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Long-Term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Trade-Offs, and Future Scenarios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Urumqi–Changji–Shihezi Urban Agglomeration, Northwest China
编辑推荐:
生态系统服务(ESs)通过将生态过程与人类土地利用活动联系起来,支撑人类福祉和区域发展。然而,对于干旱区绿洲城市群,关于长期ES变化、景观类型贡献以及在不同发展路径下的未来响应的证据仍然有限。研究人员使用InVEST和统计分配方法量化了1990年至2020年U
生态系统服务(ESs)通过将生态过程与人类土地利用活动联系起来,支撑人类福祉和区域发展。然而,对于干旱区绿洲城市群,关于长期ES变化、景观类型贡献以及在不同发展路径下的未来响应的证据仍然有限。研究人员使用InVEST和统计分配方法量化了1990年至2020年UCS的五种ES,并将所得服务图与景观类型贡献和服务对关系相关联。PLUS模型生成了2030年土地利用路径,用于比较BAU、ED和EP情景下的ES响应。LEAS模块识别了气候、社会经济、地形和可达性因素如何促进土地利用扩展,从而间接塑造ES格局。结果显示:(1)1990年至2020年,食物生产(FP)从16.30 t·km-2波动增加至62.06 t·km-2,而产水量(WY)、碳储量(CS)、土壤保持(SC)和生境质量(HQ)分别下降了27.8%、5.7%、27.0%和5.4%;(2)五种生态系统服务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食物生产以中部绿洲平原高值、北部和南部低值为特征,而其他四种服务呈现南高北低的梯度;林地、草地和水体是支撑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主要景观类型;(3)生态系统服务相互作用动态变化:FP与HQ表现出明显的Pearson权衡关系,与SC呈现弱权衡,而WY-CS、WY-SC、CS-SC、SC-HQ、WY-HQ和CS-HQ主要表现为协同关系;FP-WY和FP-CS也呈现正Pearson相关性,表明绿洲区食物生产扩张部分与水资源和耕地相关的碳储量格局耦合;(4)2030年情景模拟显示差异化响应:在BAU和ED情景下,FP保持近乎稳定或略有下降,而WY、CS、SC和HQ略有增加;在EP情景下,所有五种服务相对于2020年均有改善,FP、WY、CS、SC和HQ分别增加约4.08%、2.33%、3.13%、9.60%和0.79%,使EP成为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和缓解FP相关权衡的最有利路径。研究结果确定了供给服务与水、土壤、碳和生境功能之间的冲突区域,并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和五家渠的差异化绿洲管理提供了依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在干旱区绿洲系统中,土地利用变化如何重新分配有限的水土资源,以平衡食物生产、城市增长、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生境维持,是核心生态关切。生态退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暖日益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尤其在脆弱、资源有限的干旱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资源利用难以维持。绿洲集中了水、土、大气和生物资源,构成干旱区定居和生产的生态基础。生态系统服务(ESs)评估将土地、水、植被和生境条件的变化转化为可跨时空比较的指标,对农业、城市扩张和生态保护依赖同一有限水土基础的干旱绿洲尤为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生态良好、经济发达地区或特定自然保护区,对干旱区绿洲城市群这类脆弱区域的长期ES变化、景观类型贡献及不同发展路径下的权衡/协同关系关注不足,限制了对自然资源均衡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支持。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城市群(UCS),该区域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区,是新疆政治经济核心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面临快速社会经济与脆弱生态基线之间的矛盾。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1)UCS的ES和景观类型贡献如何随时空变化?(2)ES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如何演变?(3)气候、社会经济、地形和可达性因素如何促进土地利用扩展,在不同未来情景下ES格局和关系如何响应?论文发表在《Land》。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人员整合社会经济、气象和遥感数据集,采用五个关键技术方法:(1)基于InVEST模型的水产量模块,利用水量平衡原理估算产水量(WY);碳储量模块,基于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碳库密度计算碳储量(CS);泥沙输移比(SDR)模块,计算潜在与实际土壤流失之差得到土壤保持量(SC);生境质量模块,基于土地利用适宜性和威胁因子累积退化压力计算生境质量指数(HQ)。