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Toward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green growth in glob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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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持续性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广泛关注,世界各国领导人、环保主义者和学者达成共识,认为这对于可持续的未来至关重要。绿色增长(GG)作为传统经济增长的替代方案,正日益受到欢迎,以促进环境可持续性。此外,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球化在决定环境质量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本
环境可持续性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广泛关注,世界各国领导人、环保主义者和学者达成共识,认为这对于可持续的未来至关重要。绿色增长(GG)作为传统经济增长的替代方案,正日益受到欢迎,以促进环境可持续性。此外,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球化在决定环境质量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CS-ARDL、ARDL-PMG和DCCE等高级计量经济学技术,调查了1996年至2021年间48个全球经济体的绿色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长期估计表明,绿色增长阻碍了CO2排放,而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则增加了CO2排放。这一结果意味着绿色增长有助于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相反,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不利于环境可持续性。在短期内,绿色增长减少了CO2排放,而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了CO2排放。长期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绿色增长均可缓解CO2排放,而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则会加剧CO2排放。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决策者在设计可持续发展政策时,应将传统经济框架替换为绿色经济框架以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同时需要仔细监测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峻,燃烧高碳化石燃料被广泛认为是引发这些环境问题的主要驱动力。为了克服生态危机,通过能源转型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全球决策者已达成共识,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然而,众多经济体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时,往往妥协了其环境可持续性目标。在此背景下,确保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环境可持续性已成为应对碳排放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核心政策关注点。现有的实证研究虽然考察了环境可持续性的决定因素,但仍存在诸多未解的重要空白。近期的研究大多单独调查政治全球化或绿色增长在塑造环境结果中的作用,这些文献分支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散的。这些研究未能提供一个整合框架来同时评估绿色增长、私人投资与政治全球化在决定CO
2排放中的相互作用。此外,尽管私人投资被广泛认为是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主要融资来源,但实证文献在联合检验其与绿色增长和政治全球化时的环境影响方面仍存在缺失。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研究,旨在评估全球背景下绿色增长、私人投资和政治全球化对CO
2排放的影响。该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绿色增长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并促进环境可持续性,而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则对环境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设计可持续发展政策时提供了实证依据,强调了将传统经济框架向绿色经济框架转型的必要性,并呼吁谨慎监测资本形成与政治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后果。该论文已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期刊上。
在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选取了1996年至2021年间48个全球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类)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队列。研究以人均公吨CO
2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污染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作为绿色增长(Green Growth, GG)的代理变量,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作为私人投资的代理变量,并利用KOF政治全球化指数衡量政治全球化,同时控制了可再生能源、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度等变量。在方法学上,研究首先进行了截面相关性检验和斜率同质性检验,并运用CIPS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随后,采用Westerlund协整检验确认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回归分析中,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三种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由Chudik & Pesaran提出的CS-ARDL(截面相关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PMG(混合平均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以及DCCE(动态公共相关效应估计法),这些方法有效解决了面板数据中的截面相关性、斜率异质性、内生性和序列相关问题,从而确保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在研究结果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截面相关性、同质性与单位根检验结果
研究首先报告了Pesaran的截面相关性(CSD)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存在显著的截面相关性,证实了各经济体内变量间存在相互关联。斜率同质性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的检验统计量均高度显著,表明存在斜率异质性。CIPS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CO
2、可再生能源(RE)和贸易在I(0)处非平稳,但在I(1)处平稳;而绿色增长、私人投资、政治全球化(PG)和金融发展(FD)在I(0)处平稳。变量的截面相关性、斜率异质性及混合的整合阶数表明使用CS-ARDL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是合理的。
Westerlund协整检验结果
Westerlund协整检验的四个统计量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证实了所选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长短期估计结果
根据CS-ARDL、ARDL-PMG和DCCE方法的估计结果,在长期内,绿色增长与CO
2排放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绿色增长阻碍了碳排放。具体而言,在ARDL-PMG模型中,绿色增长每增加一单位,长期内CO
2排放量下降7.10%;在DCCE模型中下降2.80%。私人投资对CO
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了碳排放。政治全球化在长期内对CO
2排放具有正向影响,但仅在ARDL-PMG模型中估计系数显著,表明政治全球化在特定模型设定下加剧了碳排放。在控制变量中,可再生能源与CO
2排放呈显著负相关。在短期内,ARDL-PMG结果表明绿色增长和可再生能源显著降低了CO
2排放,而私人投资、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度则导致CO
2排放增加。误差修正模型(ECM)系数表明,前期的非均衡偏差在当期得到了显著修正,证明了长期均衡关系的稳定性。
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分组结果
分组分析显示,在长期内,绿色增长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均显著减少了CO
2排放。私人投资和资本形成总额在两组经济体中均显著增加了CO
2排放。政治全球化在ARDL-PMG模型中对两组经济体的CO
2排放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两组经济体的ARDL-PMG模型中均显著增加了碳排放。在短期内,绿色增长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降低了碳排放,而私人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显著增加了碳排放。误差修正系数在两组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存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有效机制。
结果讨论部分指出,首先,研究观察到绿色增长阻碍了CO
2排放,因而在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结果与研究人员的预期一致。绿色增长通过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和投资环保技术,在不损害经济目标的前提下促进了生态可持续性,表明向绿色增长模式转型对于经济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其次,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了CO
2排放,损害了环境可持续性。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投资者往往倾向于经济目标而非生态目标,且缺乏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若不进行可持续管理,资本形成将助长碳排放。最后,政治全球化对CO
2排放产生正向影响,不利于环境可持续性。其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对生态系统的立场存在分歧,难以在全球气候变化对抗上达成严格的环境规制共识。跨国公司可能影响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动机,导致国际协议未必能诱导所有国家切实减排。不过,研究也指出政治全球化的影响在不同估计器中并不统一,CS-ARDL和DCCE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应将其视为提示性证据而非确定结论。此外,1996至2021年间发生的诸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巴黎协定》等结构性变化可能对长期系数的解释产生影响,但由于样本分割会降低自由度,研究人员将估计系数解释为不同全球机制下的平均长期效应。
研究结论部分总结道,环境可持续性是全球决策者面临的最大关切之一。由经济活动上升引起的CO
2排放被认为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长期估计表明,绿色增长对CO
2排放产生不利影响,而资本形成总额和政治全球化对CO
2排放有正向贡献。短期研究表明,绿色增长和可再生能源通过降低CO
2促进环境可持续性,而资本形成总额、金融发展和贸易导致CO
2上升。基于结果,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决策者需加大绿色转型投资;政府应对污染企业实施碳税和处罚,并为私人绿色投资提供补贴;在国际层面,应建立基于公平原则的政策框架并加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同时,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决策者应根据本国发展阶段设定不同的政策优先级,以实现有效的气候和环境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