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Sustainable Tourist Behavior in Nomadic Community-Based Tourism: Evidence from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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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真实性在社区旅游(community-based tourism, CBT)中发挥关键作用,其能够增强游客的意义性体验,并促进负责任的游客行为。然而,关于真实性如何在游牧旅游情境中促进可持续游客行为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本研究考察了赴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目的地
文化真实性在社区旅游(community-based tourism, CBT)中发挥关键作用,其能够增强游客的意义性体验,并促进负责任的游客行为。然而,关于真实性如何在游牧旅游情境中促进可持续游客行为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本研究考察了赴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游客中,文化真实性对可持续游客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框架,提出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在这一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人员收集了300名中国游客的数据,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真实性显著提升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此外,真实体验价值和地方依恋对可持续游客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游客满意度并未表现出显著作用。中介效应分析证实,真实体验价值和地方依恋是连接文化真实性与可持续游客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研究发现表明,真实的文化体验主要通过富有意义的体验价值和情感依附,而非单纯通过满意度,来促进可持续游客行为。本研究通过强调真实性在促进可持续导向行为中的作用,拓展了真实性研究,并为此前研究不足的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情境提供了实证证据。
本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聚焦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情境下文化真实性与可持续游客行为之间的关系,试图回应当前可持续旅游研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既有真实性研究多集中于重游意愿、目的地忠诚、推荐意愿和满意度等传统结果变量,而对可持续游客行为的关注相对不足;其二,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城市遗产地、博物馆、历史景点等相对稳定的文化场域,对游牧社会这种以“活态遗产”为核心、真实性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再生产的旅游环境缺乏充分解释。正因如此,在蒙古国这一典型游牧文化空间中,考察游客如何感知文化真实性,以及这种感知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尊重文化、保护环境和支持社区的可持续行为,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研究人员以社区旅游(CBT)与真实性理论为基础,引入刺激—机体—反应(S–O–R)框架,将文化真实性界定为外部刺激,将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与游客满意度视为游客内部心理反应,进而解释可持续游客行为这一行为结果。论文强调,在游牧型社区旅游中,真实性并非依附于固定遗产或静态文化资产,而是通过传统生计、季节性流动、牧业实践、本土生态知识以及人与自然的长期关系得以不断呈现。因此,这一研究并非简单将传统遗产旅游模型移植到蒙古国,而是试图在动态文化景观与流动性生活方式中重新识别真实性的行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真实性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游客对体验意义的认知评价,也能强化游客对目的地的情感联结和整体满意感;但真正推动可持续游客行为的,主要是体验价值与地方依恋,而非满意度本身。这一结论表明,在社区旅游特别是游牧旅游中,游客是否愿意采取可持续导向行动,更依赖于其是否从真实文化互动中获得深层意义以及是否形成情感认同,而非仅仅“满意”。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定量研究设计,以赴蒙古国参与游牧型社区旅游的中国游客为对象,样本来源于Terelj National Park、Hustai National Park、Kharkhorin及Arkhangai Province部分游牧社区旅游营地,同时结合现场与线上两种问卷发放方式。最终获得300份有效问卷。量表测量涵盖文化真实性、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和可持续游客行为五个潜变量,采用5点Likert量表。数据分析使用SmartPLS 4.1.1.7,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依次检验测量模型、结构模型、中介效应、预测效度与模型拟合,并通过5000次自助法(bootstrapping)重复抽样进行显著性检验。
4.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研究共纳入300份有效问卷。样本以男性游客略多,年龄主要集中于30–39岁,其次为40–49岁与20–29岁;多数受访者具有本科教育背景,职业以私营企业员工和个体经营者为主。收入水平以月收入人民币10,001–15,000元居多。值得注意的是,61.0%的受访者为首次到访蒙古国游牧旅游目的地,但72.0%此前具有社区旅游或可持续旅游相关经历。这说明样本总体上具备较高教育水平,且对可持续旅游具有一定先前接触经验。
4.2. Measurement Model Assessment
研究首先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收敛效度。结果表明,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70,Cronbach’s alpha(α)、组合信度(CR)及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达到推荐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指标信度、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这为后续结构路径分析提供了可靠测量基础。
4.3. Discriminant Validity Assessment
研究采用Fornell–Larcker准则与异质—同质比率(HTMT)检验区分效度。结果显示,各潜变量AVE平方根均高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且全部HTMT值低于0.85,表明各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由此可见,文化真实性、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与可持续游客行为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被有效区分。