(2)基于NDVI的分配模型,利用当地统计年鉴产量作为控制总量,NDVI作为空间分配权重,量化食物生产(FP),分别将粮食、蔬菜、水果分配至耕地,肉类、奶类、蛋类分配至草地。(3)景观类型贡献分析,比较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对各ES的供应能力。(4)Pearson相关系数识别ES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并以Spearman秩相关和Kendall tau作为稳健性检验;采样网格为1500 m渔网,提取各像元中心值。(5)PLUS模型,包含LEAS模块(通过随机森林量化2010–2020年土地利用扩展与15个驱动因子(GDP、人口、降水、温度、高程、坡度、土壤类型、距水体距离、距政府中心距离、距铁路距离、距各级道路距离等)的关系)和CARS模块(模拟2020年土地利用进行验证,并预测2030年BAU、ED、EP情景下的土地利用格局)。样本来源:UCS涵盖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石河子和五家渠,面积约8.6万km
2;数据包括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新疆统计年鉴等。
研究结果:
3.1. 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变
3.1.1. 食物生产服务:1990–2020年,UCS食物生产总量增加约280%,均值从16.30 t·km
-2增至62.06 t·km
-2,呈先快速增加后下降的分阶段模式。空间上,南部和中部绿洲平原供应能力高,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高海拔山区低。扩张主要受耕地和草地利用强度变化驱动,反映了农业生产资源集约利用,但可能加剧与生境质量等生态资源的权衡。
3.1.2. 产水服务:平均产水深度从70.10 mm降至50.66 mm,持续下降27.8%。空间格局稳定呈现南高北低梯度,变化显著区域位于南部高山冰川积雪区和下游汇水区。干旱气候与高蒸发导致北部和东部维持低水平。1990–2010年下降尤为突出,表明水资源再生生态基础弱化,面临暖干化气候和集约开发双重压力。
3.1.3. 碳储量服务:总碳储量先降后微升,从11.21×10
9 t降至10.57×10
9 t,单位面积均值从7917.54 t·km
-2降至7467.93 t·km
-2。空间格局稳定,南高北低,极高值分布于南部高山林地,高值分布于南部高海拔草地、中部耕地和北部低海拔草地,低值位于城市建成区、水体及未利用地。
3.1.4. 土壤保持服务:实际土壤保持总量从14.66×10
10 t降至10.70×10
10 t,总体下降27.0%。空间分布稳定,呈明显高程分带,高值集中于高海拔区,低值分布于低海拔区。变化显著区域位于南部山区产水能力强区域和人类活动频繁区,受降水、地形、植被覆盖和土壤条件综合影响。
3.1.5. 生境质量服务:生境质量指数从0.6955降至0.6583,累计下降5.36%,2000–2010年下降最明显(0.0181)。空间格局高度稳定,呈南高北低梯度,南部山区高值,北部沙漠-绿洲交错带低值,与自然本底和强高程分带性相关。
3.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演变趋势
食物生产仅分配至耕地和草地,耕地贡献主导,草地贡献从4.41%增至10.19%,反映畜产品比重上升。所有土地利用类型年均产水深度下降,林地、草地和耕地产水能力相对较高,建设用地最低;草地总产水贡献最大。碳储量方面,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贡献小;耕地碳储量增加,林地减少,草地先减后增;草地贡献超60%。土壤保持总量按草地、林地、水体、未利用地、耕地、建设用地递减;草地持续下降,林地和水体先降后微升。生境质量均值差异大(林地0.9245,水体0.8165,草地0.7331,未利用地0.6938,耕地0.4570,建设用地0.0022),均呈弱下降趋势。
3.3.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
1990–2020年,FP与HQ、FP与SC始终呈负相关(权衡),且HQ-FP权衡强于SC-FP;其余8对服务(FP-WY、FP-CS、WY-CS、WY-SC、WY-HQ、CS-SC、CS-HQ、SC-HQ)均呈正相关(协同)。协同强度排序:CS-WY最强,其次SC-WY、CS-FP、SC-CS、HQ-SC、WY-FP、HQ-WY、HQ-CS。时间变化上,不同时期各对关系向更强协同或更强权衡方向动态转变。1990–2020年整体,大多数服务相互作用向协同改善,仅HQ-WY、HQ-CS、HQ-SC向权衡恶化。稳健性检验表明多数服务对在Pearson、Spearman和Kendall相关下符号和显著性一致。
3.4. 土地利用扩展驱动因素及不同发展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
3.4.1. 土地利用扩展驱动因素贡献:PLUS-LEAS分析显示,2010–2020年,六种土地利用扩展类型的平均贡献中,土壤类型(10.46%)、距水体距离(10.33%)、GDP(9.94%)、高程(8.98%)和距政府中心距离(8.86%)为前五位因子。林地扩展与土壤类型最相关,水体扩展受距水体距离控制,建设用地扩展受距政府中心距离、GDP、人口和道路可达性强烈影响,耕地和草地扩展受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
