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洋保护区休闲渔业位移的空间评估

《Ecosphere》:Spatial assessment of recreational fishing displacement from marine protected area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5日 来源:Ecospher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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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建立健康和具有恢复力的生态系统而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是一种被证明能够产生广泛生态和社会经济益处的保护策略。然而,MPAs的规划和设计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以避免意外的管理后果。实践者应考虑的事项之一是,从MPAs位移出的捕捞努力可能会加剧MPAs外部的捕

  
为了建立健康和具有恢复力的生态系统而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是一种被证明能够产生广泛生态和社会经济益处的保护策略。然而,MPAs的规划和设计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以避免意外的管理后果。实践者应考虑的事项之一是,从MPAs位移出的捕捞努力可能会加剧MPAs外部的捕捞影响。在分析和预测捕捞位移时,商业渔业通常得到充分研究,但休闲渔业往往受到较少关注。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新西兰北部豪拉基湾(Hauraki Gulf)休闲捕捞努力量(休闲渔船密度估计值)与主要目标鱼种预测栖息地适宜性之间的空间关系。使用空间优先排序软件Zonation,识别出因设立14个新MPAs(禁止所有休闲捕捞和几乎所有商业捕捞)而可能接收捕捞努力位移的区域。为每个保护区以及整个研究区域提供了一个“位移努力指数”(displaced effort index),以帮助识别可能吸收位移休闲捕捞努力的广泛区域。该指数有助于评估MPAs的有效性,并确定应重点关注因位移努力导致局部渔业资源枯竭的区域。虽然本文描述的分析基于豪拉基湾,但该方法可适用于不同区域和其他渔业。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海洋保护区(MPAs)是实现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恢复力的关键保护策略,能带来生态与社会经济多重效益。然而,MPAs的规划需谨慎避免非预期管理后果,其中捕捞努力位移(fishing displacement)是一个重要方面——即因MPA设立而限制或禁止捕捞,导致捕捞活动重新分布至剩余开放区域,可能加剧这些区域的生态压力。商业渔业位移已有较多研究,但休闲渔业(recreational fisheries)的位移效应常被忽视,而其生态与社会经济影响不容忽视。新西兰豪拉基湾海洋公园(HGMP)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但面临人类活动压力。为扭转生态衰退,2025年10月新设立了14个MPAs(包括两个海洋保护区扩展和12个高保护区域),禁止所有休闲捕捞及几乎所有商业捕捞。这一举措预计将导致显著的休闲渔业位移,但具体位移方向与潜在影响尚不明确。因此,开展本研究旨在评估休闲渔业努力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为MPA有效性评估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论文发表于《Ecosphere》。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2017–2018年航空调查获取的休闲渔船密度数据(来源:Hartill等,2019),结合两种主要目标鱼种——金鲷(snapper, *Chrysophrys auratus*)和卡哈威鱼(kahawai, *Arripis trutta*)的国家尺度物种分布模型(SDMs,基于提升回归树与随机森林的加权集成,Stephenson等,2023),以及物理栖息地类型图层(基于水深、底质与波浪暴露,Jackson & Lundquist,2016)。使用空间优先排序软件Zonation v.5运行三种情景:钓鱼情景(仅休闲渔船密度)、目标物种情景(SDMs加距离成本层)和位移钓鱼情景(针对每个新MPA内的847个网格单元,结合SDMs与物理栖息地)。通过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钓鱼情景与目标物种情景的秩优先级关系,继而计算每个MPA的位移努力指数(MPA displaced effort index)及总位移努力指数(total displaced effort index)。

**研究结果**

**1. 休闲渔业与生物数据之间的关系**
钓鱼情景与目标物种情景的Zonation输出栅格间Pearson相关系数为0.70,经随机重采样(500个细胞,100次迭代)后相关系数范围在0.64–0.75(Pearson和Spearman方法一致)。排除渔船密度接近0的细胞后,相关系数降至0.44–0.58,表明多数低密度区域与低栖息地适宜性区域重叠,但近岸及离岛高密度区域(如Mokohīnau群岛)与高栖息地适宜性区域高度一致,支持了目标物种分布模型可作为休闲渔业努力分布协同预测因子的假设。

**2. 识别接收位移捕捞的细胞**
针对每个新MPA内的847个位移细胞,运行位移钓鱼情景后,生成各MPA的位移努力指数图层。总位移努力指数显示,豪拉基湾内Hibiscus Coast、Kawau Bay及Leigh Coast沿岸区域具有最高位移潜力,离岛区域(如Little Barrier Hauturu岛)及科罗曼德尔半岛两侧(包括Aldermen群岛)则出现中高值簇。不同MPA的位移努力指数与距MPA边界距离的关系各异:近岸MPA(如Rangitoto–Motutapu HPA、Whanganui A Hei与Cape Rodney–Okakari Point扩展海洋保护区)在15 km内出现中高位移潜力;离岸MPA(如Mokohīnau群岛HPA)则需20 km以上。MPA面积大小及距陆地远近直接影响候选细胞数量与分布范围。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可识别MPA设立后可能吸收休闲渔业位移的潜在区域,基于目标物种空间分布与休闲渔业努力的中度相关,以及旅行距离和栖息地连续性作为驱动因素。该方法可扩展至商业渔业,并整合至底栖生态风险评估。局限性包括:航空调查仅记录静止船只,存在盲点(如外海区域、Aldermen群岛北部);未纳入陆基休闲渔业;SDMs与物理栖息地数据分辨率(1 km×1 km)可能忽略局部细节;距离成本层中选取最近3个船坡道为任意标准;未考虑风向与季节条件对“可钓鱼性”的影响。管理意义方面,10%的截断阈值可依管理需求调整;近岸MPA附近更易出现位移潜力,需关注局部生态与社会经济影响,包括对毛利人部落领地(Rohe Moana)的依赖者。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研究结论**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可识别因设立禁止捕捞的MPAs而可能吸收捕捞位移的潜在区域的方法。通过分析新近设立MPAs网络的结果,可支撑并告知多个管理相关议题,包括:(1)识别可能接收较高水平位移捕捞努力的区域;(2)确定哪些MPA边界附近可能经历更高水平的捕捞努力;(3)为监测MPA有效性的计划提供信息;(4)为旨在阻止病虫害传播的生物安全措施提供信息。对于识别为接收较高水平位移捕捞努力的区域,可开展针对性评估,以确定捕捞努力增加是否可能产生负面生态影响,以及是否需要额外管理措施来应对位移捕捞努力的影响。这些是作为生态系统方法的一部分,全面、包容地管理海洋环境时需要承认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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