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土著所有权主张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中国家监管的准入:一种权力关系视角

《Trees, Forests and People》:Transforming indigenous ownership claims into state-regulated access in a national park in Indonesia: A power relation perspectiv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5日 来源:Trees, Forests and Peopl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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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国家,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森林资源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承认,并且日益受到开发项目和保护政策的威胁。当土著社区基于口头传统和历史叙述提出主张时,他们常常遇到偏重书面文件的正式法律体系。尽管印度尼西亚实施了重要的法律改革,包括承认习惯森林与国家森林不同的宪

  
在许多国家,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森林资源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承认,并且日益受到开发项目和保护政策的威胁。当土著社区基于口头传统和历史叙述提出主张时,他们常常遇到偏重书面文件的正式法律体系。尽管印度尼西亚实施了重要的法律改革,包括承认习惯森林与国家森林不同的宪法法院裁决,但森林权属制度仍未能充分容纳土著森林权利和准入。本文研究了在建立甘当德瓦塔国家公园期间,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马马萨地区长期存在的土著森林资源主张是如何被削弱的。研究人员利用行动者中心权力(ACP)框架,识别了国家用来削弱地方抵抗和重塑土著权属主张的策略。这些策略通过科学-技术官僚框架、保护伙伴关系和基于生计的激励措施,将集体所有权主张转变为行政监管的准入形式。该研究对森林治理学术的贡献在于表明,保护权威不仅可以通过正式法律权力巩固,还可以通过财产主张、准入和社会关系的战略重构来巩固。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在众多国家,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森林资源的权利长期未被承认,且受到开发项目与保护政策的威胁。尽管印度尼西亚实施了宪法法院裁决等法律改革,承认习惯森林(hutan adat)与国家森林的区分,但森林权属制度仍难以有效容纳土著权利与准入。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法律承认与权属改革,但较少探讨保护权威在实践中如何重塑土著主张。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家通过何种权力策略削弱土著所有权主张,并将其转化为行政监管的准入形式,以揭示保护治理中权力关系的动态。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本研究以马马萨(西苏拉威西)的甘当德瓦塔国家公园(TNGD)为案例,运用行动者中心权力(ACP)框架,分析国家在建立国家公园过程中如何削弱地方抵抗并重塑土著权属主张。研究聚焦于集体所有权主张如何通过科学-技术官僚框架、保护伙伴关系和生计激励被转变为行政监管的准入形式。结论表明,保护权威不仅通过正式法律权力,还通过财产主张、准入和社会关系的战略重构得以巩固。该研究发表在《Trees, Forests and People》,对森林治理、保护政治和国家-土著关系提供了重要贡献。

主要关键技术与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核心数据收集包括深度访谈(2024年12月至2025年3月,共25位关键知情人)和参与观察。样本来源涵盖印度尼西亚马马萨地区,包括BBKSDA(南苏拉威西自然资源保护中心)官员、地方政府官员、习俗领袖(tomatua)、当地居民与森林农民团体(KTH),以及土著组织AMAN(Amanat Masyarakat Adat,全国土著人民联盟)马马萨分会。田野调查基于第一作者自2020年起参与TNGD保护活动的背景。数据分析采用主题编码与三角验证,以增强结果可靠性。

研究结果:

4.1. 马马萨的冲突性权属主张:通过访谈揭示,土著主张基于世代相传的习俗权威(kehadatan)与口头传统,森林被视为神圣空间,土地所有权由集体规范而非个人产权界定。习俗领袖通过仪式(如tallu rara祭祀)管控土地利用,咖啡种植等生计活动深植于历史记忆。然而,这些基于口述史的主张在正式法律体系中难以被认可,BBKSDA官员质疑其缺乏明确机构与规则。

4.2. 国家控制下的森林划定:通过历史分析,研究指出印度尼西亚延续殖民时期的domeinverklaring原则,通过法律(如1967年基本林业法)将森林国有化。马马萨森林先后被划为保护林(1982年),后经多次法令(2012年、2015年)转变为自然保护区,最终于2016年正式设立甘当德瓦塔国家公园,这一过程忽视了土著权属。

4.3. 国家公园重新分类中的权力关系:通过ACP框架分析,识别出三种权力策略。第一,科学-技术官僚框架:省级政府利用哈桑努丁大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LIPI的EWIN探险等科学数据,将森林重新定义为保护与旅游优先区域,忽视社会文化维度,从而合法化国家公园设立。第二,地方抵抗与应对:AMAN组织通过对抗性倡导(如要求推迟公园成立)短暂延迟了仪式,但国家通过高规格安全官员出席的“社会化”活动压制抵抗。第三,所有权主张被瓦解:BBKSDA通过激励措施(如建立森林农民团体、社区巡逻伙伴、培训与基础设施)提供生计支持,将社区注意力从所有权转向准入;同时,通过控制分区地图与法规信息,限制社区对土地信息的获取,使居民依赖国家而非习俗权威。AMAN组织因资金不足、内部分裂,逐渐失去草根支持,导致集体抵抗弱化。最终,习俗主张被压缩为行政监管的准入形式(如保护伙伴关系中的非木材林产品利用)。

讨论总结:研究指出,土著权属主张的脆弱性源于集体基础薄弱、信息不对称以及社区对国家的依赖。国家通过激励与信息主导策略,而非直接强制,实现了对所有权主张的消解。这种“准入替代所有权”的过程反映了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保护权威通过法律、知识、空间规划和参与式治理的综合作用得以巩固。研究结论强调,土著主张的失败不仅源于法律排斥,更源于权力关系中的策略性重构。

研究结论翻译:过去三十年来,从人权、可持续发展及地方福祉等视角,对习惯权属系统与权利的尊重和正式承认被广泛倡导。然而,以往和当前的活跃倡导与政策过程并未总能产生预期结果,全球森林中仅有低比例由习俗群体正式管理。马马萨案例表明,这种脱节不仅通过法律机构维持,还通过不断演变的权力关系重塑土著主张的提出、谈判与转化。习惯权属系统基于口头历史与集体记忆,被认为不足以支持正式承认,这与已法律化习俗森林权利的国家法律体系形成对比。根本问题在于土著土地主张的集体基础脆弱性,缺乏草根运动与信息获取使社区依赖国家政策方向。研究发现,国家使用激励与主导信息等策略,将社区所有权主张转变为准入需求,实现了对土著运动的微妙吸纳。该研究对森林权属与保护政治文献的贡献在于,表明土著主张不仅通过法律排斥机制被否定,还通过策略方法被巧妙转移为行政监管的准入。保护权威通过法律分类、科学-技术官僚框架、空间规划、基于激励的参与和信息控制相结合而得以巩固。研究还指出,排斥未必通过直接驱逐或强制发生,也可能通过将所有权主张转化为参与、许可、伙伴关系和准入安排等更微妙的过程。然而,权力运用方式动态演化,当前国家削弱习俗主张的能力并不意味着这些主张被消除,存在未来冲突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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