3.4.2. 不同发展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BAU、ED、EP情景下,FP、WY、CS、SC、HQ均较2020年有所增加,EP情景增幅最大(FP增4.08%,WY增2.33%,CS增3.13%,SC增9.60%,HQ增0.79%),为最优路径。BAU和ED情景下WY、CS、SC、HQ微增,FP几乎不变或略降。空间格局与2020年相似。
3.4.3. 不同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三种情景下,服务间权衡/协同方向一致,但强度略有差异。EP情景下WY-HQ协同和FP-SC权衡相对较强。2020–2030年变化趋势相似:FP-CS、FP-HQ、WY-HQ、CS-HQ、SC-HQ向更强协同转变,FP-SC、WY-SC、WY-CS、CS-SC向更强权衡转变;FP-WY在BAU和ED下向协同,在EP下向权衡转变。
讨论总结:研究结果证实干旱区绿洲农业集约化可增强供给服务但削弱调节与支持服务,与已有研究一致。景观类型贡献分析表明耕地是食物生产核心载体,草地因面积大对产水、碳储、土壤保持贡献显著,林地和水体单位面积调节服务高但总量受限。权衡/协同动态演变要求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识别主导权衡并实施协调管理。多情景比较显示EP情景(生态保护优先)在协调服务方面最优,应严格划定生态红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以水定城定地。针对UCS各城市提出差异化策略:乌鲁木齐侧重紧凑城市发展、保护南部水源、恢复生态廊道;昌吉侧重基本农田保护、高效节水灌溉、荒漠-绿洲过渡带恢复;石河子侧重提高农业水生产力、维护防护林网、控制建设用地扩张;五家渠严格约束城市扩张、加强生态缓冲、恢复退化草地和湿地。研究局限性包括:空间分辨率不足以捕捉精细异质性;InVEST模型参数不确定性;未来情景未耦合气候变化;Pearson相关未考虑空间自相关和局部异质性;未量化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未来需耦合土地利用与气候情景、量化参数敏感性、纳入服务需求构建供需平衡图。
结论翻译:基于UCS的土地利用和情景信息,本研究评估了五种生态系统服务如何变化、哪些景观类型承载这些服务以及服务关系如何响应2030年替代土地利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1990–2020年,区域食物生产总体增加,而产水量、碳储量、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下降。产水、碳储、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呈南高北低空间格局和明显高程分带性。(2)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分布影响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强弱,各景观类型面积进一步影响总服务供应。(3)生态系统服务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权衡与协同。五种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具有动态性,在不同时期向更强权衡或更强协同转变。(4)PLUS-LEAS分析显示,土壤类型、距水体距离、GDP、高程和距政府中心距离是2010–2020年土地利用扩展的主导驱动因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通过土地利用变化间接受自然适宜性、水资源约束和社会经济可达性综合调控。(5)不同发展情景下,UCS的食物生产、产水量、碳储量、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相对于2020年均有不同程度增加,生态保护情景下增幅更明显。尽管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强度在情景间波动,但其相互作用机制和方向保持高度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将长期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景观类型贡献分析、权衡/协同识别和PLUS情景模拟相结合,可为干旱区绿洲城市群提供精细化的决策支持框架。对于UCS,生态系统服务优化不应依赖单一区域策略,而应根据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和五家渠的城市发展强度、农业功能、水资源约束和生态承载力实施差异化管理。然而,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耦合土地利用情景与气候变化路径,量化参数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并纳入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以提高干旱区绿洲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的政策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