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政策工具、多维认知与小规模茶园农户减药实践采纳强度:来自中国福建省建瓯市的证据

《Sustainability》:Perceived Policy Instruments,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on, and Smallholder Tea Farmers’ Adoption Intensity of Pesticide-Reduction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Jian’ou Ci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6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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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小规模茶园农户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不仅需要关注采纳状态,还需要关注采纳强度。然而,关于感知政策工具如何与采纳强度相关联以及这些关联是否表现出相同的认知相关模式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调查了三种感知政策工具——补贴支持、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与采纳强度(以

  
鼓励小规模茶园农户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不仅需要关注采纳状态,还需要关注采纳强度。然而,关于感知政策工具如何与采纳强度相关联以及这些关联是否表现出相同的认知相关模式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调查了三种感知政策工具——补贴支持、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与采纳强度(以每位农户采纳的五个预定义减药实践类别的数量衡量)的关联。利用中国福建省建瓯市282名小规模茶园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人员估计了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并应用了有序Logit框架(Ordered Logit framework)下的Karlson–Holm–Breen分解(KHB decomposition)。结果表明,所有三种感知政策工具与采纳强度均呈正相关。KHB结果揭示了三种工具的不同认知相关模式。多维认知部分解释了补贴支持与采纳强度之间的关联。相比之下,能力建设支持或信息提供没有发现相应的间接关联。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解释小规模茶园农户采纳强度时区分感知政策工具的价值。为一种工具确定的认知相关模式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工具。
**研究背景与问题**:茶叶生产中化学农药的持续使用导致了农药抗性加剧、非靶标生物和生态系统受损等问题。减药实践应遵循综合病虫害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原则,涉及多种控制措施的系统性转型,而不仅仅是替代单一投入品。以往研究多关注农户是否采纳减药实践(二元指标),忽视了采纳强度(采用实践类别的数量)的差异。解释采纳强度差异需考虑农户面临的外部支持条件,如经济激励(补贴支持)、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然而,这些感知政策工具与采纳强度的关联,以及多维认知(包括感知施用成本优势、预期收益、环境认知和自我效能)在其中是否起中介作用,尚缺乏同一茶农样本中的比较证据。本研究旨在利用中国福建省建瓯市282名茶农的调查数据,检验三类感知政策工具与减药实践采纳强度的关联,并评估多维认知的中介效应。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技术方法**:本研究采用来自福建省建瓯市七个茶叶生产镇(徐墩、小松、东峰、东游、小桥、玉山、南雅)的282份有效问卷数据,样本通过三阶段分层抽样获得。研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估计感知政策工具(补贴支持、能力建设支持、信息提供)与采纳强度(0-5种减药实践类别)的关联,并计算平均边际效应。中介分析采用有序Logit框架(Ordered Logit framework)下的Karlson–Holm–Breen(KHB)方法,将总关联分解为直接关联和通过多维认知的间接关联。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为有序Logit模型、对补贴支持变量应用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以及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异质性分析通过全样本交互项检验合作社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采纳强度分布**: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纳强度均值为2.021,农户平均采用约两类减药实践。补贴支持、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的均值分别为0.149、2.826和3.340,表明农户感知信息提供强度最高,能力建设支持次之,补贴支持最低。多维认知均值为0.597。采纳强度分布显示,8.16%的农户未采用任何减药实践,采用1、2、3类实践的农户分别占25.53%、35.46%和19.50%,采用4类和5类的仅占9.57%和1.77%,说明采纳强度集中于中低水平。

**4.2 基线回归结果**: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包含控制变量),补贴支持(系数=0.661, p<0.01)、能力建设支持(系数=0.205, p<0.01)和信息提供(系数=0.196, p<0.01)均与采纳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H1a、H1b和H1c。

**4.3 边际效应**:通过计算平均边际效应,三类感知政策工具均显著降低农户处于最低采纳强度类别(AI=0和AI=1)的概率,并显著增加处于较高采纳强度类别(AI=3、4、5)的概率。例如,补贴支持使未采纳和仅采纳一类实践的概率分别降低5.7和11.9个百分点,使采纳三类、四类和五类实践的概率分别增加8.1、9.8和3.0个百分点。

**4.4 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为有序Logit模型,三类政策工具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补贴支持系数=1.156, p<0.01;能力建设支持系数=0.360, p<0.01;信息提供系数=0.343, p<0.01),结果稳健。对补贴支持进行熵平衡后,系数仍显著(系数=1.011, p=0.006)。Harman单因子检验中第一主成分解释方差为36.69%,表明不存在主导的共同方法因子。

**4.5 KHB中介分析**:通过有序Logit框架下的KHB分解,补贴支持的总关联(系数=1.194, p=0.001)、直接关联(系数=0.746, p=0.048)和通过多维认知的间接关联(系数=0.448, p=0.001)均显著,中介比例为37.49%,支持部分中介模式(H2a成立)。能力建设支持(间接关联系数=0.027, p=0.779)和信息提供(间接关联系数=0.044, p=0.651)的间接关联不显著,H2b和H2c未获支持。进一步将多维认知分解为四个维度后,补贴支持的联合间接关联仍显著(系数=0.444, p=0.008),但各维度单独间接关联均未达5%显著水平,自我效能维度边际显著(系数=0.166, p=0.061)。

**4.6 异质性分析**:通过全样本有序Probit模型纳入交互项,三类政策工具与合作社会员身份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补贴支持交互系数=0.561, p=0.186;能力建设支持交互系数=0.087, p=0.492;信息提供交互系数=-0.142, p=0.284)。能力建设支持与较高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在10%水平边际显著(系数=0.229, p=0.065),补贴支持和信息提供的教育交互不显著。因此,未发现异质性的稳健证据。

**总结讨论与结论**:讨论部分指出,三类感知政策工具均与采纳强度正相关,但补贴支持的关联部分通过多维认知中介,而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无显著间接关联,表明认知模式因政策工具而异。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单一样本区域、自我报告数据以及采纳强度仅反映实践类别数量而非实际农药减量。研究结论翻译如下:利用福建省建瓯市282名小规模茶园农户的调查数据,本研究检验了感知政策支持与减药实践采纳强度之间的关联。采纳强度以五类实践采纳数量衡量,而非二元采纳决策。结果表明,感知补贴支持、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各自与更广泛的减药实践组合采纳呈正相关。在完整的有序Probit模型中,相应系数分别为0.661、0.205和0.196,均在1%水平统计显著。边际效应估计进一步表明,处于最低采纳水平的预测概率降低,而采用多种实践的预测概率增加。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认知模式在三种感知支持渠道间并不统一。多维认知仅在补贴支持与采纳强度的关联中提供了部分中介模式的统计支持:间接关联为0.448,占总关联的37.49%。相比之下,能力建设支持和信息提供的间接关联不显著。四维度分析进一步显示,与补贴相关的间接关联联合显著,但无单一认知维度达到5%显著水平。因此,研究发现未识别出单一主导的认知机制。此外,正式交互检验仅提供了有限证据表明这些关联因合作社会员身份或教育水平而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发现表明减药支持的实施应关注农户是否感知到可用支持并与生产决策相关。同时,补贴相关支持可能比其他两种感知支持渠道更紧密地与农户对成本、收益、环境后果和实施能力的综合评估相关联。然而,本研究受限于横截面设计、单一区域样本、自我报告测量和实践计数结果,因此结果描述的是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政策影响,且未测量实际农药投入减量或生态结果。未来研究应使用更大规模的多区域纵向数据集,将农户调查与客观政策实施记录相结合,并将采纳测量与农药使用、病虫害管理绩效和生产结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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