**3.1 空间使用与重叠**
通过BRBK方法估计的海豚利用区域(95% UD)为63.38 ha,船只利用区域为94.59 ha,分别占采样区域的44.46%和66.36%。海豚与船只利用区域的重叠度达90.12%(图2),表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重合。
**3.2 栖息地使用与选择**
OMI分析显示,海豚占据的环境空间比船只更狭窄(图3),倾向于出现在水深更大(DEP)、距河岸更远(RED)的区域,而船只几乎占据整个环境空间。在第二阶选择(研究区尺度)中,最佳模型(AICc最低)表明海豚利用区域的建立受UD
boats(正效应)、DEP(正效应)、RED(正效应)和FCD(负效应)影响(表1a),即海豚利用区域趋向于船只活动较多、水深较大、距河岸较远且靠近渔业中心的区域。船只空间分布呈现类似模式(表2a)。在第三阶选择(利用区域内部尺度)中,最佳模型(表1b)显示海豚使用强度(UD
dolphins)受UD
boats(负效应)、FCD(负效应)、DEP(正效应)和RED(正效应)影响,即海豚在利用区域内更密集地使用船只交通较少、距渔业中心较近、水深较大且距河岸较远的区域。船只在此尺度上偏好较深水域,但与海豚不同的是,它们选择距河岸更近且距渔业中心更远的区域(表2b)。距海洋距离(OD)在两个尺度上均未对海豚或船只的空间使用产生显著影响。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海豚与船只显著重叠源于二者对相似环境特征(特别是深水区)的偏好,但海豚占据更窄的环境空间,表明其更具选择性的栖息地使用,并可能存在干扰相关的空间约束。海豚偏好深水区且靠近渔业中心,这与增强的觅食机会(如渔业中心附近的有机残留或丢弃物吸引鱼类聚集)一致,但精细尺度上对低交通密度区域的偏好则反映了局部回避行为。这种尺度依赖的权衡在多种海洋和陆地系统中均有记录,表明当能量收益超过干扰成本时,动物可能持续存在于资源丰富但高风险的栖息地。然而,由于海豚和船只轨迹非同步采集,无法评估实时共现或直接相互作用。最后,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保留原文意涵):总体而言,Pontal湾圭亚那海豚的空间分布反映了环境特征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精细尺度的空间调整与干扰回避一致。这些发现强调了将栖息地保护与人类活动监管相结合在河口系统中的重要性。需要纳入时间动态和更新数据的进一步研究,以评估持续的环境变化可能如何改变这些模式。从管理角度看,仅减少空间重叠可能不可行,因为海豚和船只均被相同环境特征吸引;因此管理措施应重点规范关键海豚利用区域内的船只行为,如速度限制、空间或时间分区、接近距离指南等。同时应考虑栖息地变化(如淤积和河口变窄)与不断增加的船只交通的累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