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植物修复策略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意大利佩萨罗市案例研究

《Forests》:The Ecosystem Serv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Bio-Phytoremedi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in the Municipality of Pesaro, Ital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5日 来源:Forest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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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是对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而微生物修复与植物修复的结合能够促进污染物降解,并有助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复苏。植物与周围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这类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能够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尽管植物修复的应用日

  
土壤污染是对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而微生物修复与植物修复的结合能够促进污染物降解,并有助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复苏。植物与周围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这类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能够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尽管植物修复的应用日益普及,且有大面积土地潜在适宜于此类技术的实施,但植物修复干预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很少得到研究。

在一个生物-植物修复项目框架下,本研究探讨了在生物-植物修复场地新建植物覆盖层(面积:0.52 ha)提供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能力。夏季由植物蒸腾引起的日累计降温效应为12.7 °C m?2 day?1,其中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LAI)和叶片蒸腾速率最高的物种,如Chrysopogon zizanioides、常绿灌木物种和Populus nigra,对空气冷却的贡献最大。得益于植物光合作用,每年可固定177 kg的C,而植物叶片截留的空气污染物总量为每年1.82 kg。植物修复进行30个月后,土壤微生物活性的提升表明土壤质量正在逐步改善。类似地,对等足类动物肝胰腺细胞进行的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分析表明,该生物指示物种对恢复中的环境产生了主动且积极的响应,从而支持了正在进行的土壤质量修复的有效性。最后,生物-植物修复干预的实施促进了新生境的形成,提高了周边城市区域的生态连通性,并产生了可与城市绿地相媲美的美学价值。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此类技术不仅有助于土壤修复和场地安全管控,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场地邻近居民的福祉以及区域环境质量。在环境清理技术选择过程中,应当考虑植物修复所带来的这些显著正外部性。
《Forests》发表的这项研究围绕污染场地修复过程中常被忽视的“生态系统服务”展开,研究对象为意大利佩萨罗市一处受石油烃污染的原工业场地。研究背景在于,欧洲污染土壤问题突出,传统理化修复虽然能够削减污染物,但往往成本较高,且难以同步恢复生态功能。相较之下,植物修复(phytoremediation)与微生物修复联用的生物-植物修复(bio-phytoremediation)不仅能够促进污染物降解,还可能通过植被建立、土壤生物过程恢复和栖息地重建,提供调节、支持和文化类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服务,如生物量、碳汇或土壤质量,对修复期多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实地评估仍明显不足,这使得植物修复技术的综合价值在与常规修复技术比较时可能被低估。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直接的理论与应用意义,即在真实修复场景中量化生物-植物修复的多重生态收益,为污染场地治理技术选择提供更完整依据。

研究人员以佩萨罗市一处0.52 ha的污染地块为案例,评估该场地在实施生物强化(bioaugmentation)、植物修复和场地安全管控后形成的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多类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结果表明,该系统在夏季具有显著空气降温能力,能够固定二氧化碳、去除空气污染物,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功能恢复;同时,场地在空间上增强了周边城市绿地之间的连通性,形成了新的栖息地,并表现出一定景观审美价值。总体结论是,生物-植物修复的效益明显超出单纯的土壤去污范畴,能够同步改善周边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其正外部性应被纳入修复技术决策框架。

研究所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其一,在污染区实施本地烃降解微生物联合体的生物强化,并在沟槽体系内配置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形成生物-植物修复系统;其二,通过叶片蒸腾测量、叶面积指数(LAI)测定和i-Tree Eco模型估算空气降温、空气污染去除、碳汇和径流削减效应;其三,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开展场地与周边绿地、河流廊道之间的空间连通性分析;其四,采用土壤微生物群落水平生理特征(community-level physiological profile,CLPP)、脱氢酶(DH)与荧光素二乙酸水解酶(FDH)活性评估土壤质量恢复;其五,以等足类动物为生物指示物,通过肝胰腺细胞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组成、活性与氧化应激;其六,采用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模型评估场地景观美学价值。样本来源包括场地植被实测个体、不同时期土壤样品以及2025年春季采集的陆生等足类动物个体。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各小标题,对研究发现作系统解读。

3.1. Air Temperature Mitigation
研究人员基于叶片蒸腾速率、冠层投影面积和LAI,量化了植被在夏季白天的降温能力。结果显示,各物种在监测时段内蒸腾变化总体较稳定,累计蒸腾水量达到2121 kg,对应吸收热能5175 MJ,累计降温效应为12.7 °C m?2 day?1。其中,Chrysopogon zizanioides因LAI较高而表现出最高单位冠层投影面积潜热通量;Populus nigra及部分常绿灌木也具有较强冷却贡献。该结果说明,生物-植物修复形成的植物覆盖层不仅参与污染控制,也在城市热环境调节中发挥显著作用。

