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Environmental phylogenetics supports a steady diversification of crown eukaryotes starting from the mid-Protero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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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钟和早期微体化石组合的保存表明,真核生物在约16亿年前(Ma)已经存在且多样化。然而,最早可识别的冠真核生物化石仅出现在约1050 Ma,留下了中元古代约6亿年的空白,在此期间早期真核生物的进化和多样化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利用分子钟和出生-死亡多样化模型(b
分子钟和早期微体化石组合的保存表明,真核生物在约16亿年前(Ma)已经存在且多样化。然而,最早可识别的冠真核生物化石仅出现在约1050 Ma,留下了中元古代约6亿年的空白,在此期间早期真核生物的进化和多样化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利用分子钟和出生-死亡多样化模型(birth-death diversification models),结合环境序列的广泛多样性以考虑微生物生命中的未培养多数,推断了真核生物进化的时间线。研究人员的分析基于包含75,975个非冗余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和77个有力支持的化石校准的独特数据集,表明在最后一个真核共同祖先(Last Eukaryotic Common Ancestor, LECA)之后,元古代期间冠真核生物发生了稳步多样化。研究人员展示了Archaeplastida是最早多样化的超类群之一,并在整个元古代最为多样化,表明首次成功的质体内共生(plastid endosymbiosis)赋予了Archaeplastida可测量的进化优势。Discoba、Amoebozoa和Rhizaria在系统发育多样性上紧随Archaeplastida,表明冠真核生物在该时期已繁盛。这些结果与地质上稳定的元古代时期真核生物进化创新较少的普遍观点相悖,并表明所有现生超类群在中元古代已经建立。
**研究背景与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中元古代(1.6至1.0 Ga)是生物和地质上的停滞期,部分原因是化石记录稀疏且分类学上模糊不清。然而,分子钟和早期微体化石组合的证据表明,真核生物在约16亿年前(Ma)已经存在并具备一定多样性。但最早可识别的冠真核生物化石仅出现在约1050 Ma,留下了中元古代约6亿年的空白,在此期间早期真核生物的进化和多样化机制仍不清楚。此外,以往分子钟分析对微生物真核生物的环境序列代表性不足,限制了多样化动态的全面理解。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整合环境系统发育学、分子钟估算和多样化模型,以揭示元古代冠真核生物的多样化历史,并检验中元古代是否为真核生物进化创新的活跃期。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包含75,975个非冗余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的独特数据集,整合了来自长读长宏条形码数据(18S-28S rDNA)和18S rDNA参考序列的广泛环境多样性,并应用了77个有力支持的化石校准。通过系统发育重建和分子钟校准(使用TreePL软件),获得了32棵时间校准树,并在Discoba或Amorphea根部进行定根。多样化分析采用ClaDS(Clade-specific Diversification of Speciation)模型和BAMM(Bayesian Analysis of Macroevolutionary Mixtures)模型,估算谱系随时间的变化(DTT)、净多样化速率以及物种形成速率变化。样本队列来源为公开的PR2数据库和太平洋生物科学(Pacific Bioscience)长读长测序环境样本。主要技术方法包括:高精度系统发育重建(RAxML、IQ-Tree)、分子钟定年(TreePL)、多样化动态模型(ClaDS、BAMM)以及物种丰富度估计(普雷斯顿对数正态模型)。
**研究结果**
1. **包含广泛环境多样性的真核生物时间树**:基于75,975个非冗余OTUs的32棵时间树显示,最后真核共同祖先(LECA)的年龄中位数约为1775 Ma(Discoba根部)。第一个超类群分化发生在Discoba(1594 Ma),随后是Amoebozoa(1354 Ma)和Archaeplastida(1343 Ma)。所有其他超类群在中元古代约1275 Ma开始的约2亿年跨度内起源。不同化石校准方案(如纳入有争议的Rafatazmia化石)可将LECA年龄推至约2054 Ma,但主要结果稳健。
2. **估算现存真核生物总多样性**:通过物种丰度分布估计,系统发育树包含了总真核生物多样性(以99% OTU聚类定义)的50%至77%,其中较低采样分数更符合数据。采样分数在树中分布不均,如Nucletmycea和Holozoa采样较好,而Rhizaria、Alveolata和Cryptista代表性较差。
3. **真核生物的多样化动态**:ClaDS模型分析表明,Archaeplastida在起源后迅速积累多样性,从约1300 Ma至早中生代期间多样性最高。Rhizaria在起源后也快速积累,但后期放缓。其他超类群(如Discoba、Amoebozoa)在中元古代开始缓慢但稳定地积累多样性,向现代加速。净多样化速率(r = λ ? μ)随时间稳步增加,灭绝速率总体上低于物种形成速率,但Cryptista、Haptista和Metamonada等OTU丰富度较低的超类群显示出更高的灭绝速率。
4. **物种形成速率变化**:BAMM分析显示,当用累积分支长度校正后,物种形成速率变化的频率从中元古代到新元古代最显著下降(从每百万年每谱系4.9×10??降至1.74×10??),之后保持相对恒定。多数超类群中物种形成速率增加的比例高于降低的比例,表明多样性“促进”而非“阻碍”更多多样性。Rhizaria在元古代和显生宙中经历了最高比例的多样化速率下降。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整合了环境序列和参考rDNA序列,进行了迄今最丰富的真核生物分子钟和多样化分析。LECA年龄约1775 Ma与最早明确真核化石和先前分子定年一致。尽管中元古代化石记录中缺乏明确冠真核生物化石,但结果显示大多数超类群在中元古代已起源,支持了“Sppil-Rongis效应”(化石记录不完整性导致最早化石年轻于真实起源时间)。Archaeplastida的早期快速多样化归因于蓝细菌内共生获得质体,赋予其可测量的进化优势,并可能通过多次真核-真核内共生将光合作用传递至其他超类群。此外,异养超类群(如Rhizaria、Discoba、Amoebozoa)的早期分化可能受Archaeplastida扩张驱动,捕食关系和中元古代晚期的深海氧化也促进了其多样化。结论部分指出,早期真核生物进化仍知之甚少,但通过整合环境多样性数据,本研究揭示了冠真核生物在元古代不仅存在,而且持续多样化并积极参与生态相互作用。因此,被称为“无聊的十亿年”的晚古元古代至早新元古代时期,实际上是生物活跃的,见证了冠真核生物的稳步多样化和生态崛起。