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价值:探讨智力资本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菲律宾上市公司财务绩效中的作用

《Sustainability》:Unlocking Value: Exploring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CSR an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Philippine-Listed Compan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8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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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的财务绩效(FP)之间的关系,并评估了智力资本(IC)的组成部分,即人力资本效率(HCE)、结构资本效率(SCE)和资本使用效率(CEE)在菲律宾上市公司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采用了纵向面板设计,

  
本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的财务绩效(FP)之间的关系,并评估了智力资本(IC)的组成部分,即人力资本效率(HCE)、结构资本效率(SCE)和资本使用效率(CEE)在菲律宾上市公司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采用了纵向面板设计,使用了2019年至2024年间来自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指数(PSEi)公司的13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CSR通过基于可持续性和治理报告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披露指数进行测量。智力资本(IC)使用增值智力资本(VAIC)框架进行了操作化。研究人员进行了分层调节面板回归,并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以及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检验。CSR与ROE显示出负向但不稳健的关联,表明在新兴市场背景下存在短期成本影响。在IC组成部分中,尽管CEE在汇总回归模型中表现出最大的交互效应,但其调节作用未得到面板稳健性分析的支持。HCE显示出正向但不太稳定的影响,而SCE则不显著。调节效应结果有限;HCE在基线模型中削弱了CSR与ROE之间的负向关系,但在稳健估计下失去了显著性。CEE显示出不一致的调节作用,而SCE没有调节作用。分解分析表明,环境和社会披露维度驱动了ESG披露与ROE之间的负向关联,而治理维度则是中性至略微正向的影响。企业应将CSR与资源能力相一致,强调资本效率和人力资本以减轻成本。政策制定者应在信息披露强制要求之外支持企业。本研究提供了来自新兴市场的纵向证据,表明CSR的价值取决于资源效率,而非天生具有有益性。
企业社会责任(CSR,即企业将社会和环境关切融入其商业运营及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战略举措)在当代商业中已演变为一项战略要务,不仅塑造了企业的道德义务,还深刻影响了其财务和竞争成果。随着全球对环境管理、社会问责和治理透明度日益重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指出,CSR能够增强利益相关者间的信任并使企业获得持续的资源配置权。然而,关于CSR与财务绩效(FP,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取收益的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结论仍存在分歧。部分研究通过资源基础观(RBV)指出CSR能提升企业声誉和盈利能力,但也有研究基于权衡视角发现CSR实施带来的合规成本会导致短期财务绩效下降。这种不一致性表明,CSR单独可能不足以产生卓越的财务成果,其有效性可能依赖于企业特定的能力和情境因素,尤其是在制度框架较弱且披露实践尚在演进的新兴市场环境中。

在此背景下,智力资本(IC,代表企业拥有的无形资源存量,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效率)作为CSR与FP关系间未被充分探索的关键机制被提出。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必须具备整合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以实现卓越绩效。IC能够使企业有效地设计、实施和利用CSR举措以创造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设计并将IC视为单一聚合构念,忽视了时间动态及其各组成部分(HCE、SCE和CEE)的独特作用,且鲜有证据比较哪个组成部分最能增强CSR的财务回报。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菲律宾上市公司从2019至2024年的纵向面板研究,探讨IC在CSR与FP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得出了CSR价值依赖于资源效率而非天生有益的结论。该研究为新兴市场情境提供了纵向证据,拓展了现有理论的外部效度,对管理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论文已发表在学术期刊《Sustainability》上。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和方法:研究采用纵向面板设计,样本队列来源于2019至2024年间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指数(PSEi)中持续存在的23家公司,共计13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研究人员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了包含158个项目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披露指数来测量CSR;采用增值智力资本(VAIC)框架将IC操作化为人力资本效率(HCE)、结构资本效率(SCE)和资本使用效率(CEE);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财务绩效。在数据分析阶段,运用了分层调节面板回归分析方法,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以及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

数据筛选与初步分析
研究人员首先对数据集进行了严格的质量筛查,通过标准化z分数和马哈拉诺比斯距离检测单变量和多变量异常值,并运用缩尾处理减轻极端值的影响。通过评估偏度、峰度及Q-Q图,确认所有变量满足参数分析的分布假设。在构建ESG披露指数时,实施了基于规则的编码协议,重测信度显示极强的编码一致性(κ = 0.87),环境、社会和治理维度的Cronbach’s alpha(α)和McDonald’s omega(ω)均超过了0.70的推荐阈值,确保了构念测量的可靠性。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表明,ESG披露与ROE之间没有显著关联(r = 0.013, p > 0.05)。相反,智力资本的各组成部分,HCE(r = 0.382, p < 0.001)、SCE(r = 0.368, p < 0.001)和CEE(r = 0.829, p < 0.001)均与ROE呈显著正相关。此外,HCE与SCE(r = 0.816)以及CEE与ROE之间的高相关性提示了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表明所有值均在可接受范围内,未构成严重的共线性威胁。

