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洪涝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西南农村地区为例

《Sustainability》: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od-Risk Cogni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 Case Study of Rural Areas in Southwestern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5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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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涝灾害频发的背景下,洪涝风险认知已成为影响防灾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户的洪涝风险认知水平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及相应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中国西南部685户受洪水威胁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洪涝风险认

  
在洪涝灾害频发的背景下,洪涝风险认知已成为影响防灾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户的洪涝风险认知水平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及相应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中国西南部685户受洪水威胁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洪涝风险认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这些农户的总体洪涝风险认知处于中高水平。尽管70.22%的受访者对防洪表现出积极态度,但其灾前准备意识仍然不足。(2)灾前准备意识、灾中响应意识和灾后恢复意识对洪涝风险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灾后恢复意识在灾中响应意识对洪涝风险认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灾中响应意识在灾前准备意识对洪涝风险认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灾前准备意识在灾后恢复意识与洪涝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3)防御知识清晰度、对洪水次生灾害的熟悉程度、洪水威胁下的撤离意愿、解决生活困难的自我能力以及减灾态度是影响洪涝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4)女性农户在洪涝风险认知方面优于男性,且旌阳区农户的洪涝风险认知表现最佳。这些发现对促进中国西南农村地区的防灾教育及优化风险保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洪涝灾害以其影响范围广和持续时间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并威胁粮食安全。尽管政府加强了全灾种灾害风险治理,但在制度供给与农户理解、参与及行为响应之间仍存在差距。农户作为农业生产和防灾减灾的关键主体,其风险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了其防灾决策与响应行为。然而,传统基于单一保护动机理论(PMT,即解释个体在风险条件下的保护性行为的认知框架)的研究偏重静态分析,难以适应洪水灾害的动态演化以及个体认知行为在不同灾害阶段的异质性。目前针对中国西南这一地形崎岖、降水集中、次生灾害频发的高风险农业区的洪涝风险认知实证研究依然匮乏。为填补这一空白并提升农户适应能力与促进乡村振兴,该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上。研究人员结合PMT与灾害生命周期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系统揭示了西南地区农户洪涝风险认知的特征、多维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传导机制,为优化防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研究人员在四川省(中国西南地区代表性区域)开展研究,该省样本队列来源于按“县—乡—行政村—农户”层级等概率随机抽样获取的685份受洪水威胁农户的面对面访谈调查数据。在方法上,研究主要整合了保护动机理论(PMT)和灾害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灾前准备—灾中响应—灾后恢复”三阶段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多变量间的复杂关联与中介效应;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KMO检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并利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基于性别的跨群组异质性分析。

调查参与者的统计描述
通过对有效问卷数据的统计描述发现,受访农户以中老年和低学历群体为主。农户在各认知维度上表现出明显差异,其整体认知呈现“积极防御态度、清晰可能性认知与盲目威胁认知”的特征。在性别维度上,女性农户在所有洪涝风险认知维度上的得分均系统性高于男性;在地域维度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旌阳区农户综合认知表现最佳,沐川县农户对减灾与自救的态度最为积极,而泸县的认知水平在各维度均最低。

测量信效度结果
数据检验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76,各维度信度系数在0.7至0.9之间,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KMO值均高于0.6,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提取的四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理想标准,验证了调查数据具备进行因子分析的良好结构效度。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通过对初始SEM模型运用修正指数(MI)方法进行逐步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各项拟合指标(CMIN/DF、RMSEA、GFI、IFI等)均达到理想标准,展现出优良的拟合度与解释力。模型识别出多个重要影响因素:在灾前准备意识维度,洪水防御知识清晰度(A3)与对洪涝次生灾害的熟悉度(A2)因子载荷最高;在灾中响应意识维度,洪灾威胁下的撤离意愿(B1)占据主导地位;在灾后恢复意识维度,解决家庭基本生活困难的自我效能(C2)具有较高载荷;在洪涝风险认知维度,防御态度(Y3)的影响力显著超过灾害发生可能性(Y1)。针对研究假设检验的结果表明,灾前准备意识、灾中响应意识与灾后恢复意识对洪涝风险认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灾中响应意识在灾前准备意识与洪涝风险认知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灾后恢复意识在灾中响应意识与风险认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灾前准备意识直接正向影响灾中响应意识与灾后恢复意识。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中介效应路径的显著性。基于性别的多组SEM分析显示,生活周期理论框架对不同性别均适用,但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路径:灾前准备意识对女性农户的灾中响应与灾后恢复意识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而对男性农户而言,仅有灾中响应意识对灾后恢复意识产生显著正效应。

讨论部分深入分析了影响农户洪涝风险认知的核心机制。研究表明,掌握与本地灾害情境相符的实用防灾知识是构建风险认知的前提,脱离实际的灾害知识可能导致信息疲劳。此外,明确的避险意愿与灾后自我恢复效能能够有效强化认知,帮助农户避免风险忽视与过度恐慌的双重偏差。针对性别差异的分析指出,农村家庭分工导致男性更多参与灾时应急决策与灾后系统重建,其认知具有内生性;而女性较高的风险认知更多源于家庭照护需求等外生因素,受制于资源获取与决策权的局限,其灾害响应意识难以直接转化为灾后恢复的自信。论文结论部分总结了研究对象呈现的总体中高认知水平及“积极防御—可能清晰—盲目威胁”特征,验证了“灾前准备→灾中响应→灾后恢复”的有效行动路径及各阶段间的中介效应,明确了防御知识清晰度、次生灾害熟悉度、撤离意愿、自我效能与减灾态度的关键作用,并突出了女性及旌阳区农户在认知表现上的优势。研究建议防灾政策应克服农户结构性认知短缺,建立覆盖灾害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认知引导体系,制定基于性别的差异化防灾策略,并利用灾后恢复意识的中介作用,将风险培训嵌入灾后重建全过程,形成“灾后恢复—认知升级—灾前防御”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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