3.2. Air Pollution Removal and CO2 Sequestration
研究人员应用i-Tree Eco软件,对主要乔灌木的碳固定、污染物截留、产氧和雨洪调节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场地植被每年可去除1.82 kg空气污染物,并减少1.57 m3 year?1的地表径流;年产O2约472 kg,自栽植以来累计储存CO2为1607 kg,年固碳量为177 kg C–CO2。按物种看,Populus nigra与Tamarix africana在碳储存和碳固定中贡献最高。研究据此表明,污染场地的植物修复实践可兼具城市绿地的空气质量改善与碳汇功能。

3.3.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in Urban Areas
研究人员通过空间分析考察了修复场地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中的位置。结果显示,项目地与四处主要绿地的距离分别为45、90、240和280 m,且邻近河流廊道。该空间格局表明,该场地在城市斑块化绿地网络中具有“踏脚石”(stepping stone)作用,能够提高生态渗透性并增强生物在小尺度上的扩散机会。研究据此认为,修复场地的生态价值并不局限于其自身面积,还可能通过连接周边绿地和滨河廊道提升城市生态连通性。

3.4. Soil Quality Restoration: Analysis of Microbiological Activity
研究人员通过不同时期土壤样品的CLPP、DH和FDH指标分析土壤微生物功能恢复。结果显示,与修复前相比,接种后2周微生物活性略有增加,而30个月后FDH活性显著升高,在部分区域达到修复前的3倍;功能多样性也同步增强,Richness和Shannon指数均高于初始水平,而Evenness基本稳定。这说明随着生物强化与植物修复推进,土壤微生物代谢活性、功能多样性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能力逐步恢复,表明土壤质量改善具有明确生物学证据。

3.5. Soil Quality Restoration: Analysis of Bioindicators
研究人员进一步以陆生等足类A. pallasii作为生物指示物,对不同区域个体肝胰腺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分析。结果显示,该物种的细胞分布特征与既有用于生态毒理评价的A. vulgare相近,支持其作为适宜生物指示物。生物-植物修复区B细胞绝对数量低于过渡区,相对优势指数也略有降低,提示细胞组成存在轻度但显著变化;然而,不同区域在细胞死亡率、存活性和CFDA荧光强度方面未见显著差异,线粒体活性氧(ROS)仅表现为非显著上升趋势,自发荧光在修复区与未修复区相当但变异更小。综合而言,生物指示数据描绘出一种“恢复中的生态系统”状态:存在早期细胞应答,但尚无明显生态毒理损伤,支持土壤环境正在改善。

3.6. Aesthetic Improvement of the Site
研究人员采用MLP景观审美模型,对研究场地与佩萨罗市4处公园进行图像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场地景观评分为2.2,低于4处城市公园的2.9–3.6,但仍处于城市绿地景观评价范围内。图像特征显示,该场地草本覆盖占比相对较高,而其他公园树木元素更占优势。研究认为,虽然当前处于植被建植早期,场地审美价值尚未达到成熟城市公园水平,但人工湿地、多样植物生活型、植被化挡墙和格宾结构共同塑造了较为多样的景观结构,已形成一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

在讨论部分,论文强调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具有共同的植物生态学基础,但其具体表现又与修复设计密切相关。降温效应显著,部分原因在于滴灌系统维持了较高土壤含水量,从而支持较高气孔导度与蒸腾作用;空气污染去除和碳固定水平虽然尚低于成熟城市森林,但研究人员指出这主要与树龄小、叶面积尚未充分扩展以及树木密度较低有关,意味着随着植被发育,这些功能仍有提升空间。生态连通性效应则来自场地在城市斑块网络中的位置优势,以及人工湿地、边坡植被、格宾和生境异质性共同创造的多层次微生境。土壤恢复方面,微生物活性和功能多样性的提升被视为土壤支持服务恢复的重要证据,而生物指示物细胞学响应则从个体水平补充了生态恢复进程的证据。审美价值方面,虽然当前评分低于周边公园,但研究已证明植物修复场地能够被感知为城市绿色空间的一部分。论文同时指出,本研究为单一小尺度案例,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在城市尺度上的总量效应有限,且服务水平受灌溉、植物配置和工程结构等场地特异因素影响,因此其外推仍需谨慎。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研究人员对意大利中部佩萨罗市一处城市区域内实施的生物-植物修复干预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跨学科评估。与以往关于植物修复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相比,本研究考察了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功能,并证实该生态系统能够缓解夏季高温、吸收二氧化碳、去除空气污染物、改善土壤质量、创造新生境、支持生态连通性并提升场地美学质量。这些结果表明,生物-植物修复干预的影响超越了土壤去污本身,为植物修复而构建的生态系统能够改善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可通过水分管理、物种选择和结构要素设计等策略提升部分生态系统服务,但由于此类植物技术具有显著场地特异性,其应用仍难以广泛概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研究,以识别在多种生物修复和植物修复环境恢复实践中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关键过程。最后,若将这些植物修复的正外部性明确纳入修复技术选择所用的决策支持工具中,将有助于推动此类植物技术的更广泛应用,而其潜力目前仍未被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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