回归假设检验
在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在模型1中解释了ROE 41.7%的方差。加入ESG后(模型2),模型拟合度显著提升(ΔR2 = 0.0436, p < 0.01)。与假设H1相反,ESG对ROE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B = ?0.1961, β = ?0.2588, p < 0.01),表明较高的ESG披露与较低的会计基础财务绩效相关联。在IC的直接效应方面,HCE表现出对ROE的正向显著影响(B = 1.0688, β = 0.4426, p < 0.001),支持了假设H2a;CEE表现出最强的直接正向效应(B = 78.8028, β = 0.8950, p < 0.001),支持了假设H2c;而SCE对ROE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假设H2b未获支持。

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引入交互项检验IC的调节作用,ESG × HCE交互项呈显著正向(B = 0.0593, β = 0.2193, p < 0.01),表明HCE削弱了ESG与ROE之间的负向关系,支持了假设H3a。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在低水平HCE下,ESG对ROE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高水平HCE下,该负向关系减弱并变得不显著。相比之下,ESG × SCE交互项不显著,假设H3b未获支持。在汇总回归模型中,ESG × CEE交互项表现出最大的标准化交互系数(β = ?0.251),初步表明CEE是较强的调节变量,但在后续的面板稳健性分析中该调节效应未获支持。

稳健性检验
研究采用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及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稳健性检验。Hausman检验显示HCE和SCE模型适用随机效应模型,而CEE模型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在FE和RE估计中,HCE的主效应和ESG × HCE交互效应依然显著,表明其调节效应在控制了未观测的企业层面异质性后依然稳健。然而,在应用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后,ESG对ROE的主效应变得不显著,且ESG × HCE交互项也失去了统计学显著性。在CEE模型中,虽然其主效应在稳健估计下依然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交互效应在FE、RE及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均不显著。综上,面板估计提供了关于IC调节作用的部分及谨慎的支持结论:HCE的调节作用对模型设定敏感,CEE的调节效应不稳健,而SCE始终无调节作用。相反,CEE作为ROE的直接驱动因素表现出高度的稳健性。

补充分析
为了深入探究CSR与FP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将ESG分解为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维度。结果显示,环境和社会披露与ROE表现出一致的显著负向关系(如环境维度在HCE模型中:B = ?0.262, β = ?0.663, p < 0.001),表明这些维度带来了较高的短期合规与实施成本。相反,治理披露呈现出中性甚至略微正向的影响,表明治理实践与企业投资者预期更为契合。在调节机制上,HCE显著正向调节了环境、社会维度与ROE的负向关系,而CEE的调节效应在不同维度间并不稳健。这证实了IC对CSR结果的影响在不同ESG维度间存在异质性。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综合阐述了上述发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结果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普遍认为CSR能提升财务绩效的元分析证据提出了挑战,表明在菲律宾这类制度框架尚在演进的新兴市场中,CSR的操作化(如ESG披露)可能由于高昂的报告、合规及实施成本而无法立即转化为可测量的财务回报。这种负向关联可能反映了符号性披露行为或投资者对广泛可持续性披露短期内无法带来收益的悲观评估。但同时,研究证实了资源基础观在解释IC对绩效影响方面的适用性。IC的各组成部分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具有异质性:CEE作为最稳健的ROE预测因子,突显了在资本密集型新兴市场企业中,高效的有形和财务资源配置对于吸收CSR成本和维持长期举措的核心地位。HCE虽展现出一定的缓解短期财务压力的调节潜力,但在更严格的估计方法下效果并不稳定,表明单纯依靠员工能力是不够的;而SCE的收益通常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间接实现,故在本研究中作用不显著。更广泛的意义在于,研究提示了动态能力理论所预期的调节作用在严谨的面板估计下获得的实证支持有限,智力资本更多是通过直接的价值创造机制而非改变CSR投资回报率来影响企业绩效。最后,研究结论部分总结指出,CSR(通过ESG披露衡量)并未在新兴市场中一致地增强财务绩效,而是带来了短期的财务成本。智力资本在解释企业绩效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资本使用效率表现出最为稳健的直接正向效应。尽管在初步模型中IC的某些部分表现出调节作用,但这些效应对模型设定高度敏感。因此,研究强调了在新兴市场环境中评估调节效应时运用稳健面板估计技术的重要性,并指出释放CSR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高度依赖企业资源效率的条件性过程,而非一个自动受益的固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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