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能否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技术创新?来自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的证据

《Sustainability》:Can Green Taxation Stimul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patial Spillovers and Threshold Effec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8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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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TI)被广泛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研究利用2007年至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绿色税收(Green Taxation)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区分了狭义

  
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TI)被广泛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研究利用2007年至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绿色税收(Green Taxation)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区分了狭义绿色税收(Narrow Green Taxation, NGT)和广义绿色税收(Broad Green Taxation, BGT)。通过基准回归、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和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分析表明绿色税收改革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广义绿色税收的效果强于狭义绿色税收。狭义绿色税收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主效应最强。门槛分析进一步表明,无论使用狭义还是广义绿色税收,超过工业化门槛均能显著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差异化的绿色税收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本研究为优化绿色财政工具以推动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税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TI)被视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中国环境税收体系经历了从“排污费”到“环境保护税”的重大制度转型,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旨在通过税收激励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然而,既有研究对绿色税收的定义过于单一,未能区分狭义绿色税收(Narrow Green Taxation, NGT)与广义绿色税收(Broad Green Taxation, BGT),导致政策设计缺乏精准性。此外,区域间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技术能力的差异可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效应,但现有文献对此关注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狭义与广义绿色税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线性、空间与非线性影响,以期为优化绿色财政工具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2.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三类计量模型:基准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控制省份与年份效应)用于识别绿色税收的直接影响;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基于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用于分析空间溢出效应;门槛效应模型(Hansen面板门槛回归)以工业化水平(Industrialization Level, IND)为门槛变量,检验非线性关系。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绿色专利数据库、中国税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样本覆盖2007—2022年30个省份(剔除西藏、港澳台)。

**3. 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分析**
以2018年环保税改革为断点进行分段回归,发现在改革前(排污费时期)狭义绿色税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改革后转为正向显著(1%水平),表明环保税改革激活了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机制。全样本面板回归显示,狭义与广义绿色税收均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广义绿色税收的促进效应更强,验证了假说H1与H2。

**3.2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通过拉格朗日乘子(LM)检验、似然比(LR)检验与Wald检验,确定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狭义与广义绿色税收的主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两类税收均能激励本地绿色创新。狭义绿色税收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地区提高狭义绿色税收水平会正向促进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而广义绿色税收的空间滞后项不显著。空间自回归系数(rho)显著为负,表明区域间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竞争性抑制效应。效应分解进一步证实,狭义绿色税收的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显著为正,部分支持假说H3。

**3.3 区域异质性分析**
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区域。狭义绿色税收的主效应在东部显著为正,中部显著为负,西部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企业具备更强的创新响应能力,中部地区面临产业转型压力而将税收视为成本负担,西部地区则因基础设施薄弱而创新激励不足。广义绿色税收的效应模式类似,但在东部区域内还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东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的提升能促进邻近省份的绿色创新。这验证了假说H4,即绿色税收的创新效应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东部最强。

**3.4 门槛效应分析**
以工业化水平(IND)为门槛变量,检验发现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0.3085),而非双重门槛。当工业化水平低于0.3085时,狭义绿色税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广义绿色税收已显著为正;当工业化水平超过门槛后,两类税收的促进效应均显著增强,且系数增大。这表明工业化水平是调节绿色税收创新效应的关键变量,但效应呈单调递增而非U形,拒绝假说H5。原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中高工业化阶段,绿色金融与创新补贴政策缓解了税收的现金流压力,使得促增效应占主导。

**3.5 稳健性检验**
通过剔除人力资本变量、缩短样本期(剔除2008年数据)、替换被解释变量(改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狭义绿色税收的各效应方向与显著性未发生实质变化;广义绿色税收的主效应与直接效应保持稳定,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模型中出现显著但方向始终为正,说明结论科学合理。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绿色税收显著激励本地绿色技术创新,且广义绿色税收的促进效应强于狭义绿色税收,支持波特假说。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狭义绿色税收在全国层面产生正向跨区域溢出,而广义绿色税收的溢出仅局限于东部内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是创新激励的主战场,中部需避免单纯加税,西部应优先采用广义绿色税收。工业化门槛分析揭示,在低工业化阶段,广义绿色税收是更有效的初始工具;超过门槛后,两类税收均可发挥强力作用。因此,政策制定应结合区域发展阶段与税种差异,构建差异化绿色税收体系,并配套创新补贴与跨区域技术转移平台,以最大化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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