4.4. Collinearity Assessment
在结构模型评估之前,研究对预测变量间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明显低于3.30阈值,说明模型中不存在显著共线性问题,也间接支持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论不构成严重威胁。
4.5. Structural Model Assessment
结构模型结果表明,模型对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和可持续游客行为均具有中等程度解释力,其中对真实体验价值和可持续游客行为的解释力相对更强。这说明所构建的S–O–R框架能够较有效地解释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中游客的心理反应与行为结果。效应量分析进一步表明,文化真实性是整个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其对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均具有较大效应;而在影响可持续游客行为的内部心理因素中,地方依恋的实际影响最强,游客满意度效应则极弱。
4.6. Model Fit Assessment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低于0.10,规范拟合指数(NFI)达到可接受水平,说明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之间具有合理匹配度。研究据此认为,所提出的S–O–R概念框架适用于解释游牧型社区旅游中的可持续游客行为形成机制。
4.7. Predictive Assessment
研究进一步使用PLSpredict与交叉验证预测能力检验(CVPAT)评估模型预测效能。所有Q
2predict值均大于0,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相关性;CVPAT结果显示,PLS-SEM模型在所有内生变量上的预测表现均优于基准模型,表明该框架不仅具有解释力,也具有较强的样本外预测能力。
4.8. Hypothesis Testing
假设检验结果支持H1至H5,不支持H6。具体而言,文化真实性显著正向影响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真实体验价值与地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可持续游客行为;游客满意度对可持续游客行为影响不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显示,文化真实性对真实体验价值的作用最强(β = 0.730),其次为地方依恋(β = 0.675)和游客满意度(β = 0.534)。在通向可持续游客行为的路径中,地方依恋作用最大(β = 0.494),真实体验价值次之(β = 0.305),满意度作用微弱且不显著(β = 0.040)。这说明游客是否产生可持续行为,关键并不在于旅行后总体评价是否正面,而在于其是否建立了情感依恋与意义感知。
4.9. Mediation Analysis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方依恋和真实体验价值在文化真实性与可持续游客行为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而游客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且在所有中介路径中,地方依恋的间接作用最强,其次为真实体验价值。由此可见,文化真实性主要通过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促成可持续游客行为,而不是通过一般性的满意判断发挥作用。
4.10. Summary of Findings
综合结果表明,文化真实性是塑造游客可持续行为的基础性前因变量。其首先增强游客对真实文化接触的价值判断,提升他们对游牧目的地的情感联结,并改善其旅游体验评价;随后,真正推动游客采取负责任行为的,是地方依恋和真实体验价值这两条路径。论文据此确认,S–O–R框架能够较好解释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中的“真实性—心理反应—可持续行为”机制,并指出保护真实文化情境、促进游客与社区成员的深度互动,是推动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
在讨论部分,研究进一步指出,本文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把真实性从传统的体验评价变量推进为可持续行为的心理驱动资源。既有文献通常将真实性与满意度、忠诚度或重游意愿联系起来,而本文证明,在社区旅游和游牧旅游中,真实性还能够通过认知与情感路径促进环境负责、文化尊重和社区支持等行为结果。特别是地方依恋作为最强中介机制,说明游客与目的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比单纯的服务满意更能激发保护意愿。研究同时扩展了地方依恋概念的适用边界:在游牧型旅游中,依恋并不只依附于固定物理空间,而是能够形成于活态遗产、流动文化景观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持续互动之中。
论文也指出,游客满意度之所以未能显著预测可持续游客行为,可能是因为满意度更多反映旅游后的总体评价,而可持续行为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情、责任意识和情感投入。在真实体验价值和地方依恋同时进入模型时,满意度的独立解释力明显减弱。这一发现提示,社区旅游管理不宜仅以提升游客“满意”为目标,而应更重视如何创造可感知、可参与、可共情的真实文化互动。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整合真实性理论与刺激—机体—反应(S–O–R)框架,考察了蒙古国游牧型社区旅游情境下文化真实性、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与可持续游客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文化真实性与真实体验价值、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均呈正相关。在所提出的机体反应变量中,真实体验价值和地方依恋与可持续游客行为显著正相关,而游客满意度未呈现统计显著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总体满意度相比,可持续游客行为与有意义的文化体验和情感依恋联系更为紧密。其中,地方依恋是可持续游客行为最强的预测因素,凸显了情感联结在促进负责任旅游实践中的重要性。研究还表明,文化真实性主要通过认知和情感心理机制而非单纯评价机制促进可持续旅游。从理论上看,本文拓展了真实性理论,证明真实性不仅与满意度和忠诚等传统结果相关,也能经由多重心理路径关联可持续导向行为;同时推进了S–O–R框架在社区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从实践上看,旅游发展策略应超越单纯提升游客满意度,更加重视真实文化参与和游客—社区之间情感联结的塑造。保护活态遗产、支持社区参与并促进游客与地方居民之间的有意义互动,有助于强化可持续导向行为,并推动游牧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总体而言,本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文化真实性是促进游牧型社区旅游中可持续游客行为的重要心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