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Smart governance as a driver of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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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2017—2023年中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发现,智慧治理指数(SGI,衡量城市数字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营商环境指数(ENV,衡量城市营商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标)将相应提高相当于其自身标准差的22.1%。该结果在替换因变量、采用双重机
研究人员利用2017—2023年中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发现,智慧治理指数(SGI,衡量城市数字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营商环境指数(ENV,衡量城市营商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标)将相应提高相当于其自身标准差的22.1%。该结果在替换因变量、采用双重机器学习(DML,一种结合机器学习与因果推断的估计方法)、工具变量估计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感知交叉验证后依然稳健。这一效应在大城市、环境规制城市及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中更为显著,而在沿海—内陆或胡焕庸线(Hu-Line)维度上未发现显著差异。该模式通过两条渠道驱动:智慧治理增强了财政透明度(FT,衡量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的指标),降低了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智慧治理以数字整合替代了实体的行政审批局(AAB,集中办理审批事项的行政机构),降低了组织协调成本。进一步分析显示,智慧治理与创业活跃度及产业升级正相关,但其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数字治理可能通过减少对成本高昂的实体行政合并的依赖,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改革提供一条可推广的路径。
智慧治理作为制度效率的驱动因素:来自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表现的经验证据。该论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研究背景方面,各国政府大量投资数字技术以推动公共管理现代化,但数字化转型能否切实改善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尚不明确。现有文献分别关注电子政务、营商环境传统决定因素以及特定技术干预,缺乏对城市层面整体数字治理与多维营商环境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考察。研究人员利用2017—2023年中国296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辅以工具变量法(1984年电话数与年份交互项及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双重机器学习、替换因变量、剔除子样本及微观层面企业感知交叉验证,系统检验了智慧治理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结论表明,智慧治理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营商环境指数提升22.1%个标准差,该效应通过财政透明度提升(信息渠道)和以数字整合替代实体行政审批局(组织渠道)两条交易成本渠道驱动,且在大城市、环境规制城市和创新能力强城市中更显著;智慧治理还正向促进创业活动和产业升级,但对FDI影响经济意义较弱。研究意义在于:将数字治理与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为发展中经济体借助数字技术推进制度改革提供了可推广的路径证据。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2)工具变量法,利用1984年电话数与年份交互项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工具变量,通过Kleibergen-Paap秩LM检验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弱工具,Hansen J过度识别检验验证外生性;(3)双重机器学习,以随机森林和神经网络为基础学习器验证函数形式稳健性;(4)机制检验,分别以财政透明度指数和行政审批局存量虚拟变量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样本队列来源为296个中国地级市2017—2023年平衡面板数据,数据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智慧治理指数、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清华大学财政透明度指数、市政公告中的行政审批局设立数据以及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微观企业数据。
研究结果如下:
4.1 基线估计。通过仅含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智慧治理指数(SGI)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以基准模型计算,SGI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营商环境指数(ENV)提升约1.33分,相当于ENV标准差的22.1%。将SGI分解为三个子维度,系统应用(SAS)与制度技术支撑(ITSS)显著为正,价值取向(VOS)不显著。
4.2 稳健性与识别。采用滞后一期SGI、加入滞后因变量、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和1984年电话数与年份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均支持正向关联。工具变量通过弱工具检验,Hansen J检验p值为0.811,表示不足以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替换因变量为政府子指数和人文子指数、双重机器学习、剔除新冠年份及剔除GDP前25%城市后,结论依然稳健。微观层面,将2017年SGI与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匹配,企业主满意度对SG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4.3 机制检验。财政透明度渠道:SGI与财政透明度指数(FT)显著正相关,将FT纳入ENV回归后,SGI系数部分衰减,表明部分中介效应。行政效率渠道:SGI与实体行政审批局(AAB)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数字整合替代了实体行政合并;将AAB纳入ENV回归后,SGI系数部分衰减,且AAB系数显著为负,支持数字替代机制。
4.4 异质性。交互项回归显示,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环境规制城市和创新能力强城市中,SGI的正效应更强;在传统工业基地城市中效应更弱。沿海—内陆和胡焕庸线维度上无显著差异,表明效应不局限于传统优势区域,而是取决于本地行政需求与吸收能力。
总结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在机制检验中讨论了财政透明度渠道符合Bertot等(2010)关于ICT创造透明文化的观点,并补充了Shim和Eom(2008)的跨国证据。行政效率渠道支持Dunleavy等(2006)的数字时代治理框架,认为数字整合可部分绕过中国行政体制中“条块”结构带来的协调摩擦。异质性分析指出,数字治理的制度红利受行政复杂度与吸收能力制约,而非地理区位,与数字鸿沟文献一致。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利用2017—2023年中国296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发现智慧治理指数与营商环境指数之间存在稳健正向关联。SGI每增加一个标准差,ENV提升相当于其22.1%的标准差。该关联在替换因变量、微观企业感知、双重机器学习及工具变量估计下保持稳定。两条渠道——财政透明度提升(信息成本渠道)与以数字整合替代实体行政审批局(组织成本渠道)——得到中介回归支持。异质性表明,效应在行政改善需求高(大城市、环境规制城市)和吸收能力强(创新城市)的城市中更强,宏观空间维度无显著差异。下游效应方面,智慧治理正向影响创业活动和产业升级,对FDI影响虽为正但经济意义较弱。研究启示:数字替代实体合并的模式降低了行政改革的财政与政治成本,拓宽了可行改革路径;宏观空间维度无明显差异意味着数字治理可在吸收能力充分时提供广泛制度红利。局限包括:基准关联为条件关联,工具变量虽通过一系列诊断但无法绝对证明外生性;指数权重基于研究者选择;机制检验为渠道一致性检验而非正式中介分析;证据仅来自中国特定时期,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政治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